禅是梵语Dhyãna的音译，印度语禅那的略称。禅那可以译为“思维修”、“静虑”，是佛教一种重要的修持方法，强调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禅宗与禅定修习有关，但禅宗之“禅”并不限定于禅定，是中国对于印度佛教最具创造性解释后的独特产物，也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禅宗是汉传佛教的八大宗之一，是最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适应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思考和言说方式。因此，禅宗既是正统的佛教派别，也是典型的中国智慧。禅宗在中国流传的时间悠长，地域广阔。唐末五代从中国内地传到东邻朝鲜半岛、日本、越南，近百年来又远播到欧美等地。
《坛经》是中国众多佛教著述中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经典性著作，由慧能口述，弟子法海等整理。慧能在《坛经》中将禅定之禅变为了智慧之禅，禅成为一种存在的智慧。《坛经》在历史上有很多版本。但根据研究，许多只是版本不同而已，内容上并无多大差异。真正有代表性的只有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契嵩本一系，往下又可以分为德异本系统和宗宝本系统。宗宝本与现存契嵩本相近，但在内容的编排上略有改动。今传最早的敦煌本，大约是在中唐建中（780—783）年间写定的。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后来藏于大英博物馆。1922年至1923年，日本人矢吹庆辉在大英博物馆考察时再度发现。宗宝本《坛经》刊行于至元辛卯（1291），至今仍然是最为流行的版本。
《坛经》英译时间跨度长达90余年，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翻译阶段：大众化阶段（1930—1950）、学术化阶段（1951—1970）、本地化阶段（1971—2000）和多元化阶段（2001—2020）。本文拟对《坛经》在英语世界四个阶段的译介情况和总体特征进行描述，勾勒《坛经》在英语世界90余年来的传播路径，以期从翻译策略、译者翻译模式和接受效果等方面，为中华典籍外译提供经验和启示。
一、《坛经》英译概述（1930—2020）
从1930年世界上第一个《坛经》英译本在上海佛教净业出版社出版以来，截至2020年，据统计，市面上共有21个《坛经》英译本（不含重印本和修订本），其中18个为全译本，占比约为86%，3个为节译本。
1930年至2020年，从出版社来看，《坛经》的21个英译本分别由20家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国大陆3家，中国台湾3家，日本1家，美国13家，美国出版社占比约为65%，是《坛经》英译本出版的主力军。从译者选取的翻译底本来看，15个译本以宗宝本为底本，占比约为71%，宗宝本无疑是最流行的翻译底本；4个译本以敦煌本为底本；2个译本以敦博本为底本。从翻译模式来看，15个译本各由一位译者独立完成，约占71%；6个译本由超过一位译者或者由翻译团体合作完成，约占29%。《坛经》21个英译本，共有24位译者和2个翻译团体参与完成。
《坛经》英译以顺向翻译为主。从译者来源来看，在《坛经》所有英译者和翻译团体中，来自美国的包括2个佛学翻译社（佛经翻译协会和佛光山国际翻译中心）、3位华裔译者和10位美国本土译者，约占57.7%；来自中国台湾的译者有5人，约占19.2%；来自中国大陆的译者只有3人，约占11.5%；来自中国香港的译者有2人，约占7.7% ；来自日本的译者只有1人，约占3.9%。由此可见，来自美国的译者成为《坛经》在英语世界传播的主要力量。他们中多为佛教徒，对禅宗文化充满兴趣，希望通过自己的语言优势将《坛经》和禅宗思想介绍到西方社会。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对《坛经》的主动译介还不充分，而且中国大陆译者的3个英译本，有2个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社出版，译本传播影响力尚待提升。
二、大众化翻译阶段（1930—1950）
文化典籍在他者文化中的传播与接受通常始于文本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译介。作为禅宗经典，《坛经》英译发轫于上海佛教净业出版社1930年出版，由黄茂林翻译的Sutra Spoken by the Sixth Patriarch，Wei Lang，on the HighSeat of the Gem of Law。1930年至1950年的《坛经》英译处于大众化翻译阶段，其特征表现为：第一，译者都是佛教徒，具有良好的佛学基础；第二，译本主要面向大众读者，译者的翻译动机主要是向大众传播和介绍禅宗思想，不过多使用注释。主要译者有中国大陆的黄茂林，他全译了宗宝本《坛经》，以及日本的铃木大拙，他节译了敦煌本《坛经》。
1928年佛教徒黄茂林应狄平子居士之邀，根据丁福保博士的《六祖坛经笺注》，开始将《坛经》译成英文，于1930年在上海佛教净业出版社出版。丁福保的《六祖坛经笺注》以元代僧人宗宝改编、自明代以来广为通行的宗宝本为底本。黄茂林的译本是《坛经》最早的英译本。狄平子是佛教徒，也是当时著名的新闻出版人。他有志于将《坛经》译成欧语，使禅宗得以传至西方。他的这一夙愿萦回脑际近三十年，直至黄茂林受邀开始英译《坛经》。黄茂林深感负担此项工作力不从心。佛教学识与语言技能的匮乏，都使他感到不能胜任此项工作。但是正如黄茂林自己在译者前言中所写，“此书尽管或有误译，但对无法阅读到原文，而宿生又领悟得很好的人来说，仍有用处”。他的翻译紧扣原文，比较贴近信徒体验。由于只有文内括号加注，没有脚注和尾注，其译文可能会让那些缺乏大乘佛教知识的读者感到晦涩难懂，所以他“相信不久的将来，译者或精通大乘佛学的大师能提供新的译本，附上注释，这样，这部经典将是所有人都能读的了”。
黄茂林的《坛经》英译本之后在海内外被多次编校和再出版，可见他的译本确实起到了举旗引领的作用。1932年，美国传教士德怀特·戈达德（Dwight Goddard）在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出版了英文著作《佛教圣经》（A Buddhist Bible），里面收录了戈达德根据黄茂林英译本修订翻译的 The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戈达德之前曾在日本京都的一家修道院学习了一年，是最早将禅宗佛教带入美国的西方人之一。戈达德的修订译本更多地体现了译者对文本的操纵，他省略了与经书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重新组织，令原文更加有序。美国“垮掉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就曾经研读过戈达德的《佛教圣经》（A Buddhist Bible）并深受其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禅宗作为东方文化的精髓，开始进入西方，为西方现代思潮注入新的源泉。1893年，第一次世界宗教大会（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在美国芝加哥召开，这次会议极大促进了东西方宗教的交流和互鉴。日本著名僧人释宗演（Soyen Shaku）受邀出席大会并发言，铃木大拙（Daisetsu Teitaro Suzuki）为宗演翻译了演说稿。参会的佛教徒美国人保罗·卡洛斯（Paul Carus），对宗演法师心生佩服。之后，他请宗演推荐一位日本佛学家来美国一同翻译及出版佛教典籍。宗演推荐了铃木大拙。铃木大拙语言天赋很高，精通中文、英文、梵文和巴利文。1897年2月，铃木大拙离开横滨，到达美国，在卡洛斯开设的出版公司进行有关东洋学的翻译、校对和杂志编辑工作，长达十一年。1927年，铃木的《禅佛教论集（第一辑）》（Essays in Zen Buddhism: First Series）在美国出版，被历史学家怀特（LymnWhite）称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如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一样重大。1935年，铃木大拙的《禅宗手册》（Manual of Zen Buddhism）由Eastern Buddhist Society出版，里面收录了他对敦煌本《坛经》第二十四到三十文段加上第四十八段的英译。铃木传播禅学的主要动机是宗教性的。他是一位禅者，也是一位学者。他的译文主要针对大众读者，因此注释很少，学术色彩不太浓厚。但是他在第四十八段的英译中省略了敦煌本部分原文，对此却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因此招致一些批评。铃木大拙长居美国，英文功底扎实且较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他擅长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去介绍和解释禅宗，他所阐释的禅宗思想被称为“铃木禅”。铃木大拙强调禅悟，积极推动东西方思想在深层次的心智领域碰撞交融，因此赢得了“世界禅者”的美誉。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除了黄茂林的英译本《坛经》及其相关编校版和再版，以及铃木大拙《禅宗手册》对敦煌本《坛经》的节译外，没有其他《坛经》英译本出现。
三、学术化翻译阶段（1951—1970）
20世纪50年代起，“禅学热”开始风靡西方世界，禅学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时期。从1951年至1970年，《坛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无论在译本数量还是翻译质量上都进入增长阶段，学术化翻译特征开始显现。这一时期的《坛经》英译，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译者多为华裔学者，开始出现美国本土译者。译者都具有良好的佛学或哲学基础，华裔译者以源语文本文化为中心，志在将东方禅宗文化“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西方世界；第二，翻译学术化特色明显，译者多使用注释，一些译本正文中开始出现汉字和威妥玛式拼音，表明《坛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已从起步期面向大众读者逐渐转向面对佛教徒、学者等专业读者；第三，这一时期恰逢美国“禅学热”，《坛经》英译对美国的文学艺术创作以及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译本包括香港佛教居士陆宽昱的宗宝本全译本、美籍华裔哲学家陈荣捷的敦煌本全译本、美籍华裔佛教徒冯善甫和冯善敦兄弟宗宝本全译本、美国禅宗研究专家菲利普·扬波斯基（Philip B.Yampolsky）的敦煌本全译本。
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但人们在精神上却感到空虚茫然。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经过铃木大拙和艾伦·瓦兹（Alan Watts）多年的大力译介，禅宗思想成为最流行的东方文化思想。此时西方世界接受的禅学，是由日本文化浸染后的禅学思想。日本的禅宗是从中国输入的，又具有民族的、时代的特征。日本的禅宗派系与中国禅宗不尽相同，但基本宗义是大体一致的。隐藏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背后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当时美国社会接受东方禅宗思想的基础。新一代的佛教徒、诗人和知识分子通过英文的译介，将他们对禅宗的热情带入了他们的写作和生活中。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和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等将禅宗思想推到了美国文学和文化界的最前沿，以此来对抗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基督教价值观。当时，佛禅思想一方面直接影响美国作家，另一方面通过中国禅意诗影响美国文学。1958年加里·斯奈德在一位中国教授的帮助下，英译了24首寒山诗，并发表在“垮掉派”刊物《常青评论》（Evergreen Review）第2卷第6期上。美国犹太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也深受禅宗思想影响，其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1951年第一次出版就引起轰动。该书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的成长小说，书中借用禅宗典籍中师父教导弟子常用的劝诫和引导的方法写作。此外，书中还通过人物的言行构建隐喻故事，这与禅宗公案类似，为主人公思想顿悟铺平了道路。在充满焦虑和不安的五六十年代，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禅宗思想成为当时思想荒野中的精神归依，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他们试图从《坛经》“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和“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思想中寻求自我肯定和心灵上的慰藉。西方文明希望借助禅宗思想这一东方异域文化来进行自我救赎。1965年美国“外来移民和国籍法修正案”发布以后，引发了亚裔移居美国的热潮，源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佛教徒人数陡然上升，美国的佛教徒总数达到2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0.1%。
陆宽昱（Charles Luk），生于中国广东省，居于香港，是太虚大师弟子。他曾英译了多本大乘佛教经典，是著名佛经翻译家。1962年，他将根据宗宝本《坛经》英译的The Altar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the Supreme Zen Sutra of theHui Neng 收录于他自己所编的Ch’an and Zen Teaching中的第三册出版。陆译本采用了脚注，对一些佛教专有名词、地名等进行解释。
陈荣捷（Chan Wing-tsit）是美籍华裔哲学家、朱子学专家，被称为“北美大陆的儒学拓荒者”。他在海外弘扬中国哲学60年，积极从事中国哲学的英译，翻译了《道德经》《近思录》《传习录》《坛经》等。1962年，他根据敦煌本《坛经》英译的The Platform Scripture: the Basic Classic of Zen Buddhism 由美国圣约翰大学出版社出版。陈荣捷在汉译本《中国哲学文献选编》“自序”中提出，自己在翻译时，“书名必译，有词必释，引句必溯其源”。他的英译本《坛经》就很好地体现了上述翻译原则。在其英译本中，陈荣捷先对《坛经》进行了一个总体介绍，接着采取中英文对照的形式编排翻译。例如21节中“法门无边誓愿学”，陈荣捷翻译为“I vow to study an infinite number of gates to the Law”，并且对“法门”一词在尾注中予以解释“Fa-men 法门，translated in sec.13 as method，is here rendered as ‘gates to theLaw.’ Fa means method.Men has both meaning of gate and divisions of kinds，thus itmeans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methods，variety，etc”。陈荣捷的注释基本以尾注形式出现，很多采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汉字+英文释义”的方法，以此来帮助读者理解相关文字与译文，使译文与注解相资相益，有利于西方读者全面地理解《坛经》蕴蓄的禅宗思想。陈译本主要以源语文化为中心，希望将东方禅宗文化“原汁原味”传递到西方世界。正如韦政通介绍，陈荣捷的英译，不只是译文而已，为了推阐中国哲学于欧美，为了方便读者，凡与所译之书可能相关而又必要的知识，以及能增进读者对经典全面了解者，无不悉备。
冯善甫（Paul F.Fung）和其弟冯善敦（GeorgeD.Fung）都是医生并具有博士学位。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旧金山一带进行弘法活动，并发起组织了“佛禅会礼教堂”（Buddha’s Universal Church）。兄弟2人花费10年时间，根据宗宝本《坛经》英译的The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on The Pristine Orthodox Dharma 于1964年由佛禅会礼教堂出版。该译本尽量采用现代和易懂英语进行翻译，每个章节译文之后附上尾注，在译本最后附上英语、梵语和汉语三语对照词汇表，体现了译者深厚的佛学素养。
菲利普·扬波斯基是禅宗研究专家和译者。他于1942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1954年，扬波斯基获得富布莱特基金资助，到日本京都进行有关慧能的博士论文研究。1965年，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扬波斯基是根据收集在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本《坛经》，同时参考矢吹庆辉和铃木大拙的兴圣寺和大乘寺版本，采用铃木的57节分法，翻译了《坛经》（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the Text of the Tun-huangManuscript with Translation，Introduction，and Notes），于196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坛经》背景知识的介绍，包括禅宗自传入中国到成为中国佛教重要宗派的过程、慧能传记、《坛经》的形成和内容分析；第二部分是《坛经》英译。1967年，学界认为有两本书影响了世界佛学界对禅宗的研究，一本是日本学者柳田圣山的《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另一本就是扬波斯基根据敦煌本翻译的《坛经》。时至今日，欧美学者在研究《坛经》的时候，基本都是根据敦煌本和扬波斯基的英译本。扬波斯基仔细考证了关于《坛经》的各种不同历史资料，在翻译时尽量忠实原文，基本上是逐字翻译，例如他直接借用了一些梵文词汇，mahãprajñãpãramitã，prajnã，sãmadhi等。当遇到敦煌本的文义解读存在困难，或有明显讹误，扬波斯基则参照兴圣寺本，并加以注释，且文中注释都非常详细。扬译本在书末附中文术语、参考书目和《坛经》中文原文，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学术色彩浓厚。界定好的译本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目标语国家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是否采用该译本。扬译本在美国学界具有较高认可度。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学者Morten Schlütter 和Stephen F.Teiser等主编的《坛经研读》（Reading of the Platform Sutra），里面《坛经》英译正是采用扬波斯基的翻译。同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再版了扬波斯基的《坛经》英译本。在再版序言中，美国学者Morten Schlütter指出，正是由于扬波斯基《坛经》英译本第一版的出版，西方禅学研究得到了极大的推进，涌现了很多对于早期禅宗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发现。
四、本地化翻译阶段（1971—2000）
进入20世纪70年代，第一波禅宗热开始减退。但是禅宗热留下的禅院、坐禅中心、禅院道场在美国得以保留下来并开枝散叶。禅宗在美国逐渐本土化，而且不少美国作家本身是禅宗徒、禅修者或甚至出任禅院之主持。武藏野大学肯尼斯·K.田中（Kenneth K.Tanaka）对佛教在美国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把美国的佛教流派大致分为四类：传统亚裔美国人佛教流派、新兴亚裔美国人佛教流派、新皈依禅修佛教流派和新皈依念佛佛教流派。其中新皈依禅修的本土美国人，约130万。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而选择佛教信仰和修行实践，主要参与禅宗（特别是日本的禅宗)的修行，不仅在美国佛教徒中人数众多，在普通美国人中也影响最大。所谓的“床头柜佛教徒”和受佛教影响的美国人，主要通过禅修来接近佛教。《坛经》是禅宗的核心文本，是一本成佛之书，教人如何顿悟成佛。要想通过禅修来接近佛教，《坛经》不可不读。
伴随着禅宗在美国逐渐本土化，从1971年至2000年，《坛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进入一个面向本土大众读者、本土译者广泛参与的本地化翻译阶段，这一阶段译本数量与第二阶段（1951—1970）持平。这一时期的《坛经》英译，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开始出现机构化的《坛经》英译。佛经翻译社参与效仿古代的佛教译场，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第二，通过译本的译者序发现，译本主要面向本土大众读者；第三，这一时期一半的译本出自美国本土译者，包括柯利睿和马克瑞。两位译者都拥有博士学位，具有良好的禅学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双语能力。主要译者或者组织有法界佛教总会佛经翻译协会、中国台湾学者杨维连、美国学者柯利睿（Thomas Cleary）和美国学者约翰·马克瑞（John R.McRae）。主要英译本有4本，均以宗宝本《坛经》为底本。
宣化上人出生于吉林省双城县，现代佛教高僧，是将佛教传入西方世界的先驱者之一，对于佛教在美国西岸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1959年，宣化上人派弟子在美国成立了中美佛教总会，后改为法界佛教总会（Dharma Realm Buddhist Association）。1962年，宣化上人前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弘法，后创建万佛圣城（City of Ten Thousand Buddhas）。1973年，他在旧金山华盛顿街成立国际译经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将其所讲的经典，译为英文及其他语言。宣化上人不能算是翻译实践的操作者，而是一位译场的组织者。宣化上人组织翻译《坛经》，正是希望佛的心印之法由此在西方得以永久的传播，西方人能够阅读、背诵、学习这部经，将来有一日成佛、成菩萨或者祖师。1971年，在宣化上人的指导下，由上人所创立的法界佛教总会佛经翻译协会（Buddhist Text Translation Society）将宗宝本《坛经》翻译为英文并附上了上人讲解《坛经》的英译（The Sixth Patriarch’s Dharma Jewel Platform Sutra：With the Commentaryof Tripitaka Master Hua）。国学大师汤用彤认为，通佛法有二难，一名相辨析难，二微义证解难虽然宣化上人并不实际执笔进行《坛经》英译，但是他在翻译开始前，会用浅白的汉语讲解《坛经》，一是为了普度众生，广施教化；二是对禅宗思想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解释，宣示佛法精义，解答疑问，以便译者能够顺利开展翻译工作。法界佛教总会佛经翻译协会认为，永远无法将佛经翻译委托给一个人独立完成。因此，该协会模仿古代佛教译场，经过翻译、修订、编辑和检校四个部门合作，最后才出版英译佛经。这四个部门的负责人是比丘和比丘尼，他们毕生致力于佛陀教义的研究和实践，各部门各司其职又通力合作。该协会所选择翻译的佛经都强调佛陀教义在实际中的运用。
柯利睿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位多产的译者，将五十多部佛教、道教、儒家和伊斯兰著作翻译为英文，翻译的作品涉及多种语言，包括梵文、中文、日文、巴利文和阿拉伯语。柯利睿根据宗宝本《坛经》翻译的The Sutra of Hui-neng:Grand Master of Zen，于1998年由美国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Publications）出版。柯译本将《坛经》第九章和第十章合并为一章，共有九章，主要针对大众读者，不做过多的考据，没有注释，文末也没有提供词汇列表和索引，用拉丁转写的梵文也没有严格标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译本还包括了慧能对《金刚经》共三十二章逐句注释的英译，这在之前其他《坛经》英译本里没有包括。柯利睿的翻译或许体现了某种灵活性，但也缺少学者型译者的严谨。
约翰·马克瑞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克瑞教授曾经在印第安纳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任教，是禅宗史研究的著名学者。马克瑞对于禅学的浓厚兴趣，源于20世纪50年代风靡西方世界的“禅学热”。在研习禅宗史的过程中，马克瑞还受到另外一位美国禅宗史研究专家，也曾翻译过《坛经》的菲利普·扬波斯基的学术指引。马克瑞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出版的《北宗与早期禅宗的形成》（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为禅学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禅学研究视角，对整个佛学发展历程进行了检视和完善。他根据宗宝本《坛经》英译的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于2000年由沼田佛教翻译研究中心出版。该译本主要针对大众读者，译者在圆括号内提供了与英译词汇相对应的罗马拼音或梵语术语，在方括号内补充了一些对话或者句子的主语，便于普通读者理解。除了《坛经》英译文，译者还在附录中提供了门人法海辑录的《六祖大师缘记外记》，柳宗元撰写的《赐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撰写的《大鉴禅师碑》和南海释宗宝《跋》的英译版。
五 、多元化翻译阶段（2001—2020）
进入21世纪，《坛经》的英译本数量迅速增长，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展现了《坛经》在西方世界的持续影响力。这一时期的《坛经》英译，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译者国籍和身份具有多元化色彩。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译者或翻译团体都参与到《坛经》的英译工作中来。译者中既有佛法大师、佛教徒，也有大学教授，还有艺术家、职业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佛教翻译团体；第二，译者模式多元化。除了单个译者独立翻译之外，开始出现多个译者合作翻译，例如来自中国台湾的林光明、蔡坤昌、林怡馨三人合作翻译敦博本《坛经》，来自美国的释大光（Dae Kwang）禅师和中国香港的释大观（Dae Kwan）禅师合作翻译宗宝本《坛经》；第三，读者对象多元化。既有面向大众读者的，也有面向佛教徒、学者等专业读者的。主要译者或组织包括：湖南师范大学的蒋坚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褚东伟；台湾的成观法师以及佛教徒林光明、蔡坤昌和林怡馨；美国的释大光禅师和中国香港的释大观禅师；美国的作家和翻译家赤松（Red Pine）、学者和艺术家艾迪斯（Stephen Addiss）、儒学研究者艾文贺（Philip J.Ivanhoe）、佛光山国际翻译中心、法界佛教大学的马丁·维荷文（Martin J.Verhoeven）和法界佛教总会的释恒实法师（Reverend Heng Sure）、释照道禅师（Daniel J.Scharpenburg）。该阶段《坛经》共有11个英译本，其中7个是宗宝本的全译本，包括成观法师、佛光山国际翻译中心、蒋坚松、马丁·维荷文和释恒实、释照道、褚东伟、释大光和释大观译本；1个是宗宝本的节译本，即艾迪斯的译本，他节译了宗宝本行由品第一；1个是敦煌本的节译本，即艾文贺的译本，他节译了敦煌本4、6、8文段和12—19文段；2个是敦博本的全译本，包括林光明、蔡坤昌等人译本以及赤松的译本。
来自台湾的林光明、蔡坤昌和林怡馨，根据大陆杨曾文校写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历时九年于2004年翻译出版The Mandala Sutra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New DunhuangMuseum Version Revised by Professor Yang Zengwen，这是第一个敦博本《坛经》英译本。译本采用汉英对照方式，将铃木大拙校订的敦煌本与杨曾文校订的敦博本上下并列，以便读者了解其差异。译者认为《坛经》基本上是一本以六祖慧能讲述为主的对话录，所以用对话录的形式可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让读者觉得《坛经》不是一部高深的佛经，而是一部六祖与弟子间充满智慧和哲理的对话录。此外，林译本对全世界敦煌系统本《坛经》研究情况和《坛经》英译情况作了简要介绍。译者还用单独的章节讨论翻译时遇到的困难，举例说明《坛经》近二十个英译本不同的翻译方法，并用列表综合对比一些佛教专有名词在各译本中不同的译法，有助于感兴趣的读者全方位了解《坛经》英译情况。
赤松，真名比尔·波特（BillPorter），是美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和汉学家，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中国诗歌和宗教文本翻译者之一。1983年，赤松在美国翻译出版的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 成为英语世界第一个寒山诗全译本。此外，赤松还翻译了《心经》《金刚经》《坛经》和《楞伽经》等佛教典籍，在欧美引起极大的反响。1993年，赤松关于中国隐者的作品Road to Heaven：Encounters with Chinese Hermits（《空谷幽兰》）在美国出版后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赤松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就像和古人跳舞。翻译佛经则是和祖师坐在一起。2006年，赤松根据杨曾文校订的敦博本《坛经》翻译的The Platform Sutra：the Zen Teaching of Hui-neng 在美国出版。赤松认为，在宣扬大乘佛教支派禅宗的所有经文中，《坛经》一直是被研习最多、引述最广、影响最大的经典。译文部分赤松没有加注，而是在译文后加上自己的评注。他在评注中列出了《坛经》各版本的明显差异，并把宗宝本中未见于敦煌本的段落翻译出来，方便读者了解文本的演变历程。赤松还附上了敦博本《坛经》的汉语文本。在附录中对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给出了英汉对照表，方便读者查询。
2012年，湖南师范大学蒋坚松教授依据宗宝本为参照的德异本英译的Tan Jing: the Sutra of Huineng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被收入“大中华文库”丛书系列。蒋坚松认为《坛经》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已经渗入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其影响已经超出佛教范围和中国范围。蒋译为了反映《坛经》的原貌，在传达文本的字面意义的同时，力争在可能的范围内传达文化内涵，再现文体特征。对文本、文化、文体的三重关注，是蒋坚松在翻译这部佛典时所采取的策略。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坛经》字面意义的传达以直译为主，在正文之外提供了若干语言和文化注释来传递文化内涵，并试图再现原文的散文和韵文文体特征。蒋坚松认为，典籍的生命力来自其经典性，为了保证译文的生命力，最好的策略也许是以不变应万变，从内容到形式回归原典。
从2007年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褚东伟教授开始以宗宝本为底本进行《坛经》的英译，根据邓文宽、荣新江录校的《敦博本禅籍录校》进行《神会语录》的英译，历时八年完成，于2015年在美国iUniverse出版社出版The Wisdom of Huineng，Chinese Buddhist Philosopher：The Platform Sutraand Other Translations。该书被BlueInk Review书评社推荐为2015年好读网（Goodreads）最佳图书候选图书。根据笔者与褚东伟的通信得知，他在翻译《坛经》时，虽然以宗宝本为底本，也同时参考了敦煌本等其他版本互校帮助理解并进行补缺、验证。译本对象是普通大众和学界人士兼顾，翻译的原则主要是要让读者获得英文《圣经》一样的无障碍阅读体验，克服佛教典籍英译中非宗教人士不能读的障碍，所以他在翻译时候力求准确的同时比较注意英语的流畅度，努力克服死译造成的半生不熟的文字。褚东伟认为，禅宗佛教所强调的离色离相，在语言上就是重意义而轻字面，在翻译上就是译意为主、译字为辅，以精神的顺利传达为要务。
广东四会六祖寺组织邀请佛教界、学术界权威专家，历时近三年，于2016年完成了《六祖坛经》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韩文、日文等十一种语种的翻译及解读工作，由华文出版社向全世界出版发行。英文版Sutra Spoken by the Sixth Patriarch由美国的释大光禅师和中国香港的释大观禅师（比丘尼）根据宗宝本《坛经》共同合译完成。六祖寺组织的《坛经》英译，采取美国译者和中国香港译者“中西合璧”合作翻译模式，无论在翻译环节还是在传播领域，可以最大限度地“跨越差异”，发挥各自所长，从而实现文化间的有效交际和长效传播。两位禅师希望通过《坛经》的英译工作，纪念去世的师父崇山大禅师，向全球弘扬禅宗佛法。他们的英译本，简洁流畅，没有任何注释，主要面向大众读者。
六、结语
禅宗是佛教的中国化，而《坛经》是禅宗的核心经典文本，禅宗已与儒道一起构成中国思想的主干和核心，其影响远播世界。《坛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经历了四个阶段，大众化翻译阶段译者都具有禅学背景，译本主要面向大众读者，不过多使用注释；学术化翻译阶段译者多为华裔学者，译本主要面向专业读者，多用注释，这一时期又恰逢美国“禅学热”，《坛经》英译对美国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本地化翻译阶段开始出现佛经翻译社参与英译工作，译本主要面向本土大众读者，译者一半来自美国本土；多元化翻译阶段，译者国籍和身份具有多元化色彩，开始出现多译者合作翻译模式，译本阅读对象兼顾大众读者和专业读者。《坛经》在英语世界大众化——学术化——本地化——多元化的译介路径，可以从历史文化语境和个案分析角度，在翻译策略、译者翻译模式和接受效果等方面为中华典籍外译提供经验和启示。
作者简介：熊伟，博士，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文婧，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翻译学博士研究生，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