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的学术思想, 一直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 。 他研究的立足点, 是现代汉语语法。但是, 一方面,作为一名教师,他要把自己掌握的知识,特别是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学生以及广大受众理解和接受,因此,不能不研究传授学。另一 方面, 为了研究的深化, 他不把视野限制在现代汉语共同语, 而是既注意方言现象, 又注意古代汉语现象,跟国学研究存在相通之处,因此, 一有机過和条件,他便投入较多的精力,研究起国学问题来。这样,到了晚年,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出现了令人注目的三大维柱:语法思想,国学思想,传授学思想。当然,所'谓“三维”结构,是就形成了具有系统性思想的三大方面而言的,事实上,他研究逻辑学,研究文化学, 研究信息处理问题, 如此等等, 都是他学术思想中的支点 。
(一)语法思想
2002年赴香港出席 “杰出学人成就表扬典礼”,接受表彰后跟几位学者合影
2002年9月,1部福义先生应邀以“中国杰出访问学人”的身份,赴香港出席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的“杰出学人成就表扬典礼”,接受表彰。表彰辞中写道:“邢福义教授是闻名中外的杰出汉语语言学家”, “邢教授在汉语教学和汉语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 他关于汉语研究的理论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邢先生的语法研究, 学界多有评价文字。1987年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2o11年邵敬敏«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2012年林玉山«中国语法思想史» 都有论说。特别是林玉山«中国语法思想史»,专门以“邢福义的语法思想”作为专节,进行了长达10页的一万多字的详细介绍。该书在结语部分里这么写道: “邢福义作为新时期语法学家的代表之一 , 不仅成果多、质量高、影响大,而且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
邢先生认为, 真正适合于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 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语言文字事实的沃土之上。在“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研究理念的导引下,他提出了汉语语法学的著名理论“小句中枢说”。围绕“小句中枢说”,他拓展出了一系列语言观与方法论 。
1.“小句中枢说”
1995年, «中国语文»第6期刊登了邢先生的«小句中枢说»,这是最早系统地阐释“小句中枢”理论的文章,标志着“小句中枢”理论的诞生。1997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学»,是邢先生对自己多年来语法研究的一个总结,他以“小句中枢”为核心思想, 建立起了一个富于特色的现代汉语语法系统。
邢先生认为: “小句中枢”, 实际上是对汉语语法事实进行研究的一种观测点的选择。孤立地看汉语的七种语法实体,语素也好,词也好,短语也好,小句也好, 复句也好,句群也好,句子语气也好,没有哪一种不重要,没有哪一种不可以成为强调的重点。因此,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研究视点的偏向性,各取所需,认定'本位'。从这个意义上说, '语素本位'也好, '词本位'也好, '句群本位'也好, '句子语气本位'也好,都有不可忽视的理据,都有可能成立的理由。然而,综观汉语语法, 邢先生从全局的制高点上把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观测点选定在小句 。 这是因为, 小句是其他所有语法实体所从属所依托的语法实体, 能够控制和约束其他所有语法实体, 在、汉语语法机制的形成和运转中, 居于中枢地位的是小句。 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语法实体可以像小句那样起到“联络中心”和“运转轴心”的作用。
深人观察居于中枢地位的小句,可以知道小句有三律:成活律;包容律;联结律。就小句的形成和生效而言,小句存在成活律。成活律一:句子语气+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小句成型。成活律二: 句子语气+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意旨的有效表述=小句生效。就小句同短语和词的关系而言,小句存在包容律。包容律一:小句一句子特有因素=短语。包容律二:小句一句子特有因素一短语常备因素=合成词。就小句同复句句群的关系而言,小句存在联结律。联结律一:小句联结+小句分句化=复句。联结律二:小句直接间接联结+句子集群化=句群。
2.“句管控”
如果说, “小句中枢” 是就小句在汉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中占据中枢地位而言, 那么, “句管控” 便是指小句如何在中枢地位上对汉语语法规则的方方面面发挥其管束控制的作用。词语进入小句,小句进入语篇,都是按特定的规约进行配置,形成特定的格局,显示特定的关系,产生特定的规则。汉语语法规则,无论属于哪一 方面、哪个层次,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在“句管控”的局势之下完成。邢先生在«方言»2001年第2期上发表的«说“句管控”»,是他“句管控”思想的代表之作。
邢先生从各个角度举出了例证,令人信服地说明:词的语法性质,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落实;词语的表意传情,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后,才得以显现;语句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接受了篇章的“句管控”之后,才得以确定; 一般规律和特殊现象各自存在的条件,只有在“句管控”中才得以区别;普通话与方言的语法差异,只有通过“句管控”的分析,才能弄清楚。
3.“两个三角”
对语法进行多视角的观察和动态、 立体性的研究, 是当代语法学的明显特征。 199o年, 用先生发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第一次提出并解释两个三角”这一概念。所消“两个三角”,是指“语表、语里、语值”构成的表一里一值”小三角和由普通话、方言、古代汉语构成的“普一方一古”大三角。 “表一里一值”小三角,主张表里互证、语值辨察;“普一方一古”大三角,主张以方证普、以古证今。所i胃三角,其实就是观察现象、发掘规律和相互印证的三个视角 。 小三角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内部三视角, 大三角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外部三视角。如果说“小三角”的论证是“内证”,那么“大三角”的论证就是“外证” 。
“两个三角”理论是属于方法论的理论。翻阅用先生的五个论文集«语法问题探讨集»«语法问题发掘集»«语法问题思索集»«语法间题追踪集»和«语法同题献疑集», 可以知道, 他不仅不断发表有关这一理论的阐释性文章, 而且在对语言事实的分析研究中, 不断深化地践行这一理论。
4.“三个充分”
邢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充分”»( «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6 期),专门阐释了他关于“三个充分”的研究思想。他的«从基本流向综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四十年»(«中国语文»1992年第6期),讨论了“一个目标”、“两个三角”、“三个充分”等问題。所谓“三个充分”, 一为观察充分。研究一种现象,首先要充分观察这种现象。 观察的思路应尽可能地开放,努力做到由此及彼,随迹逼进,四面八方地辨察,海阔天空地追踪。二为描写充分。观察,是寻求对事物的了解;而描写,则是深入地对事物做规律性的反映。为了做到这一点,描写的范围应尽可能地封闭,以便保证描写的穷尽性。 三为解释充分。 描写偏重于从微观上对语法事实做客观的反映, 解释偏重于从宏观上对语法事实做理论的阐明 。 解释的充分性, 不是表现为 “多”, 不是表现为“细”,而是表现为“深”,表现为具有“一语破的”的概括力。邢先生认为,任何论著都不可能穷尽真理。观察也好,描写也好,解释也好,绝对的充分”是不可能的,然而无论如何,必须尽力而为。
5.“主观视点”
1991年第1期的«中国语文»,以邢先生的«汉语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为打头文章。该文的论说,全面贯彻了“主观视点”说。邢先生认为:复句语义关系具有二重性: 既反映客观实际, 又反映主观视点 。 复句格式一旦形成, 就会对复句语义关系进行反制约, 格式所标明的语义关系中就直接反映了格式选用者的主观视点。比方,在顺列句式中, p q间主观上表述为顺,客观上未必全顺。 例如: “一面挥着手巾, 一面高声呼喊。” l “一面笑脸相迎, 一面暗暗il1咒。”一“一面p, 一面q”是典型的并列句式。后例在句式上标示为并列关系, 实际上却还隐含着逆转关系,可以改用逆转句式,加上“但、却”之类的关系词。 说话人之所以采用并列句式, 是由于表述时特别看重两种情况的并存, 而不想强调出两种情况的逆转关系 。 从复句格式的形成看, 复句格式直接反映主观视点, 间接反映客观实际; 从制约关系的走向看, 复句格式标明复句语义关系, 反制约于复句语义关系。李宇明在«用福义选集·跋»中指出: “在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中,关于'主观视点'的论述最具理论色彩。一一邢先生所讲的主观视点,已经深入到说话人语言使用的心理、 旨趣和关照点, 这种主观视点的主导作用, 不仅适用于复句, 而且也适用于所有语言现象, 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
6.“名词赋格”
在1998年发表的«说名词赋格»(«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8 月版)中,邢先生指出:汉语里最重要的两类实词是动词和名词。动词和名词在句子中的分工与配合, 形成句子内在机制的最基本的脉络, 可以概括为八个字: “动词核心,名词赋格。”所谓赋格,指的是赋予词语组合特定的格局。比如“领导群众”和“领导干部”,尽管动词“领导”保持不变,但名词“群众”和“干部”的语义特征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结构。又如: “烈日晒着行人”可以说成“行人晒着烈日”,“烈日”和“行人”分别表物和表人,二者前后互易,都能成立,但会形成不同的句法格局 。“动词核心, 名词赋格” 的事实, 从小句基本结构经络的側面反映了汉语小句中枢语法系统的特点。有学者指出:过去,人们多把精力集中在动词身上,对名词的研究相对较少。“名词赋格”说,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语法的特点,而且将名词的地位提到了决定句子格局的高度。 这种新思路, 必然带来新的研究内容, 形成新的研究方法, 从而产生新的理论。
7.“兼容和趋简”
在1997年发表的«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 «世界汉语教学»1997 年第3期)中,用先生指出:如果从总体上综观小句的表里关系,又可以看到:小句所包容的种种结构,具有兼容性和趋简性。
从表意上看,同样一个语法结构,可以统括情况不同的种种情况,这是兼容性。 比如“跑X”,兼容了“跑县城”、“跑项目”、“跑车”等内容。从形式上看,表示同样一种语义蕴含, 尽管全量形式和简化形式都可以采用, 但人们偏向于更多地选择简化形式,于是,便形成运用的趋简性。比如“往年棉花卖议价”,这里的“卖议价”是由复杂形式“用议价的方式卖出去”移变而成的简化形式。简化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和办法,比较明显的有:谓词隐匿;结构移变;成分扣合;分句删减。
汉语语法重于意而简于形。 在结构形式的选择上, 常用减法; 在结构语义的容量上, 则常用加法。 这从语法结构的表里关系的侧面反映出汉语小句中枢语法系统的又一个特点 。
8.“词性判定”
邢先生的«词类辦难», 198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邢先生强调,语法特征是划分词类、判别词性的根本依据。在这一前提下,他提出了词性判定的论证方法:直判;排他;类比。这是属于逻辑范時的论证方法, 可以起到特定的作用 。
直判, 是根据某类词的语法特点直接判定某个词属于某一类, 这种方法适用于语法特点比较明显的词; 排他, 是通过排斥其他各种可能, 借以肯定只有某种可能, 这种方法适用于缺乏明显的作为某类词的语法特点的词; 类比, 是已知甲词属某类, 由此推知只能跟甲词同类的乙词也属某类, 这种方法也适用于缺乏明显的作为某类词的语法特点的词 。
邢先生结合逻辑研究语法,有多方面的贡献。用“直判”、“排他”和“类比”作为判定词性的輔助性办法, 从一个具体问题上反映了邢先生语法研究与众不同的特点。
总起来看,用先生的语法思想富于创造性。以«语法问题献疑集»一书为例。 2013年4月初,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颁发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的决定(教社科[2013] 2号)»,社科司负责人就本届评奖答记者问,在提到“基础理论研究在创新思想理论、传承先进文明、推动学科建设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时,指出:“邢福义先生的«语法问题献疑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
(二)国学思想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 “国学” 日渐成为表述中国文化的“主词”。2006年1月10日, «光明日报»正式创办国学版专栏, 成了新时期国学热勃兴的标志。 作为语法学家的邢福义, 在研究中提出了两个三角”的学说,其中“大三角”的一个角便是“古”。这决定了他的研究同国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与互通 。 于是, 他将语言学与国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包括«重视语言研究的“向”和“根”»«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救火”一词说古道今» «“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漫话“有所不为”»«“X以上”纵横谈»«说“广数”»«两次指点»«“十来年”义辨»«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诞辰”古今演化辨察»«邢梦璜与文化黄流»«辞达而已矣一论汉语汉字与英文字母词»等。另外,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丛书«国学精华编»和«国学访谈录»中,还有他的«“国学”与“新国学”»。这一系列文章,加上他其他的“涉古”文章,展现了他形成风格的国学思想 。
1.天下情怀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邢先生的学术思想,反映了这一古朴的天下情怀。在«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中,他指出:“讨论国学,不是要回归到国故, 而是为了弘扬国学的精魂。 把学习别人长处和创建自己特色结合起来, 处理好'向'和'根'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与国际接轨的局面。”“中国学术, 包括中国现代语学, 应该也可以对世界学术作出贡献。 - 一世界性与民族性是事物的一体两面,表面对立,实则统一。有鲜明的民族性,才有真正的世界性。没有各民族深入挖掘, 慷慨奉献本民族的优质元素, 就无法打造出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色彩斑1调的世界性 。”
2011年11月,通过答辩,邢先生担任了国家社科研究重大招标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 的首席专家。 这一项目的开展, 意味着汉语语法研究迈上了一个新起点, 将对中华文化的弘扬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更有利于促进华语的交际畅通和国际传播, 更有利于增强全球华人的民族认同感。
2.力行意识
«礼记·儒行»:“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国学的力行意识以及力行意识蕴涵的入世品格与刚健精神, 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2006年3月,邢先生写了«重视语言研究的“向”和“根”»,明确指出国学研究对语言研究的重要性; 2006年8月,邢先生又身体力行,写了长文«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 强调当今中国语言学的研究, 必须以现代意识为前导, 让国学精魂与现代意识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2010年8月,邢先生在对当今国学进行了跟踪性思考之后,又写作了«“国学”与“新国学”»一文。他指出: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永远正确的一条原则。其中的'今'和'中',指的是'当今中国'。从古代承传下来的理论也好,从外洋引移而来的理论也好,都必须统一到服务于当今中国的应用实践上面来。 这样, 外来理论也许有可能溶入新国学,成为充实新国学内容的潜因素。”2012年12月,邢先生发表«邢梦璜与文化黄流»一文,结尾处强调:“国学诸学派各有长处,各有卓越贡献。但起码就广度而言,儒学最为深人人心,作用巨大。黄流文教的古今演化,便是实证。然而,在今天,在同世界接轨的时代,儒学如何发扬其精华,开掘出若干普世性学理,特别需要努力为之。”如果说,“天下情怀”是力行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力行意识”就是天下情怀的推广和延伸。
3.朴学风气
2004 年出席金国政协会议
老子曾提出“人法自然”的思想,主张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应与自然相一致、相协调。国学经典里,有很多警策论说, 倡导保持和发扬人素朴的自然本性, 提倡返朴归真、敦厚朴实,反对浮华轻薄。
邢先生大力倡导发掘汉语的客观规律。他指出:国外理论的“引进”和汉化”, 必须成为先后衛接的两大阶段。 “引进”,是先发的第一个大阶段, 重点在于把国外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举出若干汉语例子来加以演绎;而“汉化”,即中国化, 重点在于让国外理论在汉语事实中定根生发, 使国外理论溶入汉语研究的整体需求, 从而建立起适合于汉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在学术作风上,邢先生反复强调“朴学精神”。他指出:朴学精神表现为质朴、实在、讲实据、求实证,是国学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学风。如何传承朴学精神? - 方面,要充分占有材料,据实思辨,不应疏而漏之;另一方面,面对新的理论方法和科技手段,要以朴学精神反复验证,不应大而化之。他又指出:现代化的浪潮, 激发了国家的大发展,但是,急于求成、醉心庫登、浮躁夸诞、弄虚作假也随之而泛滥,成了时弊。学术界华而不实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令人深感忧虑。因此,现阶段非常有必要强调 “朴学” 这种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风气 。
4.辩驳思维
«墨子·经说下»:“辦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这里表述的是一种辩驳思维。“当”即合宜,合理。
邢先生重视辩驳思维。他的«“十来年”义辨»,令人信服。“十来年”是多少年? 略少于十年, 还是略多于十年, 抑或是十年左右?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2004)列出词条“来'”,其中义项4的解释是:“来,助词,用在数词或数量词组后边,表示概数,通常略小于那个数目。”其实,“当者”应是“左右”。举个典型例子:“周恩来同志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和«雨中岚山»壮丽诗篇时,不过二十来岁。”(«人民日报»1984年9月24日)周恩来生于1898年3月5日。“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为1917年东渡日本前所写,当时19岁; «雨中岚山»一诗,为1919年回国前在京都游岚山时所写,当时21岁。可见,这里的“二十来岁”就涵盖了19岁和21岁。作为概数说法的“X来”,出现于晚唐。那么,在晩唐五代以来的近代汉语中,“X来”情况又如何?有学者写作专文,认为早期表示“略少”。然而,有这样的例子: “师闻此消息,欲得去相公处,众中五人随师。近有十来人, 师领十人。恰到界首,十人怕,不敢进。师犹自入界内。”( «祖堂集»巻第十四) 意思很明白:师要去相公处,找人伴随。师身边有十来人(概数),于是带领其中十人(定数) 一起去。这里的“十来人”绝对不可能少于“十人”。«祖堂集»是能较好反映晚唐五代时期语言面貌的一部典籍。事实表明,早期的“X来”,有时是略少,有时是略多,有时是左右,从总体上看,解释为“左右”最为恰切。
4.古今串视
欧阳修«或问»:“学必据迹。”现代汉语是由古代、近代汉语发展而来的。许多语言现象,要解释清楚,必须査考其发展轨迹。因此, 用先生非常重视语言事实的古今串视。
以他的«“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来说。古代原本用法,“人定胜天”的意思是“人定l胜天”。人定,犹言人谋。“人定亦能胜天。”(刘祁«归潜志»)这一 说法,可以证明。现代通常用法,“人定胜天”的意思是“人l定胜天”。在强调战天斗地的火热时期, 这一用法成了一个口号, 一种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 深入人心。 语言发展的历史表明, “人定胜天” 已经先后出现了两种用法。兼顾古今汉语的词典,“人定胜天”词条下面应立两个义项。对“胜”和“定”的解释,两个义项应有所不同 。
除了«“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之外,他的«“救火”一词说古道今»«漫话有所不为”»«“X以上”纵横谈»«说“广数”»«“十来年”义辨»«“诞辰”古今演化辨察»«辞达而已矣一论汉语汉字与英文字母词»等等文章,都具有古今串视的特点 。
5.精华品鉴
魏源«默觚·治学五»:“学古之道,犹食笋而去其捧也。”簿,即笋壳。意思是,学习古代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邢先生认为: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但是, 也要注意, 不要把精华和糟粕绝对化, 应该对具体说法作科学的品鉴。
以他的«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来说。邢先生指出:“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都属于精华,但是,作为成语,“大器晩成”的语用重点指向成才的某个时段, “厚积薄发”的语用重点指向成才的某种学风。凡是“大器晩成”的评说,都用于已过成才茂密期的人物 。 这种语用偏向性, 决定了这一成语所表示的不是普遍适用的成才原理,因而不能成为教育学生、造就人才的定律。在大学中,对于青年学生, 特别是20岁上下的本科学生,不应强调“大器晚成”。不然,会束缚他们聪明才智的及时闪光。至于“厚积薄发”,则适用于强调传统优良学风的发扬。这种语用偏向性, 也决定了这一成语不属于普遍适用的成才原理。 比方说, 从治学方法和成才过程看,“厚积薄发”容易被理解为:先要厚积,然后才能薄发。其实,如果过于执着于“积”和“发”的先后关系,不肯或不敢轻易动笔,结果会越拖年龄越大, 越出不了成果。常言:“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会做学间的人,总是边积边发、边发边积,如此循环往复, !l1累、旋上升,终于取得車越的成就。 可见, “厚积薄发” 也不宜在对青年学生的培养中作为一条教育原则来提倡。 国学宝库中, 储存有许许多多名言, 世世代代起着教育后来人的作用 。 但是, 有的名言说的是普遍性道理,比如“有所不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管何时何地, 做人做事,都可以成为准则;有的名言却具有特定的语用适应性,比如“大器晩成”和“厚积薄发”,如果在教育年轻学子时被强调成为准则,便失之于保守。这一点, 应该有所思辨。
6.国学新化
在2oo6年发表的«国学精瑰与现代语学»中, 用先生谈过国学的定格和涌流, 指出国学已经定格在了中国历史的框架之上, 而国学精魂则一直涌流在中国文化承传的长河之中。过了5年,在2011年发表的«“国学”和“新国学”»中,邢先生认为,经过«光明日报» (国学版)的推动, “新国学”的概念客观上已然形成。 任何概念都有其内涵与外延 。 新国学与原义国学相对比而存在, 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原义国学专指国故,范围相对确定,词典里可以列出词条,加以解释;新国学却是当今中国在继承原义国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学, 范围十分宽泛, 正处在形成和演变之中, 想要确认其内涵与外延, 恐怕还需要若干年。 从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说,既然有原义国学和新国学的并列,二者的上位概念自然便是“国学”。这样,“国学”使有了狭义和广义两个含义。狭义国学指原义国学;广义国学则指包括原义国学在内的新国学,即当今国学。«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的文章,总体看,是广义国学的文章。“新国学”或“广义国学”概念的形成,表明了学者们并非固守原来的国学阵地, 而是在新的起点上研究国学, 做继承创新的促进派 。
2006年其著作获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国学”?邢先生指出:从理论上讲,是这样。但是, 不一定每一个国家都会提出该国“国学”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根基之上,并且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中国之所以出现“国学”的专名, 是因为:第一,中国的学术文化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上下数千年;第二,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极其辉煌,并且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有益于全人类;第三,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古代学术文化面临外学的挑战,处于受欺凌、受排挤的状态。当年,西学东渐, “国学”的概念正是在西学的侵逼下提出的。今天,我们又一次面对西学的侵逼,就语言学而言,其严重程度比当年更强, 强到几乎要让人高呼: 警惕中国成为某一个国家的学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国学热潮又一次被掀了起来。这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利于助产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流派。这一点,意义极为重大。新国学的巨大生命力,就在于此。
邢先生国学视角的语言研究, 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他这一视角文章, 既是语言研究成果,又是国学研究成果,而且涉及教育学、人才学、文化学、史学、逻辑学、文献学、科学学等范畴,表明他已经跨出了“小语学”的专业领域,进入到了“大语学”的天地。原中国音韵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鲁国尧先生指出: “王国维云:'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所拈出之'大精新'三字, 实为引领学术的灵魂,据我的观察,邢兄的学术转迹,尤其是近若干年的追求即在于斯,故钦羡不已。”(2011年4月14日电子邮件)
(三)传授学思想
传授学讲究学问的传递、 知识的授受, 是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邢先生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 还是一位思想深刻的教育家。 五十多年的教师生涯, 凝结成了以下七句话,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他的传授学思想 。
1.治学之道,学风先导
邢先生非常注重学风文品问题, 已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 如 «治学之道学风先导»«尊重事实讲究文品»«文品问题三关系»«从吕先生不讲过头话说起»«讲实据求实证»«社会公益对学风文品的管约»«“复制”与“抄袭”»等等。
1993年,在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之时,邢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治学之道学风先导»的文章。邢先生说: “学风,治学之风。做好学问,首先要有良好的学风。” 邢先生认为, “务实” 二字, 反映了吕先生富于远见的优良学风, 具有很强的矫风针对性,对我国语法研究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起着战略性的导向作用。
1985年跟吕叔湘先生交谈
“务实”学风,在写文章上,表现为“文品正”。“文品第一,文章第二。 为人第一,为学第二”,这是邢先生一 贯坚守的主张。他指出:首先,必须分清人己成果,任何时候都要“清澈见底”,而无“梁上君子”、 “瓜田纳履”之类嫌疑;其次,必须矫正不良态度, 在对待与己相左的意见上, 必须摒除学术因素之外任何过激的言辞;再次,必须善于律己待人,对己切忌“自夸自销”, 对人切忌“居高临下”,说理、友善和平等是人际间学术关系的一种定位。好的学者, 总能摒弃出格言行, 形成良好修养, 借以引领自己向学风和文品的高尚境界升华。邢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写文章, 一贯极力做到踏实而不轻飘, 扎实而不浮华, 老实而不虚夸。
2.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1981年9月,李宇明、蕭国政和徐杰三人考取邢先生的硕士生。第一次上课时,邢先生便给他们写了这么八个字。邢先生解释说:眼里要有山,那山顶没有峨!幅佛影、昆仑雪莲、武当金顶、黄山奇雾,却有科学的圣光。学术研究没有现成的路,必须靠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劈荆斩棘,越涧攀壁, 一步步地往前跨越。后来,这八个字成了华中师范大学语言所的所训和语言学系的系训 。 凡是来华中师大学习语言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没有哪一个不知道的。
邢先生深知, 人世间的山峰可以到顶, 学术上的山峰却是无法登顶的。 2001 年,他的«汉语复句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序言里,他写道:“晏殊«玉楼春» 中有两句话,我改換了其中的两个字,说成: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学问无尽处! ' 这大概能表明自己现今的心绪。 -一这本书, 总算为自己的复句研究打了个句号,但是,句号只意味过去,却不代表终结。句号放大是个 o。往前又是 o 起点!”
3.让大学生尽早才智闪光
邢先生认为:现在的大学,学生的结构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大学生, 包括本科学生和专科学生,是绝对的主体;现在,大学生上面,有许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甚至还有好些不算“生”但又仍像“生”的“博士后”。许多较为著名的大学,研究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大学生的人数。因此,相比之下, “大”学生小”了。如何对待他们,成了如何弘扬办学优良传统的重要话题。
邢先生说:大学生就应该是大学生! “大学生”跟“高等学府”、“高等教育”相联系 。 一个人一旦成为一名大学生, 便意味着他已真正长大成人, 从此开始了高层次的专业训练, 开始了高层次人才的自我塑造。 现在的大学生, 从十七八岁到二十一二岁,正是想象力最强、可塑性最大的极其宝贵的一个时段。学会做研究,既是大学生凸现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更是一个有为者成型成器的必要条件。 学校领导和教师怎样塑造大学生, 大学生本人怎样塑造自己, 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 关系到国家发展的万年大计。因此,不应该把他们看作小孩子,将他们捆绑在课堂上,禁锢在教科书里,而是一方面要求他们学好课程,打好专业基础, 一方面又引导他们通过研究来带动学习, 把思想触角伸向新的角度、 新的側面甚至新的境域, 让他们不事负青春年华, 让他们的才智尽早闪光。
4. 让学生永远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
近年来,邢先生主要指导对象是研究生。跟研究生们的关系,他将之定位为“亦师亦友”。在对研究生们的要求上,他强调“自已研究自已生”,说路要白己走,摔倒了要白己爬起来,遇到障碍了要自己爬过去。 在指导研究生的方式上,他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有时,他跟研究生合写论文,发表在权威性刊物上;有时,他鼓励学生把自己的独特见解写成论文, 发表在权威性刊物上, 然后他再写出辦驳性的文章, 也发表到权威性刊物上面。许多时候,他会约某个学生散步, 一边慢慢地走, 一边交换意见, 引导学生如何去解决问题。他反对给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上大课,反对给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编写全国性统一的教材。
2003年参加华中师大校庆一百周年晩会, 参与演出相声节目«找同学»
邢先生提倡: “让学生永远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 他解释道: 句号比喻结论, 问号比喻疑问 。 不应该让学生站到已有句号的后边, 做句号的俘虏, 而应该引导学生站到问号上面, 永远把问号作为起跑点, 不断向新的问号追逼挺进。 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研究习惯 。邢先生说:研究习惯,包括审察事物的习惯,寻根问底的习惯,论说己见的习惯。留心处处有学问。抓住一个事物,左看看,右看看,往上看看,往下看看,从里往外看看,从外往里看看,看出个子丑寅卵;看出问题之后,寻根究底,问个究竟,到底为什么,到底怎么样,打破沙锅问到底;形成自己的意见之后,清楚而有效地表述出来, 不仅让人了解, 而且令人心服。 审察事物→寻问究竟→论说己见, 这是一条治学链。对每一个人来说,多次实践,多次反复,就会成为惯性活动,就会形成习惯 。 凡是有研究习惯的人, 能够永远站到问号起跑点上的人, 要他搞哪一 行, 他就能干好哪一行!
5.做学问,要重视总体发挥
2006年教师节在家里接待俞正声同志
邢先生说: 一个学者,要在研究工作中做出成绩, 需要同时具备多方面的素养。这就是:厚实基础+惊人毅力+灵敏悟性+有效方法+良好学风。其中,每一个方面的素养都是做好学问的必要条件。要做好学问,必须同时调动起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 換句话讲, 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要来个“总体发挥”。以抓东西来作比。伸手拿东西,用一个手指是勾,用两个手指是拈,五个手指一起来,才是抓。面前放着一堆珍珠, 用一个手指勾不起来, 用两个手指只能描起一两颗, 五个手指一起来, 就可以抓起一把。
他说:我们传统上习惯于强调勤奋。做起学间来,動奋表现为惊人毅力,是极为重要的条件。但是,光是動奋还不行。如果问,在上述各种素养里面最重要的素养是什么?我个人反而以为,是悟性。悟性是能否创新的各种素养之中最重要的素养。当然,悟性仍然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总体发挥”,才能形成必要而充足的条件。
6.写文章,要让人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
这是邢先生经常挂在嘴上的 “文章九字诀” 。 不管是哪个学科, 不管是长文还是短文,不管面向什么样的读者,都必须首先要让别人看得懂;然后,要让别人相信结论可靠; 再然后, 要让别人能够用到具体工作当中去, 在实践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 撰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文章, 不能不考虑三大实践: 其一 , 国内的语法教学实践; 其二, 对外汉语教学实践; 其三, 跟信息处理相结合的应用实践。
一些“浅人深出”的文章,实据不足,内容缺乏可靠性,文字又艰涩深奥,绘制出这样那样的图式, 令人头昏眼花, 望而生畏。 不仅一般读者不知所云, 就连同行专家也越看越糊涂。邢先生提到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在北京跟邢公晩一起开会, 一天晚饭后,在公晩先生的房问里,公晩先生说: “福义啊,现在很多文章我读不懂了!”公晩先生已经去世,是国际著名的大师级学者。连公晩先生都看不懂,这样的文章, 只能令人无限喟叹!
邢先生经常提到一代宗师吕叔湘先生所写的一首诗: “文章写就供人读, 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装莫问人时无。”又经常提到吕叔湘先生晚年把自已的治学原则总结为:“广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擴拾新奇、游谈无根”。邢先生认为,昌先生的感悟,值得大家一辈子细细咀嚼。
7.作为一名教师, 最大的希望是学生超过自己 。
1995年5月30日,邢先生60周岁。他不准学生们送礼,更不准为他搞什么活动。那天,几位已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相约去看望他。有学生问:您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他回答: 作为一个学者, 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永远不断地自我超越; 作为一个教师, 我的最大希望是我的学生能够超过我自已 。
邢先生说: 形成汉语语法研究的中国学派, 是创立中国特色汉语语法学的基本条件和突出标志。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明显的弱点,这就是:原创性理论不多,学派意识不浓,没有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的语言研究必须“同国际接轨”。但是,接轨是双向的,要跟强者接轨,自己必须成为强者,小羊不可能和狼接轨。学派形成的时间,起码需要三五十年,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因此,要寄希望于学生, 学生的学生, 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邢先生说:作为一名教师,赞扬也好,提醒也好,都是希望自己的学生比自己更会走路和爬山,希望他们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没有力气了, 坐在二十米的高度上, 听到上头大声地喊: “先生, 我们已经爬到了四十米的高度!”“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六十米的高度!”那么,我会摸着白胡子欢快地笑: “啊,他们上去了!”
邢先生既是学者又是教师, 他的语法思想和传授学思想是一开始就紧密结合, 融为一体的 。 等到较为系统地从国学视角研究语言问题, 他的传授学思想中又十分自然地增加了国学的元素,其蕴蓄更为厚实而广博。诸如力行意识、朴学风气、精华品鉴等方面, 都使提倡务实学风的论述得到了深化。 综观邢先生的传授学思想, 其中贯穿着“大爱”精神。爱国爱人,关注学术的健康发展,关心学生的成材成器,表现出了一种高尚的社会责任感。«孟子·离娄上»:“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邢先生的言与行,将给人们留下永远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