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磊: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

2019-03-08 09:22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邓 磊

40年改革开放,我国农村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城市的发展落后了,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为的是我国的乡村更美丽、乡村的人民更幸福。要实现美丽幸福的乡村梦,需要乡村的建设者不懈的努力。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几十年来,农民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选择中不断逃离乡村,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空心村”不是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而是乡村振兴的重大障碍。乡村没了人,乡村为谁而振兴?乡村没了人,乡村靠谁而振兴?因此,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的振兴。

变迁:人口流动导致乡村“空心化”

改革开放40年,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变迁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人口流动导致乡村“空心化”。这种“空心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的“空心化”。一方面,乡村实际居住人口数量衰减,与40年前相比,很多乡村实际居住人口只有原来的一半,甚至不足原来的一半,有的村庄处于消失的边缘;另一方面,乡村实际居住人口素质衰退,现在居住在乡村的多为不能外出的老弱病残人员,青壮年劳力极少。二是产业的“空心化”。一方面,缺乏效益好的支柱产业,无法让村民依靠支柱产业发家致富;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流失,导致有限的土地大量抛荒。三是村级经济“空心化”。在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村集体原有的生产资料全部分给了农户,村级经济没有了来源。在实行农业税之前,村集体靠“三提五统”收费,还可以截留一些费用为村集体所用;实行费改税之后,尤其是国家免除农业税之后,村集体的收入更是一无所有。乡村的“空心化”核心是人的“空心化”,青壮年外出务工、富人迁入城镇、能人离开故土,导致了乡村人的“空心化”。

摆脱贫穷的出路:外出务工。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多处于贫困地区,这些地区的贫困多为喀斯特式贫困和高山峡谷式贫困。这两种贫困的典型特征是:耕地少且不易耕作、交通不便且不易改善。改变这些地方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是人们简单的努力就可以的,真是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才能实现。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愚公,但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一个人的权利。2017年我国西部民族八省区农村人口达10107.18万,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只有12637.73亿元,如果农村人口都在农村就业的话,其贫困程度不可想象。为了摆脱贫困,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的绝大多数年轻人背井离乡,加入到农民工这个队伍,走南闯北,谋求生计。而留在农村的老人也不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计,而是以子女的打工收入为主要来源。以恩施州为例,201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只有160亿,而农民的打工收入却达到372亿。打工经济改善了村民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乡村的“空心化”。在西部乡村漂亮的村庄比比皆是,但村庄里却人烟稀少,偶见几人劳作,不是老者就是儿童,缺乏生机。

政策引导的结果:迁入城镇。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率普遍较低,2017年西部八省区除了内蒙古达到6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58.52%外,其余省区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西藏只有30.9%。为了加速城镇化进程,全国除了一线城市外,大多数城市都放宽了农民进城的门槛,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已无门槛,只要能在城市买得起房就可进城。一些城市甚至出台鼓励农村人口进城的措施,如在城市买房的农村人口其子女可以在住房所在划片区域内接受义务教育。为了改善子女受教育的环境,许多农民不惜重金在城市买下房子,他们在子女进城读书时也进了城,一边在城市里工作,一边照料子女读书。城市比农村挣钱容易,有的在城市一个月的收入比在农村一年挣得还多,这些人逐渐就放弃了家乡的土地,成为了市民。然而,由于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进了城的农民承包权仍然存在,加之在国家免除农业税后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无需付出任何成本,农民可以随意抛荒,因为抛荒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利益损失。因政策许可,进城的农民虽不再耕种承包的土地,但他们也不愿放弃对土地的承包权,因为若有一天承包地被征用,承包人可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村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对于抛荒的土地却无权处置,只能任由土地荒芜。

人心向上的选择:离开故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心向上的必然结果。无论乡村多么美丽、空气多么新鲜,在基本公共服务还没有达到均等化的时代,人们总是认为城市比乡村好。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与城市相比,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更大。医药人才缺乏,医疗条件差,有的乡镇甚至连一个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都没有,医疗卫生保障水平低;基础教育落后,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文化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差,交通不便,吃水靠天,供电不足,连手机信号也像民族地区的经济一样贫困,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不高。这些差距,靠民族地区的财力相当长时期内还无法解决。为了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民族地区乡村的人们在不懈的努力,他们努力的方式不是扎根乡村来改变乡村面貌,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逃离乡村。很多民族地区的青年才俊发奋读书,他们发奋的目的是为了离开乡村,他们在功成名就后再也不愿回到故土。一些民族地区乡村出来的大学生甚至愿意蜗居城市,也不愿回乡去工作。一些务工人员在城镇有了稳定的收入后,为了下一代的发展,他们也会选择在城市买房,再不回乡。这些从民族地区乡村走出来的人,他们是乡村里的能人,他们的流失对于乡村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现实:人力资源缺乏导致

乡村振兴无能为力  乡村振兴缺乏领导力。实现乡村振兴,要依靠党的领导。村作为基层自治组织,村“两委”的领导力直接决定乡村振兴的成败。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由于能人离土进城、青壮年外出务工,村“两委”班子普遍存在老化、弱化、后继无人的问题。多数村的书记、主任年龄在50岁以上,部分村的书记、主任年龄甚至在60岁以上,村“两委”委员年龄也普遍偏大。有的村不仅村“两委”委员年龄老化,甚至连党员年龄都老化,没有年轻党员,这不仅是当前脱贫攻坚的障碍,更是领导乡村振兴后继无人的问题。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尤其是贫困乡村的村“两委”干部普遍素质偏弱,缺乏领导村民发展产业的能力和向外获取资源的能力,他们只能做一些上传下达的工作,工作缺乏创新性和前瞻性,缺乏领导力,难以担当起乡村振兴的重任。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西部民族地区省(区)、州(盟)、县(旗)、乡(镇)四级分别向贫困村派驻工作组(尖刀班),派驻单位的主要领导任第一书记,以此加强村级领导力量。扶贫队伍可以说是精英荟萃、能力超强,他们有宽广的视野、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而这样具有领导力的队伍仅仅能解决一个脱贫的问题。当扶贫队伍完成任务撤退以后,仅凭现有村“两委”的力量能完成比脱贫任务艰巨得多的乡村振兴吗?

发展产业缺乏生产力。产业发展水平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主要包括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者是决定因素。西部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关键要解决三个问题: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是产业发展方向的选择,是劳动对象的选择,这种选择正确与否取决于人;怎么干是产业发展措施的选择,是生产工具的选择,这种选择正确与否也取决于人;谁来干是产业发展执行力的选择,是劳动者的选择,这种选择直接以人为对象。制约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人。一是缺引路人。在产业发展上政府试图当好引路人,宏观规划,强制推行,这是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惯用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因为决策者考虑的是政绩而不是效益,往往出现第一任领导发展柑橘,第二任领导种植药材,第三任领导植树造林,很少有一任接一任干下去的,甚至出现上任领导种、下任领导挖的现象,这发展的不是产业,伤的是民心。没有真正的投资主体从效益的角度考虑农村产业发展。二是缺现代职业农民。现代农业是以科技为支撑的农业,是懂得农学、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技术、了解农业市场行情的人干的,而不是土里刨食的传统农民能胜任的。然而,现在西部民族地区县(市)一级选拔一个学农学的领导干部都难,农业技术员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中专毕业生,现代职业农民更是凤毛麟角。三是缺青壮年劳力。农业产业发展需要有知识的青壮年劳力,多年的务工经济已摧毁了农村原有的劳动力结构体系,出现了青壮年奇缺的状态。

产品销售缺乏购买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西部民族地区多为喀斯特地貌和高山峡谷,也有高原、戈壁和沙漠,正是这样特殊的地理条件导致了民族地区的贫穷落后。然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样的地貌上创造了许多杰作,留下了秀美的风景。西部民族地区最大的资源优势是什么?就是独特的美景、清新的空气和沉淀了几千年的民族文化。美景、清新的空气和民族文化不能像其它产品一样运送到世界各地售卖,只有当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西部民族地区分享才能成为商品、变成财富,否则,它只能是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穷山恶水、戈壁荒漠。西部民族地区地域广袤、人烟稀少,基础设施条件差,丰富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开发利用,康养产业发展也没有得到重视,缺乏人气,没有人气也就没有购买力。一个好的旅游景点就是一个无烟工厂,它将带动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的消费,除了能带来旅游业的收入外,也将带动民族地区其它产业的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可以打造无数这样的无烟工厂,但由于区位劣势,这些旅游资源相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严重不足。康养产业也才处于起步阶段,以民间自发散在的民宿为主,缺乏战略规划和资本投入,难以大规模地吸引外来人口,美景、清新的空气和民族文化暂时还难普遍成为商品,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尚需时日。

治理:聚集人口是乡村振兴第一要务

西部民族地区40年乡村变迁导致了人口衰减、“空心村”大量涌现,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回避这个问题,我们会迷失方向,找不到正确的方法,面对乡村振兴的任务和目标无能为力。乡村振兴内容丰富,指标体系覆盖面宽,工作千头万绪,但对于西部民族地区来说聚集人口是第一要务。有宽敞的马路、漂亮的民居、优美的环境,没有人,有价值吗?有了人,我们的乡村振兴才有价值!乡村振兴需要大批的乡村建设者,没有人,能实现吗?有了人,我们的乡村振兴才有希望。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在人口流动上看似一对逆流动,但不是简单的逆流动,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人口向更适应于自己生活和发展的方向流动,是社会发展更加和谐的需要。乡村振兴聚集人口不是要所有流出的人口再从城市回到乡下,而是要聚集对乡村振兴有推动力的人,增强乡村的发展活力。西部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集人口要引能干人、留年轻人、聚有钱人。

出台优惠政策引能干人。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产业发展的领头人不行,必须下大力气引进这样的能干人。村党支部既是乡村振兴的政治核心,也是战斗堡垒,村党支部的建设事关乡村振兴的成败。要选好村“两委”班子,尤其是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鉴于西部民族地区村“两委”的现状,国家要出台政策引导能力强的人到村任职,改善村“两委”班子结构,如坚持县市以上机关派驻第一书记制度,选择机关事业单位优秀党员干部到村中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选拔乡镇优秀党员公务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乡镇科级干部提拔优先从村党支部书记考察,鼓励乡镇干部到村任职;推行新乡贤制度,鼓励退休的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党员到村任党支部书记;加大大学生村官选拔力度,做到村村都有大学生村官;建立本土人才回引制度,在外出务工人员、复员退伍军人、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中选择一批能力强的人作为村“两委”干部回引培养。产业发展要走“公司+农户”的路子,引进有投资实力、有销售渠道的人办公司,依托公司因地制宜发展产业,要改进行政干预发展产业的办法,用利益引导的机制让农民选择发展产业;要出台优惠政策,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变农业分散化经营的现状,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发展支柱产业留年轻人。外出务工是年轻人憧憬未来的选择,既有农村人对城市的向往,也有苦于生计的无奈。年轻人在城市虽然比农村容易挣钱,但也并非想象中的幸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学历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大多干的苦活、脏活、累活;他们很少能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大多在民营企业、私人业主手下工作,欠薪事件时有发生,缺乏安全感;他们背井离乡,没有亲人的关怀,也不能照顾家庭,活得很累。一项民族地区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生活状况调研结果显示,若在家乡和在城市同样的劳动挣同样多的钱的话,86%的人选择在家乡工作。农村的产业凋敝无法满足人们的挣钱愿望,他们才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寻找生计。年轻人外出务工,带来的不仅是乡村人口的“空心化”,同时更加剧了产业的“空心化”,乡村一天天走向衰落。年轻人是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农村要发展支柱产业,离开了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不行;没有支柱产业,又留不住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乡村振兴必须产业兴旺,要通过产业发展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让他们改善自己生活的同时改变家乡面貌,让他们的幸福指数与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数同时提升。到那时,人口衰落、产业空心的图景将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环境优美、产业发达、人丁兴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打造生态环境聚有钱人。民族地区乡村的美景、清新空气和民族文化要转化为资源优势,必须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和康养产业,要靠有消费能力的人来消费这些资源。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旅游产业和康养产业,必须改善条件,改变生活方式,建设具有文化、体育、卫生保障的优美生态环境。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乡村振兴的统筹规划,拓宽硬化乡村道路,优化网络信息环境,开展农村垃圾治理,治理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厕所革命,搞好乡村水环境治理,美化绿化净化乡村环境,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要改善医疗卫生条件,能够保障病有所医。要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体育事业,建设文化体育设施,让城市居民在农村也能享受城市的文化体育条件,让优秀的民族文化成为旅游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美丽的乡村建设好后,将吸引大批的城市人口到乡村置业、节假日休闲旅游,解决乡村人口就业,带来丰硕的经济收益。以利川苏马荡为例,一个人口不足500人的土家村落,凭借地处鄂渝交界的区位优势和高海拔绿色生态家园的特色打造生态旅游和康养产业,实现了把美景和清新空气卖成钱的愿景,已有7万多套住房被武汉、重庆等城市人口购置,夏季常住人口达到25万,高峰期达到28万。每到夏季,人潮涌动,过去的一个贫困村已成为城市居民夏季疗养的胜地。仅2018年夏季,苏马荡吸引了256.4万游客度假旅游,为周边农户提供就业岗位1万多个,创造经济收入51289.2万元。乡村振兴没有城市人的参与难以实现,乡村振兴不是乡村人独享的幸福,而是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共享幸福的中国梦。

(作者系湖北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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