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值观是由两个词构成的术语，或者说它包括两个关键词，即“中国”和“价值观”。据冯天瑜先生的考论，“中国”的含义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城中”义到“天下中心”义，近代演进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而其“文化中心”义则贯穿古今。中国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自古以来，在中国这片广袤、丰腴的大地上生活劳作的各族人民，近百年来统称为‘中华民族’。”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冯天瑜先生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将中国文化的生成过程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兼涉外域）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兼涉外人）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关于“中国”的理解，冯天瑜先生的阐释具有权威性，而关于“价值观”的理解，这个术语出现以来则无权威的定论。如果笔者坚持自己对价值观的这样一种理解，即“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念，是那种根本的、总体的价值观念”，那么根据冯天瑜先生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阐释，中国价值观就是得到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广泛共识和相袭沿革，并积淀为中华文化深层结构的那些根本的、总体的价值观念。它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同时又涵养中国人的智慧；它从中华民族精神里汲取和凝聚力量，更运用这种力量指引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强大。

中国价值观包括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中国现代价值观。大致上说，中国传统价值观指辛亥革命前中国传统社会得到较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中国现代价值观则是指自辛亥革命开始，在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实行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正在生长形成的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现代价值观经历了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价值观、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到自改革开放开始构建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当代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当代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正在建设和完善的主流价值观，它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的构建和完善标志着中国价值观正在走向伟大复兴。

一、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化

“中国价值观”是一个崭新的术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大量讨论价值及价值观问题，但明确提出“中国价值观”这一概念还是近几年的事情。笔者在提出构建中国当代价值观的主张时曾指出：“自觉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旗帜鲜明地打出‘中国价值观’的旗号并扩大其影响，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假如我们以此作为正式使用“中国价值观”概念的开始，那么这一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全新的，而且迄今尚未得到普遍的认同。当前，人们广泛谈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较少谈及中国价值观，也许就是证明。这一点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照。多少年来，美国人一直大谈特谈“美国价值观”，而不见有多少美国人谈“资本主义价值观”或“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要讲中国价值观。

“中国价值观”是一个新词汇。然而，中国价值观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意蕴深厚的内涵，它是与中华民族诞生、繁衍和发展相伴相随的。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它萌芽于“三皇五帝”，孕育于夏商西周“三代”，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官方形态确立于西汉武帝年间。此后，中国价值观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它从兴盛到衰败，又从衰败到复兴。其间，它经受过无数朝代更替的挑战，也受到过一些外域价值观的冲击，它的内涵、内容、形态因而不断地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但是，它的遗传基因、内在精神、基本品格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从而形成了以一贯之的中国价值观传统，并以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无可比拟的独特个性和优势，屹立于人类文明和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可以断言，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像中国价值观这样，能始终与自己民族的灵魂和命脉紧密相联。今天，中国人讲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就在于中国价值观饱经沧桑而生生不息，历尽苦难而刚健有为，苦受现代洗礼而弘扬开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中国价值观的形成和演进基本上在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以及不同朝代更迭中发生。其间，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一度对中国价值观产生过冲击，这种冲击曾经还相当大，但总体上看其影响在时空上是十分有限的，并没有动摇中国价值观，更没有改变其基本性质。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然而，据相关资料表明，直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佛教信众占18％左右，正式皈依佛教的不超过2000万人。就是说，80%以上的信众没有正式皈依。在信众之中，以市民和农民为主的草根阶层占绝大多数，以企业家为主的实力阶层占少数，而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阶层只占极少数。中国价值观从佛教中吸收了一些有益的内容，而且还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但中国价值观没有演变成佛教价值观。相对于佛教价值观而言，中国价值观是完全世俗的价值观。然而，自鸦片战争开始，古老的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逐渐沦为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局面。这些剧烈的冲击不再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争斗，而是强大的外敌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掠夺，由此开启了中国价值观现代转换的复杂而漫长的历程。我们所说的中国价值观的现代转换，指的就是自鸦片战争起，传统价值观在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逐渐发生的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化。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其坚船利炮打开古老的中国大门后，中国人最初意识到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科学技术落后。于是，中国被迫向西方学习军事技术，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这一主张的推动下，更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巨大压力，晚清的洋务派开展了一场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亦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旨在通过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实现“自强”和“求富”的目的。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远远不够，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于是，发生了戊戌变法的政治改良运动。这一运动历时103天，由于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禁，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及“戊戌六君子”被杀，而宣告失败。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长期努力和积极准备，发动了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辛亥革命，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

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其指导思想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坚守中国传统价值观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辛亥革命则在指导思想上完全否定“中体西用”的观念，转而借鉴西方启蒙思想和民主共和观念。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结束，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引起了对中国传统制度以致文化和价值观的反思。于是，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又爆发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运动，其实质是批判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构建现代文化和价值观。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高举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虽然他们在采用什么思想理论来作为中国救亡求存、治国兴邦的思想理论方面，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参与这一运动的知识分子几乎众口一词地否定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儒家思想。这个时期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鲜明地表达了运动的真正矛头所指。由此，中国大陆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批判和否定传统价值观的历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也在不断地构建与传统价值观不同的现代价值观。中国价值观的现代转换一直就是以这种既“破”又“立”的方式进行的。

二、中国价值观现代转换经历的四个阶段

在寻求新的价值观取代旧的价值观的过程中，最初主要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实质上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就其性质而言，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价值观。“三民主义”原本是中国国民党的指导思想，但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去世，特别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以及随后连续不断的战争，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得到普遍认同的中国价值观，更没有真正在全国范围内现实化，甚至后来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背弃。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后来的国民党统治，对于传统价值观并不持十分激进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三民主义”本身就包含了不少传统文化的元素，而且使用的基本上也是中国话语体系。 

辛亥革命后，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传播，一些信奉这种思想理论的知识分子将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于1921年成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经过长达28年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国共产党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中国的政权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三民主义”完全退出了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和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信奉其阶级斗争和革命学说。传统价值观就其主体而言被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价值观，不言而喻属于革命对象的范围，因而长期被严厉批判甚至被完全否定。

由以上考察可见，自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价值观传统因为革命而出现了断裂，传统价值观持续受到批判和否定。虽然这种批判和否定存在一定过激，时间也许偏长（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长达58年），但这也是一些客观原因所致，因而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而且，与西方价值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相比较，这个过程并不算长。更为重要的是，这58年是中国价值观从传统到当代转换的探索过程。正是经历了这一艰难探索过程，中国人才意识到要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必须改变过去对待被视为敌对势力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思想文化的断然否定态度。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有了后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对于中国价值观的当代转换，改革开放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不仅打开了国门，而且打开了传统之门。这为中国价值观进一步的现代转换（当代转换）提供了利用、借鉴西方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资源的机会。而逐渐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则使实现传统价值观的当代转换，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重大现实任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弘扬和开新。习近平总书记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反复强调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在经过一个世纪艰苦而曲折的探索之后，中国价值观经过现代转换进入了构建的全新历史时期，已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概括地说，中国价值观的现代转换过程到今天为止经历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虽然都有对传统价值观否定的方面，但其主要任务都指向了构建现代价值观。

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对传统价值观经历改良、维新再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急剧演变阶段，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到“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这一阶段转换的主要方向是构建资产阶级价值观，其最重要的成果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转换的主要力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后来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第二阶段是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在对传统价值观进行否定的前提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构建革命价值观的阶段。这时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阶段转换的方向是构建无产阶级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其最重要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及其革命实践，进行转换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由于价值观上的根本分歧，而从短暂的合作走向了对立和对抗。

第三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在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严厉批判的前提下，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阶段。这一阶段在价值观构建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框架，但这个阶段并没有真正致力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构建。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导致了严重的实践后果。

第四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这是在既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价值观又弘扬创新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称为“核心价值观”）的阶段。这一阶段在价值观构建方面的成就极其巨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为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二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努力使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全过程，融入社会生活和文化建设；三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价值观的指引下，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并正在进行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跨越，核心价值观日益显示出其正确性和巨大威力。今天的中国还在不断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以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当代价值观成为中国现代价值观的新形态，也是中国价值观现代转换的最伟大成果。

在以上四个阶段中，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而言，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可视之为现代价值观的三种基本形态，即革命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以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当代价值观（简称为“当代价值观”）。当代价值观是现代价值观的一种形态，而核心价值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当代价值观就其性质而言，也可以完整地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而1949—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可相应地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或“社会主义价值观”。

三、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价值观

无论是与中国价值观在传统社会历史上的演进相比，还是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构建相比，中国价值观的当代转换具有独自的特色和优势。正是因为这些特色和优势，我们说中国价值观已经走上了伟大复兴的道路，可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首先，中国价值观的当代转换不是学界自发进行的学术构想，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全社会共同进行的自觉构建。在中西方历史上都曾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过价值观构建，除了思想家著书立说，从理论上提出和论证某种价值观并为之进行辩护之外，官方或某种组织（如教会组织）也在构建其倡导的价值观方面作出过努力。儒家思想能成为自西汉以后的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汉书·董仲舒传》），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政策。而东汉章帝召集的白虎观会议确定了“三纲六纪”，“君为臣纲”被列为三纲之首，宗法皇权专制主义的伦理纲常由此系统化、绝对化。与此同时，汉代儒者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先秦儒家思想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神秘化、神学化，儒家思想于是成为更适合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的理论构建虽然经历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漫长历史过程，但几乎全是通过思想家个人著书立说完成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甚至还为此面临被关进监狱或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他们的学说直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在即将上台的资产阶级发布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文书中得到承认，并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后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与所有这些情形不同，中国当代价值观构建有四个明显特点：其一，执政党和政府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当代价值观特别是其中的核心价值观，直接使用了“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概念；其二，执政党运用其领导地位和政治力量，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动员和调动全社会进行价值观构建，并致力于实现其从传统到当代的转换；其三，价值观构建是根据中共中央的“顶层设计”和统一部署进行的，而且理论构建与实践构建同时进行，并追求其良性互动；其四，执政党和政府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构建，并推动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利用其政治优势集中全社会的智慧、资源和力量，来进行传统价值观的当代转换，推进中国价值观的伟大复兴。

其次，中国价值观的当代转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使马克思主义不仅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当代进行的中国价值观转换，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被确定为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坚持和发展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将其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使之真正成为扎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当代中国思想理论体系。这不再单纯是马克思恩格斯原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基础理论部分；二是应用理论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是科学社会主义，而其中两个部分的构建逻辑次序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然后将这种基础理论应用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中国当代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而它本身又要由这种理论来为其构建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

再次，中国价值观的当代转换不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也不只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价值观的当代转换，就其实质而言，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就是中国价值观当代转化的过程，其结果就是中国价值观的新形态——中国当代价值观的形成。显然，中国价值观的当代转换不是对传统的回归，也不只是对传统的传承和弘扬，而是对传统的现代转换，是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这种转换中有传承和弘扬，而这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30年所一直被否定，却是当前亟待加强的工作，并且这种传承和弘扬又是创造性和创新性的传承和弘扬。这种创造性和创新性突出体现在，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全人类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并与当代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发展总体趋势相适应的，既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同时又具有人类先进性，所形成的是在当代价值多元化的国际环境中，具有突出优势和强大竞争力的中国价值观。

最后，中国价值观通过当代转换所构建的价值观是包含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价值观相承接的价值观，是对世界人民和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供他们借鉴的先进价值观。我们处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人类正在形成价值共识，其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当代转换不仅需要吸收和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而且要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贡献中国元素、中国主张，提供中国范例、中国经验，从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而且是文化大国，正在向文化强国迈进，肩负着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观建设的责任，承载着为其他国家提供价值观建设的范例和经验的义务。因此，中国当代价值观的构建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所构建的中国当代价值观应当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辐射力，可供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

在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需要考虑让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尤其需要考虑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能够为其他国家认同和接受，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能够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等问题。文化的内核和实质是价值观，因此我们要推出的重点是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中国价值观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一切文化形态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主要标志。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中国价值观尤其是中国当代价值观走出去，从而显示整个中国文化的感召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中国价值观走向伟大复兴是一种开始，而不是完成，实现其伟大复兴还有非常繁重的任务。就现阶段而言，面临的最直接的任务是如何将我国目前的主导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我国所要构建的当代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当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对接。要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首先需要弄清楚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形成和演进，它的立论基础、基本结构、核心内容、主导观念、基本精神、民族特色、历史价值、构建经验及其衰落的历史教训，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在中国价值观当代转换过程中，对于传统价值观我们应当弘扬什么、更新什么，从而为中国价值观的当代转换提供理论依据和学术支撑。该命题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探讨，以参与和推进中国价值观的当代转换，为中国价值观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