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进步，公众有呼声，政策在优化，一些人的治理思维却还没有跟上，还停留在靠用各种“红章子”管理人口的时代。

跑居委会3次、跑派出所3次、跑街道办事处1次，打市长热线电话11通，拖了50天，石家庄市民苏晗（化名）才为在国外的儿子开出了一张无犯罪证明。“最初，派出所要求必须本人来办，我让儿子从加拿大请假回来，往返两万多公里。”可等儿子上了飞往国内的飞机，石家庄市长热线工作人员通知“不必本人到场”。（6月4日《中国青年报》）

 “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大背景下，为什么有些证明还在“不远万里”地折腾百姓呢？说到底，时代在进步，公众有呼声，政策在优化，一些人的治理思维却还没有跟上，还停留在靠用各种“红章子”管理人口的时代。

以“无犯罪证明”为例，在教师等少数行业资格考试中，适当设置门槛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个范围不应该随意扩大。此前，一些企业招聘需要开具“无犯罪证明”，出境旅游要求开具“无犯罪证明”，有的连购房、租房也必须去开这个证明，这有什么必要？且不说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犯罪记录，不应被强制要求自我证明。就算是曾经有过犯罪记录，也不应被粗暴地打入另册，连外出、就业、居住都受限制。2015年8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微曾发文明确“18个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其中就包括“无犯罪记录证明”。明确“18个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的本意是为办事民众减负，但在许多单位实际上仍持续索要该证明，让一些办事群众身陷“一边要开，一边不给开”的无所适从。

岂止是“无犯罪证明”，但凡可要可不要的证明，都不应该折腾百姓，空耗社会成本。近几年，各地取消了不少证明，其基本原则是但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的一律取消，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被其他材料涵盖或替代的一律取消，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开具单位无法调查核实的证明一律取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4月底，各地区、各部门共取消证明事项13000多项。取消了上万项证明，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为什么还有不少不合理的证明折腾人？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社会生活中到底还有多少被要求开具的证明。

解决之道在于明确列出清单，依法严格限定需要开具的证明事项，除此之外的一切证明都无需再开。对办事机构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清单之外的证明不得再要求公民出具，这是进一步“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基本方向，是进一步打破“管制思维”，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现实需要，也是避免一些机构“瞎折腾人”的有力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