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近代中国第二个号称“大”的都市。100年前五四运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交响乐的音符在黄鹤楼、阅马场、长街（今武昌解放路）、歆生路（今汉口江汉路段）、六渡桥奏鸣。五四运动犹如一轮喷薄的朝阳照亮了江城，揭开了武汉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华章。

武汉地区的五四爱国狂飙是随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而起的。1919年5月6日，《汉口新闻报》首先报道了北京爱国学生举行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同日，江城另一张大报《大汉报》在头版以《北京快电》的标题报道了同一消息，并在第2张第4版上发表短评《中国可以不亡》，指出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说明“国势危急之秋，人心尚未死绝，攘臂一呼万山响应，中国或可不亡，此又可喜之事也。”当天晚上，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校长）恽代英与中学部三班学生林育南商议响应北京爱国学生一事。他们油印了600份由恽代英起草的爱国传单《勿忘五月七日之事》。第二天，是五七国耻日，武汉三镇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一天，以示不忘国耻。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威”举行运动会，因有五四运动的背景，所以到下午聚集了6000多学生。会上散发了《勿忘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振聋发聩的呐喊，引起了莘莘学子的强烈共鸣，鼓舞着武汉人民投身爱国运动。5月17日，武汉地区26所学校代表在中华大学开会，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学联会“以热忱爱国联合感情为宗旨”。第二天中午，武汉3000多学生在阅马场集中，举行了第一次爱国大游行。学生们的爱国举动，受到武汉民众的热烈欢迎。20日，武昌文华大学、文华中学、圣约瑟、博文学院、文华章子军等教会学校1000多学生，冲破校方的阻拦，举行示威游行。

面对日益高潮的学生爱国行动，湖北督军王占元屡下令，禁止学生干涉国事，防范学生、商民出现激烈举动，切实保护外侨，防止妨害国际“亲善”的事件发生。6月1日，武汉中等以上学生5000多人，再次举行爱国大游行。面对汹涌的革命洪流，王占元命令军警镇压。这一天受伤的学生有30余人，数十人被捕。6月3日，学生不顾禁令，再次上街进行爱国宣传。文华大学的学生上街时，暴雨滂沱，他们全然不顾，冒着大雨散发传单。中华大学的数十学生到劝业场进行演讲时，与保安队发生冲突，重伤4人，轻伤5人，有7人被捕。王占元制造的六一、六三惨案轰动全国，抗议和谴责之声四起。

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武昌律师公会副会长施洋，在律师公会的紧急会上，提出援助学生的议案，呈请法庭提出公诉。接着律师公会对受伤学生进行调查，并提出公诉。武汉商界通过汉口各团联合会、汉口总商会、武昌商会等团体举行临时会议，谴责军阀的倒施逆行，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活动。

接着，武汉三镇掀起三罢斗争，6月10日上午，汉口数十家商店首先罢市。12日，武昌全城一律罢市。武汉的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关注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学生运动兴起时，他们和广大市民一道，对在街上游行的学生给手支持。贫农大工场织机部的工人也组织国货贩卖团，积极参与提倡国货的活动。

上海工人阶级支持学生举行罢工后，武汉三镇的学生再次行动起来，通过罢课、爱国游行、追悼会等形式，开展争国权的爱国斗争。

以恽代英、林育南、施洋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予到社会上，动员社会各界行动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倒行逆施。8月18日午后1时，湖北各界联合会在汉口歆生路怡园后爱国公司成立。这标志着武汉地区爱国运动走向了社会大联合。武汉的爱国斗争也随着全国斗争的胜利而落幕。

五四运动不仅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伟大胜利，还揭开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幕，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五四运动也彻底改变了武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照耀楚天，将武汉人民爱国运动之船引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航道上。

第一，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武汉地区的第一批共产党人都是在五四运动洗礼中成长起来的。武汉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兼骨干恽代英、林育南等在运动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是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在《新青年》《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光华学报》等报刊上发表数十篇文章，成为进步青年的楷模。最初他受到无政府共产主义“互助论”的影响很深，主张伦理革命，即通过思想革命，培育“善势力”去战胜“恶势力”，实现人类大同。他说“世界不但应为德谟克拉西的，面且应为安那其的。”在五四运动中，武汉学界的核心力量就是他组织的互助社。他有这个思想基础，所以1919年底、1920年初，全国掀起新村工读空想社会主义时，他是湖北积极的推动者，在武昌办了利群书社，梦想在黄冈回龙山办新村基地。1920年10月，他发表的《未来之梦》集中反映了他的早期思想脉络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方案基本点就是通过不触及社会的根本改造，用改良的方法，使中国走上复兴之路。此时，他的学生刘仁静、林育南在北京沐浴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他们写信给老师，反思老师追求的道路，指出其空想性。林育南致信：“我们的理想仿佛是对的，但审查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究是个‘理想'，终究是个‘梦'呵！”陈独秀的批评则严厉多了，他说：“在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绝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试同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团即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这些批评让恽代英深刻反省。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改造方案又不断受挫，促使他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识到只有社会的根本改造，才能实现经济生活的改造，从而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董必武则是另一个改造典型。他出生于黄安（今红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最初沿着科举之路，企图走上仕途。在武昌求学期间，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他毅然从家乡赶到省城参加起义，在新政府做官。后到日本学习法律，回国投身护法战役。在鄂西担任湖北靖国军联军司令部秘书时，因总司令蔡济民被另一个靖国军将领杀害，于1919年春受托到上海，向孙中山求援，强烈要求惩办凶手，伸张正义。没有料到孙中山一筹莫展、无能为力，这引起董必武深思：依靠孙中山利用军阀打军阀不能救国家，革命要找新路。经过五四运动，他看到了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小同乡李汉俊的引导下，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发生根本转变。8月，他怀着改造湖北、改造中国的决心，返回桑梓。通过办报、办学校，培养革命人才，走上了“坚信马列志不移”的革命之路。

在董必武、恽代英的周围，陈潭秋、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新型青年成长起来，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

第二，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传播，武汉成为仅次于北京、上海的第三传播重镇。

首先，得益于武汉先进的通讯和出版机构。武汉由于得天独厚的居中地理优势和较为发达的近代工业，成为中国现代化摇篮之一。通讯、出版、书店等现代文化机构数量名列前茅。到1919年，武汉的通讯社就有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等十几家通讯社。报馆原有40余家，1919年五四运动中又产生了18家。出版印刷机构有大成印刷公司、中亚印书馆、广文书局、维新印书馆、新文化共进社、交通印书馆等多家。先进的传媒使武汉与世界连在一起。世界、省外发生的大事，一两天后就传到武汉。西方新潮著作很快在书店上出售。西学启蒙了一代又一代的武汉人，并向省内、中国腹地扩散开去。湖南文化书社通过武昌利群书社走向全国便是个很好的例证。

其次，得益于一批马克思主义播火者。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是传播的主体。李汉俊是荆楚大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是湖北潜江人，12岁东渡扶桑，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底回到上海，立即进人报馆，宜传科学社会主义。他影响了一批湖北青年，回到家乡讲授唯物史观，是董必武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董必武、陈潭秋等通过武汉中学培养革命人才。恽代英翻译、撰写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述，成为荆楚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人。

最后，得益于武汉地区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启蒙读本，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图书之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1920年9月出版，为中共第一家出版社社会主义研究社编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二种”，初版就印了3000本。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一再印刷，仅武汉的长江书局就印刷多次，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畅销书之一。《阶级斗争》是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爱尔福特纲领》的诠释本，阐释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在共产国际运动中有很大的影响。1920年秋，陈独秀委托恽代英翻译。恽代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任务，陈独秀以党办的第二家出版社新青年社，于1921年1月以“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出版。毛泽东不止一次说道，此书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本启蒙著作。1920年6月，由汉口新文化共进社出版的《劳农政府与中国》是第一部详细介绍十月革命与苏俄革命与建设的中文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6月在汉口出版的《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社会。第一次在国内出版物上宣称要建立苏俄式的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救国论，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解放人类的明星”；必须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它是“我们做一切事业的指南针”。《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的大意义在于它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直接为中国共产党“一大”制造舆论的中文宣传品，代表中国建党时期最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第三，运动促进武汉（湖北）地区党组的建立。武汉（湖北）建党有四个特点：

首先，它是在中共第一个早期组织的帮助指导下建立的。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等5位革命青年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即后来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陈独秀十分关心武汉。这年春季，他到武昌讲学时，就结识了昙华林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他派党员湖北籍的刘伯垂回故里建党，将郑凯卿介绍给刘伯垂，使郑凯卿成为武汉地区最早的党员，也是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李汉俊也把董必武介绍给刘伯垂，并和刘伯垂一起作董必武的入党介绍人。刘伯垂与董必武、记者包惠僧（由陈独秀介绍）一起，在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成立了中共武汉早期组织。

其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地方早期组织。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是1920年10月，与中共北京早期组织同时产生。1920年6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武汉党组织之所以能够在10月成立，陈独秀、李汉俊功不可没。

再次，湖北籍党员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特殊贡献。李汉俊与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实际筹备人。1920年底开始，李汉俊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协力筹备中共一大。李汉俊还将他与兄长李书城的寓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提供给大会，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代表13人，湖北籍的代表有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刘仁静、包惠僧，在省籍人数上位居首位。湖南籍代表4人，位居第二。湖北籍代表不都是武汉早期组织的代表，李汉俊代表上海，刘仁静代表北京，包惠僧是陈独秀的代表，但有5位湖北籍代表，说明“惟楚有才”绝非虚言。武汉是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现代工业、金融、商业都名列前茅，文化、教育、现代通讯、出版也是全国先进省份之一，因此在现代转型的中国，产生第一批最先进的革命青年，就绝不是偶然的。

最后，湖北地区几乎与中共一大同时出现了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同等性质的党，意义非凡。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恽代英等23位革命青年聚首湖北黄冈回龙镇浚新小学，成立了共存社。毛泽东创办的湖南文化书社代表易礼容参加了会议。共存社的宗旨“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专制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个“组织严密，俨然一国家”的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团体，与共产国际、中共早期组织没有组织关系，是以恽代英为代表的革命青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自发地组织布尔什维克式（波社）的团体，说明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权威历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一第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共存社的出现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第四，运动促进武汉地区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使武汉地区成为第一次中国工人运高潮的中心地。武汉是近代中国的工业、轻工业集中的重要城市之一，到五四运动爆发时有无产阶级10万之众。他们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主、军阀的压迫，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在五四运动中。虽然没有形成自觉的阶级力量在武汉舞台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他们参加了罢市与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发挥了作用。经受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他们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党成立后，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动他们身上，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产生了郑凯师、项德隆（即项英）、林育英（即张浩）、林祥谦等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批党员。他们通过办识字班、文艺活动等形式，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

武汉地区党组织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为党领导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公开组织。1922年10月10日，武汉工团联合会改名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是全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12月10日，汉冶萍总工会在汉阳宣告成立，是全国最大的产业总工会。总工会是工人运动的战斗堡垒和司令部，在总工会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劳工运动的风暴：1920年10月，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1年12月，汉口租界6000多工人举行了汉口人力车大游行！1922年5月，汉口、武昌举行庆祝五一节大型活动，七家主流媒体连续3天出版了“五一特刊”，创造了红色新闻的奇迹！1922年7月，汉阳钢铁厂罢工！1922年10月--1923年1月汉口英国香烟厂两次大罢工！1923年2月，在连绵罢工潮中，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大罢工！

全国工运领袖邓中夏高度赞扬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而言，当时首推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