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发起宛东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战役结束后，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立即于6月5日在南阳彰新庄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作《中原区的任务和行动方向》的报告，指出：“中原区的任务是将战争引至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关于在汉水区如何打开局面，刘伯承谈了他对基本战法和下一个战役的设想：第一方案向襄樊、老河口行动，消灭防守该地的国民党部队；第二方案向信阳南北行动。经过与会的中原野战军各纵队首长研究讨论，打襄樊的意图取得了一致。

当时，襄樊是1948年2月1日刚成立的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驻地，司令官是康泽。他让川军一六三旅守老河口，一六四旅守樊城；中央军一跂四旅和国民党二十三旅的教导队和宪兵队、特务营守襄阳。鉴于襄阳城防守空虚，康泽又从两个川军旅中各抽一个团加强守备。康泽又怕川军指挥不动，推荐川军将领郭勋祺来当他的副手。

襄樊战役行动前，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西线部队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于1948年6月出其不意地攻占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形成南北配合、互相呼应之势。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急忙将其机动兵力向北集中，这就使老河口、襄樊之敌形成孤立无援之势。刘邓首长当机立断，于6月13日下达关于襄樊战役的部署，命令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中野六纵、桐柏军区部队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共14个团的兵力，独立进行襄樊战役。

与此同时，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判断解放军主力已向东移动，在华中地区不会有大的军事行动，宣布要到辖境内的几个据点巡视一番，并和康泽约好，定于7月1日飞往老河口后再到襄樊。7月1日是康泽44岁生日，正当他大摆酒席之际，突然接到告警说，解放军正在攻打老河口。康泽急忙结束宴会，并电告白崇禧“暂时不要来”。

7月3日，解放军在迅速歼灭谷城和从老河口逃出的敌一六三旅主力后（其残部不听撤回襄阳的命令，向沙市方向逃去），按预定计划于1948年7月4日、5日夜晚，沿汉江两岸隐蔽地向襄阳靠拢。襄阳攻城作战前线指挥、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凭借以往的作战经验，从客观实际出发，采纳部属的建议，打破历史上攻襄阳“先攻山后攻城”的惯例，决定采取“刀劈三关”战法，夺取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打开走廊通道，以少数兵力、火力扼制山上的敌人，主力则逼近城垣，直接突破。刘邓首长立即批准了这一方案，刘伯承还表扬王近山说“越来越会动脑子，仗越打越精了”。

解放军于7月6日完成对敌合围。根据战局的发展，刘邓首长及时调整作战部署，集中全力围攻襄阳。在解放军的攻击下，国民党守军阵脚大乱。7月6日上午，防守樊城的国民党一六四旅乘船来到襄阳，却被告知“听错了命令”，又仓皇撤回樊城，结果发现外围工事已被解放军攻占，樊城居民已经为解放军“准备了很多猪羊及其他慰劳品”，“家家门口都摆上了茶缸、茶碗”，准备给解放军进城时喝水。7月10日，一六四旅又接到康泽命令：放弃樊城，撤入襄阳加强守备，部队怨声载道。为了鼓舞士气，康泽只好把一箱箱新印的关金券抬出来，“让大家随便拿”。

15日，解放军对襄阳城发动总攻，到16日上午，完全控制了襄阳城，歼灭敌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一跂四旅、一六四旅全部和一六三旅大部，俘获康泽、郭勋祺以下17000余人，收复襄阳、樊城、老河口、谷城、宜城等城镇。

在襄樊战役总结中，刘伯承说：“这一战役……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的方法。”中共中央在祝贺襄樊大捷的电文中指出:“这一汉水中游胜利，歼敌2.1万，解放城镇7座……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此后，解放军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互相配合，在中原战场转入主动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