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与武汉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武汉是“小平”名字启用的地方，是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对挽救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意义的“八七会议”，到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到武汉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再到1992年视察南方首站重要谈话，邓小平多次到过武汉，高度关注武汉建设。他多次视察武钢、武重等大型工业企业，为北伐独立团烈士陵园、八七会议会址、京汉铁路大罢工60周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武汉机场等题词、题字，并多次在武汉参加重要外事活动。武汉留下了邓小平的光辉足迹，小平同志铿锵有力的声音还在武汉人民的心中回荡，激励武汉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英雄城市的光荣传统，焕发新的活力。　　

武汉，“小平”名字启用的地方　　

1927年6月底，23岁的邓小平离开西安中山军事学校。7月初，他辗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秘书，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以及在中央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文件。

邓小平这时叫邓希贤，原名邓先圣。“邓先圣”是邓小平父母为他起的本名，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给他起名“先圣”，是希望他能够像圣人一般成长，日后光耀门庭。5岁时，私塾先生认为“先圣”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些不恭，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希贤”。少年时期，邓小平到法国和苏联留学，1926年回国到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职，1927年7月到武汉，一直使用“邓希贤”这个名字。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

至此，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刚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的邓小平，就面临一场严峻考验。他随党中央机关一会儿从汉口搬到武昌，一会儿从武昌搬回汉口，与国民党反动派巧妙周旋。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希贤”改为“小平”。

此后，这个名字一用就是70年。“邓小平”三个字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响亮的名字之一，成为一面旗帜、一座丰碑。　　

武汉，邓小平与毛泽东相识、相知的地方　　

1927年8月7日，为了检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8月3日晚，邓小平被交通员带到会场——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栋西式公寓的二楼。作为会务人员，邓小平最早来到这里，又最晚离开。会议开了一天一夜，邓小平在这里呆了6天，担任会议记录工作。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34岁的毛泽东。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心里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后来，他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多次强调：“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只有“武装斗争能够打开局面”，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够取得胜利”。

邓小平在武汉工作了3个多月。10月，他随党中央机关一同到达上海。在八七会议上第一次见面后，邓小平在思想上就与毛泽东有某种默契，这在邓小平的军事斗争生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敢于斗争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品质。20年后，1947年8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秘密电报，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十二万大军，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逐鹿中原。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工作上默契的配合也在武汉的活动中得到体现。1958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第一次来到武汉，12月13日才离开。期间，邓小平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预备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八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专题会议,其中七次是晚上召开的。11月25日至27日，

还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陪同毛泽东接待了金日成率领的代表团。12月3日上午，邓小平出席周恩来召集的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在发言中指出：党对抓工业的经验不足，要形成比较完全的经验还需要若干年。总之，要实事求是。邓小平为开好会议付出了辛勤努力，为纠正失误，调整政策，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

1974年9月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接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一行。会见结束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中，邓小平问到：“最近看到主席关于两个跑过台湾的亲蒋美国议员也欢迎他们来华访问的批示，我从这里想到，今后这一类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宽一些？”毛泽东回答：“要宽一些。”毛泽东问：“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回答说：“主要是人事问题。”毛泽东说：“开个名单来嘛。”毛泽东还说：“贺龙要恢复名誉，不要核对材料了，杨、余、傅也解放了嘛。一个宋任穷，一个王恩茂，叫他们振作起来。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何必搞得紧张呢？”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正是在武汉，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从在武汉的这些经历，我们可看到两代领导核心胸怀全局、敢于担当、自我革命、善作善成的崇高品质和心气相通、齐心协力推动国家发展的革命情谊。　　

在武汉，邓小平提出：“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　　

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3月，中央决定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一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参加外事活动较多。10月中旬，陪外宾游览桂林后，专程到湖南韶山参观。

10月21日，邓小平从湖南回京途中，在武汉停留。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首次外出考察。他再次视察了武汉钢铁厂。这是1958年12月12日在武汉开会期间和陈毅视察武汉钢铁厂后，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武钢。邓小平听取了厂领导关于生产和扩建情况的汇报，视察了初轧厂、大型厂、轧板厂和炼钢厂。当他了解到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施工安装的四号高炉，从破土动工到出第一炉铁水只用了137天的时间，邓小平满意地说：“好！又一个淮海战役，是钢铁战线的淮海战役。钢铁工业要搞好兵团作战，但是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希望你们再打一个团结协作的漂亮仗。搞建设，就是要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武钢是新中国兴建的大钢都，地理条件优越，很有发展前途，现在搞四百万吨，我看将来可以搞一千万吨。”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乘轮船从重庆前往武汉。一路上，他向长江流域规划办的同志了解了鄂西资源情况，询问了鄂西铁矿分布的地区、矿石品位、川汉铁路选线、三峡大坝建设等情况，沿途了解了宜昌、荆州等地区的情况，并视察了三峡、葛洲坝工程建设。

16日，邓小平视察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二炼钢厂，这是他三进钢城，此次关注的重点是一米七轧机生产情况。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是从日本、德国引进的成套设备。合同规定“海比”硅钢片只允许含铜0.01％，镀锡板只允许含铜0.06％，而武钢生产的钢最低含铜量是0.3％左右。邓小平一开始就很关注这个问题。当他得知“这一难关已被我们攻破了”时，高兴地说：“我们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

1975年，第二炼钢厂曾因漏钢事故受到邓小平的严肃批评。第二炼钢厂的职工卧薪尝胆，狠抓管理，在消化、吸收引进连铸技术中勇于改革创新，终于实现全国钢厂中第一家全连铸,达到国际炼钢工业技术的新水平。在连铸机的出钢口，邓小平看见连铸机下B5操作室青年工人正聚精会神操作时，便走进去，热情鼓励青年工人学习掌握国际先进技术，为中国工人阶级争光。

从炼钢厂出来，邓小平视察了冷轧薄板厂。当他听说一米七轧机产品质量好，热轧钢板经平整后误差不到半根头发丝，冷轧板平整后误差约一根头发丝的1/16时，满意地笑着说：“你们要利用先进设备和技术，搞好产品质量，多出钢材，出好钢材。”

17日至20日，邓小平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领导一起讨论了“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依法管理、个体经济、军民融合发展、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打开国际市场等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

在谈到三峡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修建三峡工程，对航运的影响不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大，而对防洪起的作用大，发电效益很大。因此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这一表态，加快了三峡工程的论证进程。

在谈到今后十年经济发展目标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设立目标，一定要反映人民生活在哪些方面受益，不能只讲平均工资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必须把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反映出来，生活要有相当增长，人民才能满意。”　　

武汉，那些熠熠生辉的小平题字 　　

武汉有几处重要场所，特别是红色文化场馆，留下了邓小平的墨宝。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八七”纪念馆馆名。今天，“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已变成烫金馆牌悬挂在纪念馆的门楣上。

1983年1月26日，邓小平为纪念京汉铁路大罢工60周年亲笔题词。题词这样写道：“中国工人阶级要发扬二七革命传统，为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如今，这一题词悬挂在武汉二七纪念馆展览厅。

北伐独立团烈士陵园内，长眠着191位叶挺独立团将士，他们在1926年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陵园大门20米处有一座高大的牌坊，横额上也刻有邓小平题写的“独立团烈士陵园”七个大字。题字时，邓小平刚恢复职务不久，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这次题字，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的前身是中原大学。中原大学是解放战争时期诞生的一所特殊大学，邓小平是这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1948年，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领导同志的关怀下，中原大学在战火中诞生。中原大学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把大量毕业生送到解放战争的最前线，不仅补充了战争时期前方的干部不足，也为中南地区乃至全国输送了大批急需的建设人才，被誉为“中南地区的革命熔炉”。

1984年，华中师范学院具体负责《中原大学校史》编写。邓小平不仅审阅该书稿，还对照片选用提出建议。

1985年8月，华中师范学院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学校以文件形式给邓小平写信，恳请他题写校名。11月20日，邓小平再次翻阅《中原大学校史》书稿后欣然挥毫，写下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竖式题书。他嘱咐学校领导，不宣传、不报道。这是邓小平首次为师范类高校题写校名，也是唯一的一次。

1988年9月，中南财经大学即将迎来40周年校庆，校庆筹备委员会派人赴京向邓小平求墨宝，为该校题写校名。邓小平在书房欣然提笔题写了“中南财经大学”校名，这一瞬间还被他的贴身警卫秘书张宝忠拍了下来。30年后，张宝忠将这张照片提供给学校。邓小平给武汉两所高校题写校名，体现了他对这两所具有红色基因高校的一片深情。1990年12月7日，86岁高龄的邓小平为武汉天河机场题名：武汉机场，表达了对武汉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关切和祝愿，也激励武汉人民为创造幸福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武汉，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首站　　

1992年1月18日10点20分，一声汽笛长鸣，邓小平乘坐的专列缓缓驶进武昌火车站。88岁高龄的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武汉，这是他南方视察的第一站，专列在武昌火车站的站台上停留了29分钟。

邓小平在陪同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下火车。等候在站台上的几位省委领导立即快步向前迎接，热情握手问候。关广富代表省委邀请老人下榻东湖宾馆。邓小平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告诉大家：只在车站作短暂停留，连休息室也不必进了。邓小平一边漫步站台，一边与省委领导同志谈笑风生。张宝忠向笔者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现场没有记者，武昌车站的照片是张宝忠拍摄的。在一个简陋的商亭里，邓小平坐在一把陈旧的折叠椅上，一边听汇报，一边发表了一些出人意料的讲话。这些讲话

回答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正在思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

邓小平谆谆告诫在场的湖北省委、省政府负责人：“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又深切地说：“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29分钟过去了，邓小平缓缓站起身来，与大家道别。离开武昌以后，邓小平又先后到深圳、珠海等地视察。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视察，武昌是这次视察的第一站。邓小平亲自审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入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讲话要点》，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翻开了改革开放崭新的一页，让中国大地响起了《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