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为“第二提琴手”的恩格斯不仅与马克思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经典文本，而且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坚决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开始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宣传各种实质上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或是在解决现实具体问题时断章取义，简单套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基于一定历史背景提出的个别观点和具体结论，或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将“修正”“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同于所谓“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了回应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回击对马克思思想的篡改，恩格斯对教条主义展开了严厉的理论批判与严整的理论澄清，其主要观点见于《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文本之中，集中体现在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

一、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它极力推崇教义和本本，唯书、唯上而不唯实，否定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将适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的具体观点和个别结论作为一般性和普遍化的基本原理机械地加以推广和应用，而忘记了具体结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历史条件和理论前提。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斗争的历史。同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展开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项重要理论工作，为其后继者在开展理论研究和领导工人运动时所坚持，同时也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认知认同提供了基本遵循。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早期，在1843年9月写给卢格的信中就指出：“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P7)随着马克思思想影响的扩大，有些自诩“马克思主义者”歪曲马克思的思想，对此马克思曾多次明确指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P590)这句话并不是说马克思本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针对曲解、误读马克思思想本义而将自己称作是马克思学生的那群人而言。在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就同法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划清了界限，强烈反对那种自称为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而实质上对其思想进行教条式的理解、传播和应用的做法。1881年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针对查苏利奇在来信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回应，“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2](P471)

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肩负起批判教条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针对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把马克思思想教条化的错误倾向，恩格斯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为人们提供的不是凝固不变的现成结论，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科学方法。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中。在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书信中，恩格斯就指出德国人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死记硬背他们的理论的做法并不能够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丝毫无益于群众运动的开展。在致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书信中，恩格斯针对美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分歧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要警惕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械式和教条式的应用等。

19世纪80至90年代，集革命家和理论家于一身的列宁旗帜鲜明地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并且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我们的纲领》中，列宁批判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批判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借口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因而要对其进行“革新”的错误观点。在《论策略书》中，列宁又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3](P26-27)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列宁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从理论层面深化到现实层面。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并基于俄国处于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这一客观现实，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形成了“一国胜利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他基于时代发展、世界格局和俄国国情变化作出的科学分析和判断，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将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这一论断（即“同时胜利论”）的丰富与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教条主义的批判中我们可以发现，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主要特征。

其一，教条主义割裂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4](P309)矛盾的特殊性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具有本质的区别，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各个事物的内部要素也存在着各种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事物、解决矛盾、处理问题时，要针对矛盾的特殊性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切忌主观臆想而忽视客观实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象不见本质。

其二，教条主义把基本原理与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混为一谈。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P5)列宁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P274-275)而教条主义无视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具体实际中的应用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错误地将基本原理等同于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割裂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要依据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其三，教条主义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实践向度、以改变现实世界为旨趣的科学理论，它既在实践中产生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又在实践发展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而实践是复杂的而且是变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是抽象的统一，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断反映时代新精神、回应人类新挑战、引领实践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奥秘所在。而教条主义则无视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问题，唯书、唯上而不唯实，否定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恩格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恩格斯晚年坚决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肢解和曲解，在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特别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P562)“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691)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恩格斯晚年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在特定的场景下展开的。一方面，马克思逝世以后，资产阶级学者失去了强劲的竞争对手，他们开始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责难，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肢解和歪曲，作出了有悖于马克思本意的阐释；同时，由于马克思思想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日益扩大，有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欺骗工人群众，这就迫切需要恩格斯对此作出理论回应。另一方面，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而国际上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误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这就迫切需要在批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第一，恩格斯批判了“唯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发展“合力论”思想。恩格斯在晚年关于唯物史观的通信中多次强调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构成社会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反对抽象地、片面地将经济因素视作社会历史发展中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对“经济决定论”观点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将社会历史唯一决定性因素简单地、机械地归结为经济因素，将全面、丰富、深刻、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简单地归结和还原为唯经济决定论。其实，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多本著作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僵化、简单化和教条式地阐述过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神圣家族》中已经明确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P295)也就是说，历史不是无主体的盲目机械运动过程，而是主客体双向互动的活动过程。其中，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是推动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占据基础性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生产。有意识的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他们共同构成了社会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维持自身生命的延续就必须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并且产生了对精神生产的需求以及对人自身生产的需求。

恩格斯晚年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P591)恩格斯还深入阐述了创造历史的条件性及其具体的创造过程。从创造历史的条件性来看，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既定的，前人所创造的一系列物质基础、政治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等构成历史活动的基本前提，这些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国家内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不能说明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中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1](P592)从社会历史的具体创造过程来看，社会历史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推动前进的。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带有一定的意志，他们的意志不可能完全一致，有时候甚至存在着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这些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相互矛盾与冲突的意志所形成的合力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贯穿着这个理论的”。[1](P593)

第二，恩格斯晚年坚持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全面而深入地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多层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为了把唯心主义从其最后一个避难所历史观中驱逐出来，他们从社会历史的根源出发，重点强调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逝世之后，为了回应各种对于唯物史观的误读，特别是唯经济决定论、庸俗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恩格斯重点阐述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具有相对独立发展历史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剖析了作为唯物史观内在维度的意识形态，从动态上来看，意识形态是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和发展；从静态上来看，意识形态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表达。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仅仅停留于观念领域而未走向现实领域这点指出，意识的所有形式及其产物不能通过精神批判使其消亡，“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7](P544)但是，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这使得教条主义者认为只要从现实的物质关系出发就理解了意识形态的全部内容。针对教条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曲解，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著作中，指出意识形态总是与物质生活交织在一起，他在承认意识形态总是作为社会物质生活的隶属性因素而存在的前提下，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多种存在形式，指出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国家、法律、宗教、哲学等具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发展道路。

恩格斯在1890年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中批评了保尔·巴尔特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并将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指出保尔·巴尔特仅仅认识到物质存在对意识形态的唯一决定性作用，而否认思想领域中的意识形态也会对物质存在产生一定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1](P586)针对像保尔·巴尔特这种仅强调经济过程的基础性作用而否认意识形态反作用的人，恩格斯认为他们缺少一种辩证思维方式，由于他们陷入形而上学两极对立的境地，所以只能单向度地理解经济运动的决定作用，而无法看到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著作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等已经详细论述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对整个社会历史运动所发挥的特殊作用。1893年，恩格斯在致弗兰茨·梅林的书信中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批判了意识形态家们否定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错误论断，“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1](P659)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通过虚假意识从其思维领域中引申出来的结果，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以思维为基础，具有相对独立的历史外观。

第三，恩格斯回应了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对马克思的进攻，消除了杜林假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从而在批判杜林错误学说的过程中完整而科学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杜林一直对其先驱者保持一种桀骜不驯的态度，他认为只有自己才真正地创立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并确定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叫大嚷地跳上舞台，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已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大体上就是这样”。[8](P30)当然，《反杜林论》所作出的理论论战和理论阐释并不是恩格斯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凝聚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思想成果。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所指出的：“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8](P11)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学说的错误观点展开了三个方面的论战。在哲学层面，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先验主义的错误观点。杜林以先验主义的立场从思维、范畴或模式出发构建现实世界，将思维、原则等观念层面的东西视作是第一性的，而将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等现实生活视作是从属性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境地，也就不可能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产生任何科学的理论学说。在批判杜林错误哲学观点的基础上，恩格斯科学阐述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系统深入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生命观、真理观、规律观，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平等观、自由观等。

在政治经济学层面，恩格斯主要驳斥了杜林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歪曲。虽然马克思多次强调剩余价值不同于资本赢利或利润，剩余价值额远大于利润或资本赢利额，但杜林仍然将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与利润混为一谈，这就从理论上遮蔽了资本剥削的本质。此外，杜林还将一切利润、地租、工资等经济领域的问题视作是暴力导致的，也就是将经济领域的问题视作政治领域的问题。无疑，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只停留于现象层面的描述而没有深入本质层面的探讨。

在社会主义层面，恩格斯批判杜林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理论贡献的漠视。在恩格斯看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之所以带有空想色彩，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虽然已经有所暴露，但是发展不充分。而杜林所处的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日益激烈，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杜林还从他的头脑中主观制造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要从他的至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想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8](P282-283)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从主观原则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实践的发展出发来深化发展理论的主观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

综观恩格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可以概括为以下特点：第一，恩格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始终彰显辩证法的智慧。在驳斥“唯经济决定论”错误观点的过程中，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与主体人意志的能动性辩证统一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一方面，主体在社会历史中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他也强调社会历史中主体的活动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在现实的、一定的前提条件下展开的。在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在承认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二者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

第二，恩格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内嵌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过程之中。恩格斯是在对教条主义错误观点展开批判的过程中驳倒谬误、捍卫真理，他在批判欧根·杜林抓住马克思思想的某一点进行曲解和攻击的过程中第一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大组成部分及其内容。在恩格斯看来，教条主义者往往抓住马克思的具体论断、个别观点进行阐释和应用，而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恩格斯在其晚年的书信中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不能停留于教条式的理解和应用，而要根据实践的变化推动理论的新发展和以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

三、在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9](P13)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同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为代表的“西教条”以及新儒家为代表的“儒教条”等思潮作斗争，坚决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西教条”也称为“西式教条主义”，意指将西方思想理论、研究方法、话语体系奉为圭臬，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马首是瞻，照搬照抄基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特殊国情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宪政民主理论等，将其应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实践，其主要表现是鼓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从历史上来看，当代中国西式教条主义大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遭受挫折，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前途命运产生担忧。与此同时，作为西方意识形态代言人的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公然宣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10]苏东剧变的失落和资本主义终结历史的颂扬，使有些人开始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和道路，极力鼓吹西方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理论与政策，并试图在中国效仿、复制、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民主政治模式。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曾经在拉美地区移植，事实证明，带给拉美地区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而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欧美地区，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宣扬的私有化、个人自由人权的局限性和恶果以及“福利神话”原形毕露，给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吹鼓手“当头棒喝”。

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儒教条”主张固守中国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儒家伦理和生活经验，极力推崇和宣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纲常伦理、礼制秩序，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及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将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僵化地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武断地主张将儒学上升为儒教。具体而言，儒教条认为，儒家伦理能够使具有儒学文化价值根基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避免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失落，从而实现古代儒家伦理与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直接对接。由此，社会上掀起一股“复兴儒学思潮”，或是宣扬儒学政治化、儒家立国，或是宣扬经历现代性转化的新儒学，或是将儒学作为一个学派加以复兴。[11]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可以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儒学所要构建的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血缘为本位、等级尊卑为秩序的臣民社会，与以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用新儒学置换马克思主义，把儒学上升为儒教，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更是痴人说梦，开历史的倒车。

总之，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和神圣职责。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指路明灯，一旦歪曲、放弃或背离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会迷失前进的根本方向，就会犯颠覆性的错误。习近平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12](P65)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开放的理论，既占据人类真理制高点，也占据人类道义制高点，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一系列理论特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13](P7)当今人类社会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交流、交融、交锋并且战胜资本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虽然历经时代场域的转换，但是依然并且更加绽放出灿烂的真理光芒。

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理论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反对教条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反对将自己的理论变为僵化的教条，并强调“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1](P560)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时代场域下所作出的个别观点和具体结论，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于探究时代新课题、解决时代新问题、推进人类新进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全过程之中，能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聚焦于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将理论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将现实中的矛盾转化为理论上的矛盾，转化为“问题”，通过理论创新解决实践问题，指导新的实践，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二者的双向互动和双向创新。要在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方法，将解决实践问题中的成功经验上升至科学理论的高度，从而持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发展的历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