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产保供”“种业振兴”“装满‘米袋子’、充实‘菜篮子’”“支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开展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县试点”“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深入开展文明村镇建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系列举措引人关注。
从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到政府工作报告再提乡村振兴怎么干，多位代表委员近日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乡村振兴用了很大篇幅，足见国家对全面脱贫后乡村振兴的重视，许多提法和理念对今后推进乡村振兴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他们看来，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需要从产业、法治、人才、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全面发力。
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增收
因“棚二代”而火“出圈”的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耿店村，近两年又有了新变化：随着村里各项产业不断发展壮大，“80后”“90后”纷纷返乡，风风火火搞起了大棚种植，耿店村“棚二代”的名气越来越响。如今，村民人均收入超过4.6万元，村集体公共积累超过3000万元，几乎家家户户都买了汽车。
“城里人都开始羡慕俺们村！”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耿店新村党委书记耿遵珠自豪地告诉记者，耿店村这些年走的是“一亩园顶十亩田”的路子，700多座蔬菜大棚是村民致富的“法宝”。
产业连着就业，是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支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支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发展乡村产业”。
全面落实产业就业帮扶，是各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砝码。
从建养羊场到开办黄羊精深加工厂、黄羊大酒店，再到创办黄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五郎黄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汪其德带动4000多户村民通过养殖南江黄羊增收。
从代理村级电商服务点到创建淘宝店铺，再到利用快手直播带货，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陇南市徽县水阳镇石滩村妇联主席梁倩娟让家乡的橄榄油、核桃、花椒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帮助当地300多户村民致富。
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梁倩娟建议：“加大对农产品深加工的支持，尤其是合作社、中小微企业，让更多的农产品变为商品，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也充分认识到产业振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抓手。在他看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要持续加大产业支持力度，推动特色农产品发展。
“完善产业规划，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打造涵盖生产、加工、流通及包括科技服务等一体化的农产品生产体系；落实消费扶贫的相关政策，发挥电商平台优势，促进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扶持建设一批设施完备、特色突出的乡村旅游精品景区，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文旅需求。”宋丰强建议。
在产业发达的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数字普惠金融”成为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实施低收入农户保险补贴政策，建立保险托底机制；开展“保险+期货”联动试点，增强农户防灾、抗灾能力，减少农户损失。
这些举措，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依据。他认为，建设数字乡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
法治建设保障乡村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慧认为，加强乡村法治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念好法治、德治、自治‘三治经’，有效促进农村和谐，保障乡村发展”。
实际上，自去年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乡村振兴战略纳入法治轨道后，云南便及时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和保障措施，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完备的法治保障：健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扩大涉农法律援助覆盖面、深化乡村法治宣传、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信息化建设……
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们认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新的一年，公共法律服务应着重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上发力，满足农村、农民生产生活发展中对法律服务的需求。
“公共法律服务要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实现用法治思维护航‘产业兴旺’、用法治手段保障‘生态宜居’、用法治文化滋养‘乡风文明’、用法治方式实现‘有效治理’、用法律维权巩固‘生活富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给出了具体建议：推进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规范化建设，落实“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引导村民学法守法，依法表达诉求。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的关注重点是加强法治宣传，“宣传普及民法典，正是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中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的契机”。
对于主张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张天任来说，“抓法治”的重要性有更深切的体会。他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建议加强立法与监管。
人才培养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教育是基础，人才是关键。
2021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对乡村人才振兴工作作出系统全面部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加强劳务协作、职业技能培训，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工商学院执行校长李孝轩认为，随着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迅猛发展，乡村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比较突出，人才供求矛盾凸显。同时，农村经济发展正加快转向产业专业化、经营规模化、农业机械化和生产现代化，乡村智慧农业、电子商务、物联网、大数据、现代物流等新业态，对人才需求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对此，李孝轩建议实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行动计划”，鼓励高校设立乡村振兴产业学院，一方面，设置包括现代农业技术、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模块在内的技术技能课程，发展农村致富带头人；另一方面，通过构建产、学、研、用综合服务体系，将培育乡村本土人才与引进外来人才结合，培养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
“加快建立乡村振兴人才‘引育用留’激励机制，全面打通乡村振兴智力扶持、技术支撑、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使农民成为体面职业，农业成为高附加值产业，促进乡村长治久安、共同富裕。”李孝轩说。
对于乡村振兴人才发挥作用的具体模式，张天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实施“乡贤带富工程”。
“乡贤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肩负‘先富带后富’的历史使命，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但我调研发现，乡贤回归和乡贤带富面临缺乏政策引导、发展资金和基础配套等困难。”张天任建议，健全乡村人才回归政策、实施回乡创业帮扶计划、营造回乡创业营商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信阳文新茶叶公司董事长刘文新同样认识到这个关键问题，但他更看重青年人回乡创业，带动乡村振兴。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建议国家出台特殊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外出创业成功人士等青年力量回乡发展，充分发挥青年主力军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刘文新说。
刘文新系统地思考了保障青年人返乡创业的机制建设：营造青年人发展的良好环境，让青年人愿意回、回得去、留得住，安居、安心、安身、安业；建立青年人发展的激励机制，从工作机制、能力提升、选拔评聘、培训扶持、服务保障等方面入手，完善管理服务、评价考核、流动竞争等制度机制，增强青年人对乡村工作的认同感、归属感；优化青年人发展的知识结构，培养和强化家乡情怀意识，增强和提升干事创业本领。
刘文新建言，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把创业青年培训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紧密结合，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