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认为技术会败坏人的记忆和德性，海德格尔断言人类社会已然“座架”于技术体系之上，芒福德认为技术进步对人类文明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斯蒂格勒则指出人只有在技术那里才成其为人……古往今来，自苏格拉底到斯蒂格勒，人们对于技术的态度都是臧否两见。技术的乌托邦也好，技术的敌托邦也罢，所有人都承认，我们已然进入了技术社会，人类文明迈入了技术文明，技术体系已是无所不在的“天网”，“生活世界”似乎被置换成“技术世界”。技术正在加速型构并且试图接管人们的生活、工作、休闲，乃至人类爱情也在不断走向技术化，跟机器人谈恋爱似乎不再是天方夜谭。作为一种纯粹生活世界，学术研究已然无法保持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去技术化的“沉思”，而纷纷向技术靠拢，乃至投降于技术。学术研究中的“技治主义”悄然兴起，人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可问题在于，技术并非学术，搞技术不等于做研究，学术研究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同样也面临诸多促逼性、遮蔽性的危险。
一、“技治主义”：一种现代性的方式
按照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的说法，技术是人类进入时间的方式，并且可能是唯一的方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技术就是时间本身，也就是说，“此在”的技术化过程即时间化过程，也即内时间意识的获致过程。在发生学层面，技术与人具有一种“同构共生”的存在论结构，人创造技术，技术发明人。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超时间的存在。但是，技术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存在的技术，一种技术的存在必须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技术与人既相互承认又相互对抗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便在《斐德若篇》中借塞乌斯神话对人类运用技术的“恶果”给予了预见性的讨论，随着技术体系的不断进化，人类似乎逐渐丧失了对抗技术的想法，转而成为技术的拥护者，满怀信心地谈论着技术乌托邦，并紧密团结在“技治主义”的旗帜下。
与技术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渊长——相比，“技治主义”（technocracy）的历史并不算久远。什么是“技治主义”？据说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工程师史密斯提出，1919年前后，他在纽约杂志《工业管理》（Industrial Management）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技术民主”的主题性论文，核心思想是：为了提高社会效率，更好地实现个人生活与国家目标，应该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国家最高委员会代理社会事务。罗斯扎克给技治主义下过一个定义：“所谓技治主义，我意指工业社会用以达到其组织整合顶峰的社会形式。它是人们通常谈到现代化、更新、理性化、计划时抱持的理想。”因此，“技治主义”也被译为“专家政治”“技术治国”等。根据已有研究来看，技治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培根和圣西门那里。在前者的科学乌托邦想象中，“新大西岛”的运转是在由科学家、技术专家组成的“所罗门之宫”的指导下进行的。圣西门则提出了实业家、科学家联合统治社会的主张。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圣西门设想了一种由21人组成的代替教会“教育和指挥一切星球上的居民”的“牛顿会议”；而《论实业体系》一文则集中体现了他的“技治主义”思想。技治主义虽源自欧陆，却是在美国发展壮大的。1929—1933年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危机空前爆发，技治主义运动乘势而起。人们认为，政治家、资本家治国往往缺乏专业性、效率低下，社会危机不可避免，只有由科学家、工程师等技术专家管理社会事务，才能有效解决政治经济活动的制度性问题。该运动的代表人物斯科特相信，价值规律即将崩溃，一个富裕、高效的技治主义社会随即到来。尽管技治主义运动不免过于天真乐观，但在生存欲望压倒理性思考的情势下，濒临绝望的人们还是迅速接受了技治主义，并以极高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中。于是，技治主义组织纷纷出现，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影响，如罗斯福当政时期，许多技术组织的重要成员在政府经济部门中担任要职，可谓盛极一时。但由于技治主义者之间分歧较大，难以调和，如激进派把技治主义视为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案，拒绝与政府合作，而温和派则视之为政治活动技术化的改良主张，愿意参加到政府中，因此这场运动迅速走向分裂。到1933年3月，技治主义运动几乎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技治主义大陆委员会，不过这个组织到1936年也无声无息了。
整体而言，技治主义的核心观点有三：（1）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现代社会，人类社会迈入新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暴露出种种不适应；（2）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应遵循技治主义，一是用科学原则、技术手段和数量方法来管理社会，二是由接受了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包括社会技术专家）掌握社会管理权力；（3）或主张颠覆发达资本主义再重造，或主张局部改造，或主张一定层面上的改良。代表人物有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家》《经济理论和社会目标》）、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矛盾》）、凡勃伦（《企业论》《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奈斯比特（《技术共和国》）、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等。质言之，技治主义者试图使人们相信：一切人类需要都是技术性需要，人类生活几乎完全可以被技术化处理，也就是精准量化，人们需要做的只是足够了解自己以及技术专家。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从何种立场观之，技治主义者对于社会的看法以及对自身抱持的理想都太过简单乐观，并且关于技术治理的思考也有失深刻。尽管技治主义运动失败了，但他们的行动宣言还是部分被人们接受了，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实践。特别是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在国民政治经济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人类分工进一步专门化、精细化，技术控制已经从政治、经济领域蔓延至文化、教育等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乃至于人的需要、感性都深深浸淫于技术环境而无法自拔了。技术不仅生产着人类社会的现实性，也生产着人的现实性本身。技术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存在方式，技治主义成为一种存在论的言说。作为一种揭示现实性的存在方式，学术研究也愈来愈技术化了，技治主义正在加速垄断学术研究，架空人们的创新意识与批判能力。
二、“技术治学”：学术研究中的“技治主义”
一定程度上，将学术研究中的技治主义看作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似乎远远不够，原因在于，柏拉图的哲学家治国已然奠定了“技术治学”的基调。如果人们接受哲学家治国这一政治理想，那么最值得追求的知识必然是那些普遍有效的知识，最理想的学术活动自然也就是哲学式的沉思与究问了。只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威力不断被放大，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在知识生产、议题设置中的重要性不断突出，于是人们迫切地希望应该由他们代替哲学家治国。培根和圣西门对科学家、技术专家在未来乌托邦中重要地位的强调是学术研究在工业社会中的典型反映，不知不觉中，人们开始用技治主义的逻辑和方案研究世界了。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奠定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权威地位，经不住科学技术检验的知识活动不再受人推崇，乃至于其研究本身也面临正当性的辩护困难，而当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将“枪口”对准一切柏拉图式的学术传统时，技术治学逐渐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学者们紧密团结在“实证主义”旗帜下。所不同的是，与前实证主义时期相比，自孔德以后，人们关于技术治学的理解越来越肤浅与狭隘了。
（一）被技术降维的学术“专家”
技治主义大肆宣扬专家代理社会事务的决定性意义，但他们搁置了一个逻辑前提：专家是如何生产的？尽管这在技治主义者看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对于我们理解“技术治学”依然有所裨益。以技术治学的微观政治学观之，很大程度上，学术研究领域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专家系统，具有特定的准入门槛，因此，任何想要进入“学术圈”的人都必须确立自己的知识领域，具备足够的专业资格，将自己打造成某种专家形象。成为某种专家不仅意味着自身专业地位的确立，也意味着学术权力的获致。所谓学术权力，即日常学术运作中的检查、组织、归类、标识的能力与效应。一旦获得学术权力，个体不仅可以规定学术运作的秩序与方式，还可以利用、调配学术资源制造新的权力组织形式，实现自身学术利益的最大化。于是，专家共同体内部的封闭性话语逐渐沦为一种操作性术语，思想对现实的否定性力量及其创造性欲望被极大削弱了，技术控制逻辑取代了知识生产逻辑，学术研究中充斥着“不痛不痒的假大空”“反复炒冷饭”现象。应该说，“生产专家”是“技术治学”的必要环节，人们虽然无法拒绝专家系统的技术性滥用，但也正是专家知识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但问题在于，随着技术系统的进化，专家系统的泛化与非人化正在掏空专家系统本身。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进入了一个人人自称专家的“泛专家”时代。面对竞速社会的巨大压力与消费社会的无尽诱惑，知识分子逐渐放弃孤高的知识坚守，走出象牙塔与大众文化合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文化的代言人乃至依附者。而另一些人，则借助现代技术不断包装自己，以虚假意识和迎合态度，“严格运用心理学和特写技术、形象宣传技术，与大众传媒结合，紧扣这些媒体已屡试不爽的人类基本话题……借助对事实和精心设计的模式的形象展示，‘通过建立使人接受的新权威和新象征，改变公众舆论的方向’”。在马克思称之为“普照的光”的资本伟力面前，学术研究也披上了娱乐至上的精神外衣，某些“电视知识分子”利用“文化资本在消费社会中自我增殖的逻辑，撕开了私人利益入侵公共领域的口子，将公共性的讨论机制娱乐化为商品化展示机制，将交往过程中的批判功能消费化为对于公众舆论的操纵功能，使得后现代公共领域异化为关于风险经济的消费场域”。于是，人们似乎又进入了一个没有专家的时代。如果“泛专家”意味着专家系统在技术体系前的退却，那么随着学术分工的不断细化，每个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沦为学术工厂中的学术机器而按部就班地运转。特别是进入自动化社会以来，人们索性可以将学术研究交由机器代理了。20世纪70年代，机器写诗开始出现，基于模型和算法的不断改进，机器人可以写出人类无法辨别“真伪”的诗歌，人类的创作信心受到打击。更有甚者，清华大学外语系“21世纪外语教学与研究网络化工程”项目居然设计出了一种新型数字化英语学术写作专家系统——“易得”写作软件，再次证明学术研究并非人类的专利。机器写作可能表明人们在技术制造上的成功，却可能意味着人类在知识生产上的低效甚至失败。如果我们允许智能机器自由写作，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有足够的信心会在人机博弈中胜出。学术研究过度依赖技术，最终会造成智能机器对人类的降维打击，“技术治学”将是“技”的进步与“学”的退隐，人类知识命运的前途堪忧。
（二）被捧上神坛的实证“方法”
“‘实证主义’和‘实证主义者’，是法兰西学院在1978年鉴于其与奥古斯特·孔德有关联而予以承认的两个新词。”马里埃蒂在《实证主义》一书中援引了《法兰西语言词典》中的“实证主义”条目，指出：“实证主义，指源于实证科学的一种哲学体系，为奥古斯特·孔德所创立；这位哲学家把这个词特别用来与形而上哲学相对立。”孔德试图通过确立实证的知识将人类认识从神学和形而上学观念中解放出来，实证主义的核心精神包括“经验”“精确”“真实”“有用”等，但它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实用性、反思辨不是一回事。在孔德那里，实证主义不仅是一种追求精确性的方法论范式，更是一种有着浓厚思辨特质的实践哲学体系。事实上，孔德所反对的是脱离事实的抽象，并非反对抽象本身，正如他所言，“健全的哲学思辨，非但不会否定普遍智慧真正确认的事物，而且还应始终向普通理性借鉴初步概念，并通过系统的转化，使其达到它无法自发取得的普遍性与稳定性的高度。”孔德之后，马克思、涂尔干、布迪厄等社会学家虽然也提倡实证研究，讲求用数据说话，但他们发展出的是一种基于实证精神的哲学。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实证研究的价值不在于数据所表征的经验性意义，更在于对数据背后的社会现实性的深刻洞察。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受技术文化的长期浸淫以及庸俗功利主义价值的影响，科学精神逐渐让位于技术规范，学术研究走上了遗忘真理性的道路，正如斯蒂格勒所指认的，“科学的技术化就在于无视原型”。人们逐渐丢掉了“实证的哲学”，热情地奔向了“唯方法主义”，这是技术治学的又一次“胜利”。
“唯方法主义”往往打着实证主义的大旗，宣称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结果的科学性与精确性，那些未能被处理为数据对象、得到算法证实的研究都不太可信，“唯方法主义者”称之为“玄学”，认为此类研究涉及的只是解释性问题，而非科学性问题。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性，他们坚定且自信地使用屡试不爽的量化研究方法，乐此不疲地追捧各类数据处理软件，美其名曰“科学”与“创新”，以让自己的研究显得新潮与高端，可谓“不量化者不科学，无方法者无学术”。可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往往会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无论研究设计得多么漂亮规范，研究结果却难以突破日常的浅层经验，得出一些不证自明、不痛不痒的结论，很难触及问题的实质。这源于他们只是肤浅地继承了实证研究的“方法”，而丢掉了其厚重的历史哲学底色。是故，人们不难发现，即便近年来实证研究如火如荼，但教育科学研究依然未有太多实质性的突破，没有实现他们宣称的提升中国教育科研水平的愿望。很大程度上，人们只是在跟风西方的研究方法，相对忽略了研究方法的适切性、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等问题，陷入了机械决定论模式。造成“唯方法主义”的原因较为复杂：一是研究范式的不成熟。“技术治学”既反对传统，又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为了确立合法性的权威，只能求助于统计学的数字崇拜。二是学术研究的急功近利。狭隘地将实证主义置换为方法路径，虽不尽合理，却立竿见影，可快速在学术内卷化浪潮中争得一席之地。质量不敌数量，结果重于过程。三是研究者的“自我躺平”。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人们不愿思辨，而是因为思辨研究投入多、产出少，费时费力，一旦人们意识到从事思辨研究基础不好、效果不显，就很容易以否定思辨研究的方式来寻求自我保护与承认，以实证研究之名走向唯方法主义了。
（三）被不断渲染的写作发表“经验”
与大陆理性主义提倡“天赋观念”不同，经验主义认为，一切人类认识都发端于后天经验，经验为理性提供“感性材料”，是沟通理性思维与感性世界的桥梁。洛克曾说，“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之上，归根到底发源于经验”。厘清“何为经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认为，经验即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习得的知识与技能，但杜威则更强调实践活动本身，将经验指认为“做”与“受”的探究性过程。以技术哲学观之，学术研究本身便是一种经验性的技术过程。一方面，学术研究必须基于斯蒂格勒所言的“已经在此”——即此在基于和背负的人类历史“文码”，并做到对已有文码的创造性破坏；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又是一种经验“符码化”（coding）的生产过程，是一种人类意识外在化的行为。其既有辩证性的思维对象化过程，也有凝结为物性实在的持存物，还包括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流体性技能。某种程度上，经验的意义不在于人类意识投射的物性持存，而在于杜威所强调的探究性行为本身。但是，在发表至上的行为文化推动下，学术界逐渐形成了炒作写作、发表经验的学术风气，人们关心的不是学术经验本身的价值，而是如何快速练就写作、发表技术。这是技术治学最为直接的体现。
嵌入生活世界的技术规训与方法所操纵的写作文化，成为决定人们学术生活的新的组织形式。人们对于写作、发表经验的推崇随处可见，按照不同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表现：一是学术单位或学术期刊主办的各种“教育科研论文写作研修班”；二是期刊编辑发起的论文写作、投稿与发表类学术讲座；三是“学术大咖”开设的学术训练类课程；四是“优秀硕博士”开展的各种经验分享；五是以学术写作与发表为旨而组织起来的各种互助型微信群、QQ群以及网站、贴吧等等……从手捧“尚方宝剑”的学术期刊到艰难探索的学术小白，技术治学形成了全方位的“共谋”方式。对于组织者而言，学术经验的推广不仅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收益，而且可以建构一种权力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权力的运作主要围绕学术刊物、审稿专家、期刊编辑铺展开来。各式各样的学术训练、培训与课程，其首要目的是通过“贩卖经验”以确立技术治学的正当性，与此同时，也在生产着学术场域中的行动、生产及其秩序的“理想型”。写作、发表、投稿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形式，是以技术合理性的方式也即理论、方法去说服人，试图让人们相信，掌握一种好的研究技术对于学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从论文选题到遣词造句，都有着最为理想的技术形式，通过这一技术形式，不仅规定了学术研究可以做什么，而且规定了应该怎样做。也正是这一技术化过程，加剧了学术焦虑，加速了学术内卷化，同时取得了更具支配性的技术控制。对于参与者来说，每个人都试图向那些成功的经验靠近，因为其不仅表明技术对于学术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某种潜在的学术资源。每个人都无法拒绝这一技术性过程，必须在学术权力所规定的场域中学习、互动、交流与合作，以生产自身的学术现实性。面对巨大的学术压力，他们渴望迅速找到某种成功的捷径，因而对于技术性套路青睐有加，在某种程度上，学术研究的形式已经压倒了实质。可问题在于，任何的经验都是“与境孕育”的，正如雅努斯神一样，其是朝着过去与未来双重敞开的。如果一味地追求学术研究的技术化完善而忽略了经典符码内化及其思维炼制，技术治学就会将学术研究引向无止境的肤浅歧路。
三、“技决乎道”：学术研究中的“技治主义”治理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写道，“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所谓单向度的人，即人逐渐陷入技术装置的本质性奴役之中，乃至于被其所驯服，从而丧失了否定性、超越性的力量，沦为“技术性愚昧”的“乌合之众”。马尔库塞并非危言耸听，某种程度上，人与技术的关系正发生着本质性的翻转，人们在技术的铁网中“乐不思蜀”，因为技术承诺的现实性足够令人流连忘返，就连最需自由想象、思考与表达的学术研究也被“技术垄断文化”所绑架。面对“技术治学”的根深蒂固，我们是否再次陷入了“批判有力，出路彷徨”的两难境地？是也不是。正如荷尔德林所言，“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技术治学”并非不可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其需要唤起研究者反技术化的学术自觉，树立本末辩证的学术研究观，营造去功利化的学术竞争环境，减少学术竞争中的非对称性与控制性，构建系统化的学术治理体制机制，等等。同时，笔者也明白“对于不知道的，就应保持沉默”的道理，正如赫勒所告诫的那样，“一个人在充分了解一种境况之前不能提供建议”。笔者深知自身对于“技术治学”所知甚少，因此，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并非试图为学术研究中的“技治主义”治理提供切实有效的技术性框架，这有违本文的反技术性立场。笔者的目的仅在于，以抛砖引玉的方式提出若干可能的致思方向。
（一）发挥学术治理的专家作用
“技治主义”曾过于乐观地相信“专家政治”的可能性。这种剥离人性与权力的治理想象终于在现实中快速地败下阵来，悬置幽暗的人性，我们显然无法谈论任何一种无关权力的乌托邦社会。“技术治学”既是技术文化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体现，也是微观权力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技术性布展。因此，学术研究中的“技治主义”治理首先要深刻理解作为一种权力场域的专家系统中的权力配置及其结构性运作方式。没有看得见的权力，只有看得见的行动者，也即，权力总是负载于某种结构性与非结构性的人际互动之中。因此，我们又必须理解“专家”。一是建立高质量专家认证机制，建立以同行评议为核心的学术认证机制，公开、透明、严格筛选领域专家，堵住同行评议的技术性漏洞，严把专家队伍质量。二是扩大专家系统的开放性。这就要求，首先在专家共同体内实现“破五唯”，尽量扩大学术研究的开放性话语，鼓励学术批判与创新，严把学术质量。三是发挥专家系统的学术领航功能。这就意味着，要尽量减少学术专家在资源配置与学术事务管理中的权力，而突出其在学术创作中的评价、筛选与引领功能。四是树立人机竞争的危机意识。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自身在学术场域中的权力欲望，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思批判进取，那么专家就有可能在未来的学术竞争中败于“如饥似渴”的写作机器人。
（二）强调教育研究的理论品质
自孔子、苏格拉底以来，人们对于技术的批判与抵制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技术确实会削弱人的形上思维，“人的判断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歧义性是技艺的敌人”，面对“技术治学”的垄断性力量，“捣毁机器”的做法毫无意义。我们有必要重申：技术只是理论的行动部分。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创生概念、提出理论，而非崇拜方法、炒作技术。概念与理论的品质直接关涉研究成果具有怎样的生命力，好的方法可以让学术研究走得更快，但只有好的理论才能让学术研究走得更远。按照波斯曼的看法，社会科学的吸引力来自“讲故事”（story-telling）的语言力量、解释深度等，马尔库塞亦有言：“抽象性是思想的生命和其可靠性的标志”。是故，我们必须坚持教育研究的理论品质。这就意味着，至少应在基层学术组织取得以下治理效果：一是树立正确的教育研究方法观。必须放弃“方法至上”的教育研究取向，淡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技术性效应，牢固树立方法服务于问题的研究意识。二是创造自由公正的学术公议环境。重视开放性态度、否定性思维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鼓励大胆运用理性，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使学术讨论及其批判的权利，在学术讨论的思维激荡中提升理论品质。知识的进步，既依靠建设性的发现，也有赖于批判与否定。三是超越现有研究的经验性桎梏。打破简单的介绍性、验证性、总结性学术思维，追求学术研究的抽象化程度，要将方法作为学术理论远离感性经验的“思”之擢升之路。四是强调教育研究的理论创生价值。好的理论内蕴深刻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教育研究必须基于现实语境，坚持理论原创，在理实互摄的思维张力中生成理论。
（三）倡导学术训练的经典底色
“技术治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流行方式，除了其能够快速兑现人们“赚取享用”的需要外，还在其对于理论的需求不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不需要理论，只需做到对某种教育经验的总结或问题的确证即可。是故，只要拥有足够的数据和可行的技术便可应付。但事实上，学术研究的内在需求是，它应该超越事实本身将人们引向价值思考。而这一目的的达成，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足够的理论储备与转化能力。因此，加强理论供给是矫正“技术治学”的必要方式，甚至可能是最根本的方式，而最为理想的理论来源莫过于经典，只有经典，才能为人类心智源源不断地开显出历史性与当下性，正如阿德勒所表明的那样，“名著中包含了人的心智赖以获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好材料”。永恒主义曾将阅读名著、研习经典作为“普通教育的基本部分”，因为经典内蕴人们把握“实在”的基本框架。一个世纪过去了，在将技术方法作为学术研究基本框架、研究可以与阅读无关的今天，重温古典主义传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表明，我们应将“技术治学”治理引向更为关键的环节，也即以经典研习为个体学术生命奠基。其一，激发、培养研究生回归经典的兴趣与能力；其二，日常学术训练少重“招式”，多问“内功”；其三，加强对经典的批判性理解与创造性转化；其四，鼓励学术研究从历史传统中寻找问题；其五，扶持重读经典的句读式理论研究。赫钦斯曾言：“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西方世界里任何伟大的书的人，怎么能称得上是受过教育的呢？”在一个技术向文化全面宣战的时代，一个没有饱受经典濡染的研究者，如何能抵得住“技治主义者”的喧嚣呢？
四、结语
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写道：“我们身处狂热特乌斯们的包围之中，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他们只看到技术之所能，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果。”在技术文化的疯狂进攻下，人们热情澎湃地奔向了技术乌托邦，周围满是技术爱慕者（technophiles），“技术治学”正在加速将人们变成“独眼龙似的先知”。可喜的是，理论的抵制终在技术的炫目下发起，202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发表《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一文，提倡学术基本理论、基本问题与基本概念再反思。此后，不少学术期刊相继发出了加强基本理论研究的声音。它们共同释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信号：在技术治学时代，学术研究正在呼唤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可以将技术看作学术研究的“招式”，而将理论视为学术研究的“内力”，只有“内外兼修”，方可行稳致远。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而言，学术研究的价值首先在于在于生产思想与观点，而非炮制技术与方法。要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亟需摒弃“方法至上”的范式依赖，强调“脚踏实地”的理论创新。理论从来不仅仅是理论，它是一切行动的根本可能性与生命力。立足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中国立场、民族特色、国际视野，重视学术基本概念、命题与学说的再研究、新转化，通过理论的方式领会“人与世界”的变与不变，在思想中为学术的未来发展“定向”。接力新征程，我辈教育学者责无旁贷，中国教育科学的繁荣呼唤我们立即“用思想行动，用脚步坚守”。面对“竞速社会”日益繁杂的教育现实，只有携带厚重的教育理论地图上路，我们才能清晰地判定教育发展的新方向、新机遇，继而通过对理论的实践性转化、对实践的理论性把握，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本文的目的不在褒贬，而是尝试以勇敢的方式提出一个技术时代的学术问题，以此打开一种去技术化的更多的理论可能性。这既是研究者的权利，更是责任，恰如赫勒告诫我们的那样：“一个好公民把他或者她的权利理解为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