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现代化”话语的学理分析一般涉及三种阐释路径：一是对“现代化”话语的演进路径进行历时性梳理，如李福岩概述了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朝向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各阶段现实问题演进的历史过程[1]，刘洪森、李昊天从概念史的视角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内涵的演进[2]，陈冬冬、齐卫平对不同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3]，等等。二是就“现代化”话语的建构与发展作出论证，如罗中桓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建构应遵循系统化、科学化、大众化与国际化的路径[4]，罗永宽、齐娟辨析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与发展的理论、历史、实践与文化逻辑[5]，等等。三是对不同语境下“现代化”话语的转换进行对比，如齐卫平关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从执政能力到治国理政能力的话语转换[6]，颜英概述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大创新[7]，等等。既有研究鲜有将“现代化”与“革命”话语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之内，并就二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情境中互动与互构的历史进程进行学理阐释。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营构的制度情境中，“现代化”和“革命”话语形成了互动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从外在于彼此发展为互相赋予彼此价值与意义。党在对“现代化”与“革命”进行言说和叙述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现代化”话语的内涵与价值，使“现代化”话语获得了“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和谐社会”“自我革命”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与体现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具化形态，也表征着党在自主领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具备的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百年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现代化”与“革命”话语的互动融合，绘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幅崭新的图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代之问，使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形成更清晰的认知。

一、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和“革命”话语释义

“现代化”话语发端于启蒙精神，现代“革命”话语肇始于法国大革命，从语源的时间序列上来看，现代化赋予“革命”话语深层次的政治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时代特征。由法国大革命所确定的现代革命概念，包含激烈且深刻的社会变革意蕴。在马克思主义的叙事语境中，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更迭的必由之路，革命则意味着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意味着一种生产关系被另一种生产关系所替代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8] 社会革命肇始于经济基础的变更，进而引发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诸多层面的整体性变革，与现代化所波及的诸多层面存在相互交叠的部分，二者具备互动的空间。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是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涉及政治上层建筑的更迭。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革命涉及对发展生产力的关切和经济基础的不断完善。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将改革和建设层面上的“革命”话语推向21世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新时代的“革命”话语表征为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马克思对现代化的分析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全球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和新的文明的出现这三个基本层次。[9] 吉登斯将现代性视为某种制度层面的架构，即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这种以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为代表的“现代”是与“传统”的断裂及对立，“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10]。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世界历史的叙事空间，各民族国家受欧美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波及，不断向“现代性”的目标汇集，由此形成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亨廷顿认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11]，将现代化视为社会秩序从传统社会权威结构解体到新的社会权威结构建立的现实进程。金耀基指出，“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中国旧文明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演变。”[12] 以上述及的不同侧面，共同指向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现实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定为党的初心和使命，担负起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是明确将我国现代化的特征提炼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3]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化与革命的内核都直接指向对过去传统的扬弃和朝向未来的建构。同时，“革命”话语的具体表达方式也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范畴和边界的延展，这是在与“现代化”话语同向演进的过程中二者互构的结果。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党在对现代化目标的动态调适、对现代化话语的主动阐发过程中逐步深化对现代化的认知。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社会革命的重要目标指向就是现代化，革命服务于现代化，现代化为革命设定目标、框定场域，现代化蕴含着革命性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党对现代化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展开接续探索，革命以及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都将现代化确定为目标遵循，使得革命和改革的成果服务于现代化。

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与“革命”话语的互动融合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为现代化建设创设了现实根基，社会主义革命为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启动了对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与现代化发展合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在现实社会实践中，“现代化”与“革命”话语具有共时性的特征，二者相互交织、良性互动，辩证统一于党的百年奋斗史之中，历经“分殊—交汇—合流—融合”的发展过程，这同样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总体性转变这一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现代化而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初期就清醒地认识到，被裹挟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旧中国不可能被资本主义列强以平等的身份纳入世界体系之中，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是行不通的。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消除将中国与世界体系隔断的桎梏，推翻封建王朝和殖民统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14] 此时在党的具体言说中，现代化为革命设定了美好的理想追求。1925年，毛泽东在谈到革命的目的时指出，革命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5]。为了现代化而革命，成为动员与激活社会主体性力量投身社会革命的价值选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由于革命形势和存续条件的严峻性，围绕“革命”的话语叙事则占据主要方面。到抗日战争后期，中国的政治局面和发展前景日渐明朗，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16]，于是开始逐渐关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为全力争取中国光明的前途和命运，党的七大发出号召：要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6]，“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6]。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独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17] 的现代化目标创设了现实根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新中国的国家任务之一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8]，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对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设定了路线、指明了方向。（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中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现代化”话语兴起的过程中，话语的具体言说表征着在巩固新政权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初步探索。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巩固新生政权、变革社会制度、稳定社会发展等多方合力共同作用，使革命与现代化交织在一起，党在不断推动社会革命的进程中开始了对现代化路径的初步探索。1953年底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了清晰的战略前景，“现代化”话语由政党的社会动员话语上升为国家战略话语。“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稳定了新的社会秩序，标志着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同时也使这种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在中国初具型态。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理论上的自省和实践上的自主探索打开了突破口。1956年9月，党的八大开创性地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目标，提出要经过系统的国民经济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20]。1963年1月，周恩来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1] 确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2] 但“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23]，中共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工业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在建国初期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惯性影响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总体上陷入了停滞状态。邓小平对此有客观评价：“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24] 但是，“我们毕竟在工业化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25]。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超越客观历史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导致在现代化与革命的互动机制中，革命占据强势支配地位，脱离了现代化目标，为革命而革命。革命作为动力机制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脱节，导致社会整体滑向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局面。这也进一步从反面印证革命作为动力，必须服务于现代化的目标。（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革命推动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26]，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24] 会议还阐明了“革命”与“改革”话语的承接关系：“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24] 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向赋予改革更为广阔的空间，也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以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来推动现代化，实现了革命与现代化的合流。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二者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汇合点在于：改革，能够激发中国内在的深层次现代化动力；开放，能够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的现代化洪流。在这一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现代化”话语进行集中阐发，逐步厘清了“现代化”与“革命”话语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现代化”与“革命”话语共同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汇集。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25]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6]。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下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推进一切工作的动力，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时发表“南方谈话”，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原则与方向，此后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从党的十四大报告开始，“革命”“改革”与“社会主义”被纳入共同的言说框架，具体表述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7]。党的十五大指出，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现代化”话语的言说历程，始终坚持了改革是动力基础、现代化是核心目标的原则。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其核心目标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取得的成就助推“第二次革命”，使得“第二次革命”能够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现代化再度取得新的成就，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日臻完善。“现代化”话语在“革命”话语的推动下被逐步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之中，特别是“中国式的现代化”[24] 概念的提出及延展，使现代化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与途径，逐步上升到同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并列的党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28] 现代化和“第二次革命”的互动融合，使得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得以形成，这种新的现代化模式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的共性，更具有中国现代化的鲜明个性。比如，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同时也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既充分利用资本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也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通过国家力量有效规制资本对人的异化等等。同时也形成了包含“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硬道理”“和谐社会”等在内的融合“革命”与“现代化”话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革命与现代化的融合”进入新时代以来，“革命”与“现代化”话语日趋融合，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更深层次的革命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再度升级，通过自我革命使得革命性内化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不断拓展、质量逐步提升、目标日趋均衡，党的现代化使命更加能动与自觉。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的伟大革命，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最终的目标指向在于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标志着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渐趋成熟。”[5]“革命”与“现代化”话语在融合中走向跃迁，获得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底蕴。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辩证关系的认识，对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进行重新释义，深化了“革命”话语的内涵。习近平强调：“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29]“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3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号召全党永远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9] 的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通过对自身革命性的重塑与建构，进一步引领了社会变革与现代化发展，从而使得革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的“现代化”与“革命”话语起初是对外习得的结果，是对西欧的“现代化”和“革命”话语的模仿。但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积极担负起中国现代化领导主体的历史角色，以革命作为动力基础，现代化作为核心目标，从面向西方被动习得，到建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走向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现代化”与“革命”话语从分殊走向融合，二者互动互构的过程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态变迁。

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与“革命”话语互动融合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百年革命史，同时也是一部党的“现代化”和“革命”话语的百年互动融合史，表征着以党作为领导力量的革命的指向性和现代化的确定性之间的互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革命的重要目标指向就是现代化，革命服务于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目标，赋予了不同时期革命话语鲜明的时代内涵，规定着革命话语的具体内容；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也使得不同时期的阶段性革命目标成为可能。（一）中国“现代化”话语的革命性特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阻力，这使得中国只能选择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自源头起始就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接续探索中丰富和发展了对现代化的认识。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31] 马克思曾详尽探讨了亚细亚社会不同于西方发达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过渡到未来社会的可能性、西方社会主要国家在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所走的不同道路等，用史实说明现代化总是通过特殊的、具体的途径实现的。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所营构的叙事情境中，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在这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历史进程中，内在地包含着各个民族国家基于互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而形成的具有特殊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发展道路应当具有更加多样化、多元化的形态，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是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制度重构，使人类社会呈现出更加丰富且多样化的文明图景和文明样态。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既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支撑，又在客观上证明“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路，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32]。中国式现代化不持“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而是坚守了基于现实社会实践和优秀传统文化所凝结的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理念及其做法，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治党、治国、治军等多个方面的显著制度优势，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制度依托。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革命性，体现于它既相异于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又有别于僵化的“苏联模式”，然而却又充分吸纳了这两种现代化模式的优势与长处，在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不啻为一次伟大的革命。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根据西欧历史经验所形成的现代性在为世界现代化提供发展标准与路径选择的同时，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规制下对非西方的现代性形成了一定的拒斥。从人类社会的三种形态来看，当前人类仍处于马克思所研判的从“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向“以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发展的历史阶段。任何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一定社会制度下进行的生产，离开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纯经济发展是没有的。资本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扩张逻辑，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原则，这一原则导致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个体解放、社会发展与自然秩序不同程度的分裂与冲突。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资本扩张过程，这种现代化是以对内剥削和对外殖民掠夺为基本路径的，由此而形成的现代性扩张实质上是资本的扩张。（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资本逻辑的本质在于权力产生于资本，利益归属于资本，其后果是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发达与落后的区隔、发展的不均衡、全球环境恶化等问题。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始终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主体。从神性回归人性、以人为本是作为现代化发端的法国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基础，面向未来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指向和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种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巨大进步，也意味着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在规避资本扩张逻辑带来的现代性危机的前提下拓宽了人的现实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自力更生的现代化，更是共同发展、共享式的现代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化模式的超越，这种超越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而言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二）中国“革命”话语的现代化目标指向百年来，随着现代化实践逐步推进、视阈日益拓宽，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成就为革命设定了新的历史坐标和目标遵循。“革命”话语在与现代化的互动中，话语内涵不断增容拓展，话语载体实现转型升级，从而成为现代化的“革命”话语。其一，革命在与现代化的互动中内涵不断丰富。百年来，党的“革命”话语的历史形态不断演进和变迁，在时间序列上与党对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同向交叠，“革命”的话语内涵也从单一的政治革命之维向均衡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延展，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赋予“革命”话语现代性的涵义。建党初期，革命的内涵就是阶级冲突与斗争，直接指向“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3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话语的内涵涉及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和使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人民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增添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是第二次革命”[24]，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深化拓展改革的范畴与领域，革命在与现代化的融合中，其内涵外延不断延展。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此后改革从经济领域向政治体制延伸，并渐次发展到多方面体制机制的多维互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29]，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军队、党的自身建设等各个领域均纳入改革的范畴。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全面性、整体性与协调性的统一，体现了新时代改革的提档升级加速。各个领域改革的纵深推进所形成的合力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助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通过百年的互动与互构，革命对传统的扬弃与现代化对未来的建构互相融合，使得当前党的“革命”话语成为兼具面对当下进行社会变革与面向未来促进社会发展双重含义的革故鼎新的“革命”话语。其二，现代化的成就为革命设定新的历史坐标。现代化与革命涉及的范畴存在共时性的关系，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现代化沿着革命涉及的诸多社会层面，依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轨道逐渐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延展。现代化所关涉的不同层面及其实现的诸多途径，在革命与现代化互动融合的进程中均被纳入革命所涉及的范畴，“革命”话语在这个进程中不断转型升级，成为现代化的“革命”话语。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20世纪中国人民经历的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作出总结：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34] 这种将史实中的革命、建设、现代化相互并列的言说方式，将革命与现代化置于同一历史叙事空间中，设定了革命与现代化交往互动的时空逻辑，进一步确认了革命与现代化的互动逻辑。革命为现代化创设政治前提和制度框架，但“第二次革命”的全面深化又离不开现代化的反作用力，没有一定的现代化成果，改革事实上会后续乏力。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化成就，为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代表了一种国家实体自我变革的价值理念，是国家面向未来进行自我建构的不懈追求。崭新的现代化目标为革命设定了新的历史坐标、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需要通过“现代化”与“革命”话语主体的自我革命实现内向的自我建构，才能够推动社会革命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以革命与现代化的深度融合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9]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丰富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拓宽了人类文明迈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文明是人的历史活动的结晶，体现着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并规范着人类社会的趋势与未来。”[35] 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革命”与“现代化”话语的动态整合与整体吸纳，彰显了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话语自信与理论成熟。话语是具体实践活动的语言呈现，表征着现实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延续。百年来，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通过革命与现代化的互动融合，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和话语体系。这为新时代以革命与现代化的融合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崭新的启示。（一）以党的自我革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动力之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近代以来现代化总体性危机的背景下生成的外源性现代化，遵循通过重建具有现代权威的国家力量，由国家力量引入现代化经济与生产要素，改变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在发育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培育起现代经济与社会、现代国家体系的基本逻辑。[36] 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是以政党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建构的主导力量而生成的。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只有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确保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2] 百年前中国共产党以革命党的身份出场，勇于自我革命是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锤炼出的鲜明品格。正是这种自我革命品格，使得党对革命和现代化的具体理论、观点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不断得到消解，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而党在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以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超越，以自我超越推进自我创新，为探索崭新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37] 以自我革命为特性的使命型政党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现代化模式的建构，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革命底色和强劲的发展动能。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存在状态，是党作为现代化领导主体的内在自我建构，体现了党的坚定革命性和主观能动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得以开创的核心动力，为党在“第二个百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坚实保障。（二）以不断的社会革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现实基础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社会解放”才能从根本上走出现代性困境，也只有通过“社会解放”，才能把人的真正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归还给人。社会解放的核心要义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制度，化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为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现实基础，就此而言社会解放就是社会革命的同义语。（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我们党清醒地判断我国目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用发展来解决当前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优先位置，明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开创了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3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需要面对新的社会革命问题。习近平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37] 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演进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或制度根源，制度作为“现实的社会关系”，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根基性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制度载体。全面深化改革中，制度建设的权重更大，对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也更重。通过一系列前后相衔、逐级递进的战略规划，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均衡发展战略日益明晰、全面发展目标日益明确。新时代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统筹谋划，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来解决社会革命中的深层次矛盾，使具体的制度安排和体制结构日益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为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奠定了现实基础。（三）在革命与现代化的融合中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第二个百年”崭新的历史阶段要把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下去，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通过这两个伟大革命的展开推动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邓小平认为，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25]。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化这一伟大社会革命是从物质基础、制度优势、社会文明等多方面因素的积累中，从量变到质变、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动态演化中发展而来的。“现代化”话语随着中国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现代化内涵的增容赋予社会革命崭新的时代特征，使社会革命开显出全新的时代价值。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因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38]。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变革与扬弃，自我革命是现代化领导主体的内在建构，要解决的是“掌舵”问题；社会革命是现代化发展对象的适应性调整，要解决的是“航向”问题。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是革命的两个不同侧面，现代化领导主体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推动下的社会革命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二者的叠加互动与深度融合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走向发展完善、最终实现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不竭动力。党的“第二个百年”推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实现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正是在革命与现代化互动和融合中所孕育出来的各种新能量不断发展、自我否定、自我建构的革命性过程，具有客观历史必然性。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39]

（王建国：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