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全型发展的理论逻辑

“发展”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某一事物、事态或活动的渐变、进展或增长。一方面，它具有很广的涵盖性，可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众多领域；另一方面，它具有不确定的指称性，它可以作为隐喻指称一些实体和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任何发展理论，都必须回答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只是把发展作为本质主义的抽象性概念，很容易造成它有着一成不变的普遍性模式的错觉，从而不自觉地为某一现代化发展模式背书。因此，应当把发展当作一种实体性概念，根据不同的民族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状况，发展分别具有不同的历史阶段、价值目标、具体内容和实现形式。

（一）发展理论的基本预设

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一个隐喻，建基于更悠久的增长概念。很多发展理论都有这种预设：作为与社会分化相对应的变化，发展是自然的、内在的，或来自于实体内部的力量，也是连续的、有方向性的、必然的，因此发展通常是从同质到异质运动，由统一的原因来推动。但是，关于这个统一的原因是什么则又有不同的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同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肯定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国家的根本性意义：“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人类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的不同的民族国家应该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他在论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时指出：“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这种发展，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价值尺度。资本主义所实现的生产力巨大发展的一个不可自行解决的问题就是背离人的最高价值原则，因此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变革，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没有将某个民族或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当作这个民族或国家历史的全部内容，而是主张将单个民族或国家放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中去考察，因为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由于生产和交往关系的不断扩大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自由竞争而具有发展动力，并与现代性和现代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如此，他也充分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有剥削性质，并由此造成其他的一些民族或国家严重的发展赤字。正如凯（Geoffrey Kay）所言：“资本造成不发达，不是因为它剥削了不发达世界，而是因为它没有充分地剥削它。”当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可能采取某些新的表现形式，但不会改变它的剥削本质。

（二）全球化的西方话语

西方国家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率先实现了工业化，而且不断通过科技革命推动工业变革，并定义了发展的当代主导形式——全球化。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西方或北方的发展话语，主张一种线性的和目的论的（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观点，它完全相信，只要遵循这种预定模式，人类进步就不可阻挡。这只是以一种世俗乌托邦主义的形式假设该模式的普遍益处，也假设了它是以普遍方式最终会致善的自我概念。

全球化所描述的是这样一些事实：产业分工、商品贸易和各种服务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进行扩展，使得各种形式的扩大再生产按照价值规律在各国进行新的布局；资本、科技、信息、人员的流动范围不断扩大，速度变得更快；在此过程中各国在政治、生态、文化、法律或其他方面，也进行着广泛的交流与互鉴。这些内容和过程，加深并拓展了民族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整体性关系。

但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并不是所有加入国家的发展神话，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逻辑在国际和国内两个领域都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利益分化，造成了像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这样新的全球性问题。当这种全球化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和倒退的重大风险时，平等、公正、互利、共赢、可持续的发展就会成为很多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根本诉求。一旦这些发展要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就会产生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来抵制甚至对抗这种全球化，从而引发业已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信息链等的巨大波动甚至危机。由此产生的涟漪效应又会导致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或参与者重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如果再叠加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全球化在很多领域和方面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有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由于全球化所形成的整体性已经在一些局部遭到严重破坏，安全问题正在成为改变全球化方向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量。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涵

一般来说，发展既包括一个民族或国家所选择的发展理念、目标、价值和方式等主体性方面，又包括发展所必需的动力、机制、过程和结果等客观性内容，这些方面和内容的不同整合就构成了各种现实的发展类型或发展模式。问题在于，各个民族或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所选择的发展类型或发展模式并不都是正确的、能够取得预期的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把握好实体性发展当中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特别是根据特殊性去创造新的普遍性。

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内蕴着唯物史观的精神和智慧”，绝不可能盲目遵从某一标准化或抽象化的现代化观念或模式，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科学判断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去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于日益变化和发展的国情世情，不断创造新的发展理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砥砺前行，成功地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报告》提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因此，中国在主动参与并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致力于实现自己所确立的现代化目标，而且致力于构建平等、公正、互利、共赢、可持续的全球发展局面。

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中有四个方面具有深刻的发展理论意涵，对于提升全球化的普遍安全性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要求，意味着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要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完善，建设更有动力、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开放性现代经济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要求，是要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乃至永续性的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要求，是要以人类共同价值凝聚发展共识，秉持正确义利观，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要求，就是要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和新动能，去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平衡等问题。

二、安全型发展的历史逻辑

任何发展都有历史形成的客观基础，也会面临需要解决的时代性问题。纵观中国的发展历程，在建设、改革、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创新性认识，创造性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科学判断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历史潮流，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作为经济范畴，总是首先意味着生产力水平提升和经济增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经历了自立型发展、开放型发展、安全型发展三种发展模式。

（一）自立型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发展模式可概括为自立型发展。自立型发展是一种内生性发展模式，它既有主动性的内在根据，又有被动性的外部条件。被动性通常是由历史原因和外部条件共同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就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压力，国际上两极意识形态斗争愈演愈烈，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治围困，以及核威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展开霸权行径，“来自东北、东南、西南以及整个北方的地缘压力”；国内则面临部分反动势力的挑衅。以强大的国防力量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成为当时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基本诉求。

自立型发展在面对外部巨大压力时会产生强大的内生性动能。当时中国的根本诉求是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发展上实现独立自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大地上开始进行发展道路的探索：将“工业化”作为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是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还是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选择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积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工业化道路，指出要以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同时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也是因为国家安全需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构成了自立型发展的根本前提。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论断，提出了“三个五年计划”，主张来分阶段、分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并指出，“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自立型发展确立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就非常重视工业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上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同志最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取得了重大成就，建立了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为向现代化进军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但是应该看到，相对封闭条件下的自立型发展在解放生产力方面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市场体制不能发挥作用，供给侧结构不合理，创新动能不足，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缺失，发展的全球主动权有限，等等。

（二）开放型发展

开放型发展并不是一种与自立型发展相对立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开放、改革和创新三者内在融合并相互促进的自立型发展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二十大召开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展类型可称之为开放型发展。它在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动能、发展结构等方面的中国化时代化，都使得中国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和当代性跨越。

开放型发展需要根据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并创新发展理念。它的演进历程是：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再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从科学发展观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这一历程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时代性、进步性、丰富性和全面性。

开放型发展必然要求制定既符合中国实际又放眼未来的发展目标。根据国情世情的变化发展，历届党代会都提出了不同的阶段性发展目标，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党的十二大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党的十三大要求“加快和深化改革”，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将“建设”改为“建成”，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党的二十大则提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开放型发展必须实现发展动能的时代转换。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动能的根本在于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工作汇报时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进入新时代，中国虽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提出更高的、发展的、丰富性和全面性要求；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实现发展的全局性和协调性，二者都只有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实现。

开放型发展必须优化发展结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开放型发展稳步推进，根本在于做到了四个坚持。第一，坚持主动开放。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主动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扩大开放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第二，坚持双向开放。这一时期，中国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实现国内外的双向互动：“引进来”是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管理资源；“走出去”是要扩大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范围和程度。第三，坚持全面开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世界形势新调整的条件下，中国在开放区域、开放领域、开放业态、开放空间、开放举措、开放内容上都更加全面。第四，坚持共赢开放。中国始终坚持以开放、合作、共赢的精神来参与经济全球化，针对全球发展困境、治理赤字等提出中国方案，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关系。

（三）安全型发展

任何的发展类型或模式都会有“安全性”问题。比如说，依赖型发展面临外源风险不可控、内生动力不足、发展自主性不强的安全性问题；封闭型发展由于发展动能缺失、产业结构简单、体制机制僵化，会造成发展的效能和质量低下的安全性问题；开放型发展因为自主创新不足、制度不健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严重依赖性，会造成发展的自立性减弱和抗风险能力降低的安全性问题。但安全型发展并不局限于“发展的安全性”这一范畴。

广义的发展不安全包括：发展的突变性、不确定性、风险性、不稳定性、不可控性、不可预期性、不平衡性、不可持续性。这些影响、制约甚至是危害发展的因素和条件的产生有其内生性和外源性两方面根据。就其内源性方面而言，发展与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政治模式、制度体系、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等都有关联。就其外源性方面而言，发展关联着世界的利益分配、地缘政治、科技竞争、治理体系、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发展的内在构成要素和外在必要条件。

发展的一种当代逻辑是：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日益多样化、高度复杂化的全球性社会系统工程，它的系统结构、构成要素、动力变量、运行机制、外部环境都处于加速演进之中。这种加速演进会导致发展产生不可预期的新变化，面临更多的新问题，催生新的发展模式。因此，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安全型发展就是能够有效防范、应对、化解这些导致发展不安全的因素和条件的发展模式；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一种外源性与内生性共构互成的发展模式。

党的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可以展望性地概括为安全型发展。这种模式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开放型发展进程中已经初现端倪，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则展现了它的一些基本构形。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使得国家安全视野也由单一的传统安全拓展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态、资源等众多领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呈现出明显加速和增强的趋势。虽然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国家安全问题呈现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同频共振的复杂局势。进入新世纪，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中国的发展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全局性安全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明确指出，“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报告》深刻阐述了安全型发展的一些重要内容。安全型发展是在中国实现自立型发展和开放型发展的基础上，始终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的重要战略，秉承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方略，在《报告》中以“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样的新论断提出来的。

安全型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跃升，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性拓展。一方面，它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科学判断全球化发展方向，坚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另一方面，它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发展特征和问题，洞悉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致力于建设共同发展的新世界。这种发展模式跃升既反映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实践逻辑，又有着重塑全球化的动因。

三、安全型发展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大环境虽然总体保持稳定，但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使得发展进程中出现各种安全风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发展作为一个系统性社会工程，它所隐含的安全性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新发展阶段面临发展的突变性、风险性和不可控性，高质量发展面临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和不可持续性，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发展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这些发展特征的产生与发展风险的解决，在实践逻辑上要求实现中国从开放型发展向安全型发展的转变。

（一）新发展阶段的安全要求

新发展阶段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面临发展的突变性、风险性和不可控性，使得“发展的安全性”问题凸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从挑战和风险发生范围来看，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安全性问题与传统的安全风险不同，传统的安全风险更多集中在自然领域和狭义的国家安全领域；新发展阶段处在由全球化进程不断塑造的世界变局中，各种全球化的推动者、参与者和反对者都试图影响甚至改变全球化的方向和进程，全球化的脆弱性、不稳定性和突变性日益显露，并呈现风险逐渐增大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着主体之变、方向之变、模式之变，这就不可避免给中国经济发展安全带来全新的挑战。经济问题往往与一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息息相关，严重的经济问题往往会溢出至其他很多领域，并引发其他领域更多的冲突和风险。因此，某一类的安全风险挑战都不是单一性的，而是与其他安全风险紧密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综合性风险体系。如果不能对某一安全风险进行有效防范和化解，就有可能扩散至综合性风险体系所涵盖的所有领域，导致小的风险演变至大的风险，局部的风险升级至系统性的风险，国际的风险传导至国内的风险，某一领域的风险引发全局性的风险，从而引发不可控制的严重后果。

针对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发展的突变性、风险性和不可控性，必须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贯穿落实到新发展阶段的全过程，这是实现安全型发展的重要保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牢牢把握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兼顾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就外部安全而言，务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高应对重大风险的体系化能力，深入推进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安全与发展。就内部安全而言，国家维护的重点要放在政治安全上，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全力保障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其次是切实落实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没有发展的安全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进入新发展阶段，只有经济社会实现了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才能为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像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生物安全这些在发展中产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只能通过在经济、社会、科技、生态等方面更加全面、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加以解决。

（二）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内涵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报告》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全新论断。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的重大转换。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安全性内涵。

创新发展理念指明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各种形式的创新不仅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式的不断进步，而且也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文明形态。在创新发展面前，所有墨守成规的发展方式都将面临降维竞争的巨大风险。协调发展理念注重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整体性问题。协调发展要求实现不同产业形态之间的整合、优化，推进产业、区域、城乡、物质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协同共进，从而避免发展的系统性风险。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化解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给人类生产和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开放发展理念表明发展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主动参与、推动、引领经济全球化，才能避免因片面性和局限性所造成的发展停滞或倒退的可能性风险。共享发展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只有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才具有最稳定、最深厚的安全基础。

高质量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和方面有着不同的实践要求，达成这些要求都将确保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实现发展安全。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不仅能够分散经济增长的风险，而且可以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使增长更有保证。畅通国民经济的高效循环，关键在于要使各经济要素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循环中充分自由流动、优化配置资源，以实现更多更大的价值提升，闭塞、阻碍、限制的经济循环会造成各个环节失效失灵，从而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质量。增强产业体系的安全和韧性，不仅事关整个产业体系的健康运行，而且关系经济发展基础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强化国际经济的新优势和竞争力，不仅事关产品和服务能否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而且关系综合实力能否进一步提升这一影响国家总体性安全的重大问题。

因此，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的高质量发展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安全内涵。新发展阶段所面临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不可持续性等关键问题，本身就是发展安全性问题的具体表现，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来解决。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安全指向

在新发展阶段，生产要素低成本的比较发展优势不再明显，关键核心技术的瓶颈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参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弱项和短板逐渐显露出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全球产业链受到重创，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世界政治、产业结构、科技竞争、文化交流等局势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全球发展还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难题。此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网络等各个领域的传统和非传统的风险和挑战也在增加，社会急剧转型期各种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这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

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新时代经济现代化新的路径选择，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发展安全性”基本要求。《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表明了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充分考虑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发展安全问题。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重要经济手段，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要使得各经济要素在国内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循环中充分自由流动、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价值增值，必须要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才能保证大循环畅通无阻。强大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取决于日益扩大的美好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取决于改革供给侧结构提供更多更好的物品。这种内生动力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确保大循环的通畅性和价值性的必要条件。

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市场的健全性和完备性。不健全不完备的市场体系，会存在制度规则不够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经济活力和市场效率，使得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明显降低，从而增加经济发展的安全风险。《报告》明确要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利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经济纵深广阔的比较优势，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必然要求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比较优势转为综合竞争优势，建构创新驱动的开放提质型经济循环模式，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报告》还提出了“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又何以需要新安全格局作为保障呢？发展与安全是各个民族或国家发展历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议题，只不过它们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全球化使得发展与安全在当代世界的不同国家以各种新的方式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发展成为安全的必要基础。经济实力的提高、国内矛盾的解决、国际话语权加大、军事力量增长、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会使安全问题发生变迁，而且会使安全形态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安全构成了发展的充分条件。安全缺失或缺位的发展要么面临颠覆性的重大危机，要么存在着不能自我更新的系统性风险。发展与安全的内在统一对于一个既独立自主又融入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重大意义日益凸显。

四、安全型发展的世界意义

《报告》提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受到大国博弈、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科技竞争、冷战思维的深刻影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向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领域广泛扩散和深入渗透。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一方面，必须合理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将这些问题的解决同自身发展相结合；另一方面，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全球合作。但共赢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业已形成的全球化模式基础上，而是必须另辟蹊径，去寻求能够维护共同安全的“再全球化”。安全型发展很有可能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能够重塑世界发展格局的发展模式。

（一）再全球化的西方方案

经济全球化曾被认为是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必然的和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的内驱力之一是经济发展的成本降低、效率提高，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不同国家在产业、金融、贸易、服务、科技、教育等领域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全球化的后果曾被假设为对所有参与者都是互利共赢的，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南北差距不断加大，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现有的全球经济体系因不同国家之间增长的矛盾和冲突而产生的脆弱性、不稳定性、突变性也随之增长。因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并提出重塑全球化的方案。

贝尼迪克特（Roland Benedikter）认为，再全球化阶段已经开始。再全球化阶段的起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新自由主义（右派）和强世界主义（左派）的超全球化力量带来的稳定性上升。第二，不平等加剧，即全球化利益在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的不公正分配。第三，对精英阶层利益、他们的意识形态和领导机构的不信任日益增长。比肖普（Matthew Louis Bishop）和 佩恩（Anthony Payne）为再全球化解决前面存在的问题开出了药方，他们提出用“后新自由主义”（post-neoliberalism）方案改革全球政治经济，以实现再全球化。具体来说，用补偿性新自由主义（compensatory neoliberalism）去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分配不平等问题，用嵌入性（embeddedness ）概念去解决全球治理的结构性问题。

这些方案在本质上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西方范式的，而且充满着修正主义色彩。比如，贝尼迪克特和科夫勒（Ingrid Koer）提出全球化的5R阶段：（1）改进（refining），（2）重设框架（reframing），（3）改革（reforming），（4）重新定义（redefining），（5）重新勾画我们所知的全球化（re-visioning globalization as we knew it）。其实，再全球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最现实的两个基本问题是：第一，全球化如何复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二，发展中国家如何融入新的全球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神话。它表明不仅全球市场自身存在着诸多的安全性隐患和风险，而且一些国家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试图以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引发了根本性的国家不安全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大大拓展，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和多样性更加突出，安全问题已经拓展到经济制度、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等领域。再全球化不能限于“经济再平衡和权力再分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当是“市场”和“国家”的安全性共构。

（二）新全球化的中国样式

逆全球化不仅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而且对构建各种发展共同体构成严峻挑战。逆全球化一般是指，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无国界的世界经济相对立的，使得经济跨国交往变得日趋困难的状态或趋势。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一般包括保护主义、本土主义，以及对商品流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思想交流的再度管控等。对发达国家来说，逆全球化还包括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单边制裁、极限施压等政策和行为。如果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技的、意识形态的、环境的、卫生健康的等因素相互叠加，会对逆全球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反对逆全球化迫切需要世界各国提出能够“重新定义全球化”的发展方案。这个方案应当延续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和世界市场等全球化的普遍性发展效应，同时又致力于切实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等特殊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准确把握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与合作，并以自身发展促进经济全球化。

《报告》提出：“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这个正确方向原来主要是指开放、自由、互利、共赢，现在必须加上“安全”。这种安全是一种共同安全，也是促进发展的普遍安全，损害发展的单向度国家安全很可能会削弱经济合作、相互依赖和互信，最终导致世界不稳定。

世界各国应当不断根据自己的国情积极探索并实践各具特色的“安全型发展”，并以此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模式，重新定义发展与安全相互促进的“新全球化”。这种新全球化需要基于安全性这一根本要求，形成新发展理念、创造新发展动能、构建新发展模式、开创新发展格局，共享新发展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为此提供了新的方案，贡献了有益的经验。

安全型发展，从特殊性来看，它是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方式，也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要求。但从普遍性来看，它具有“全球化的本土化”的安全性要求和“本土化的全球化”的发展性要求的双重性。以安全型发展来构建“新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变局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模式可以实现多重目标和达到多种目的：描绘更美好的发展愿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自主发展的权利，鼓励多元化发展道路，坚持历史的正确方向，构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形成互利共赢的经济规则，推动世界经济的全面复兴。

（吴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王媛媛，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