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作为困扰全球的世界性难题，严重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2015年9月25日，“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1] 被联合国列为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体现出人类消除贫困的巨大决心。但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减贫进程停滞不前，陷入了减贫速度放缓的困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甚至面临着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增加的危机。唯有中国在全球减贫困局中“风景这边独好”，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减贫规模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奇迹，谱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壮丽诗篇。2020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时，强调了“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2] 在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深入剖析“中国之治”背后“中国之制”的制胜之道，对于推进全球减贫事业，巩固我国减贫成果，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
一、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远未富起来，相当一部分人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的探索创新与不懈努力，中国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转变，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了句号，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贫困治理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奇迹。（一）形成黑马效应：实现减贫规模与速度举世瞩目的“全面小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创造了全球减贫事业出人意料而又备受瞩目的黑马效应，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面对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减贫成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曾感慨：“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3]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减贫规模上，中国有8.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4] 中国以一国之力促使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可以说，实现8.5亿人脱贫便是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Borge Brende）表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未看到有那么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5]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马文森（Vincent Martin）亦表示，若没有中国的贡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脱贫目标将不可能实现。[6] 在减贫速度上，面对全球减贫速度放缓的困境，中国作为世界减贫的火车头，以一骑当先之势，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有力加速了全球减贫进程。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按照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1990-2016年，中国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了65.8%，年均下降约2.5%，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26.5%，年均下降约1%，中国的减贫速度显著快于全球。同时，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将贫困发生率降低至10%，均经历了100年以上的时间。至于将贫困发生率由10%降至3%以下，除日本仅用了10年时间以外，其余国家均耗费了30-70年的时间。[7] 而中国仅用了42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至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惊人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8]（二）超越涓流效应：克服经济增长与贫富分化悖论的“全面小康”涓流效应是指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经济增长的收益将逐渐地、自动地流向低收入阶层的现象。这种理论将减贫成就主要归因于经济发展，认为即使没有社会政策的干预，经济发展也会自动惠及社会贫困阶层，使贫困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地被解决。（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然而，现实却是巴西、印度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反贫困事业却一度停滞不前，甚至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分化，拉大了贫富差距，出现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情况，在实践上宣告了作为西方主流反贫困理论的涓流理论的失效。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指出：“即使在世界其他地区发展都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最贫穷地区的最贫穷人民仍然发展缓慢。”[9] 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与贫困治理二者所侧重的逻辑不同，前者侧重效率逻辑，后者侧重公平逻辑，二者存在天然的张力，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强调：“贫困问题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10]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便是中国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所实现的对涓流效应负面影响的超越，克服了经济增长与贫富分化的悖论，在全球贫困治理格局中形成了一道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同步的靓丽风景线。正如世界银行在《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11]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减贫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世人惊叹的脱贫成就，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提升民众福祉紧密相连”[12]。中国用自身减贫的成功经验向世界证明：经济增长与全面减贫二者是可以并行不悖，乃至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国家才有能力全面减少贫困人口。同时，只有使发展成果不断惠及全体人民，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才能稳定，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增长。（三）突破边际效应：不计减贫成本与真正以人为本的“全面小康”在经济学领域，边际效应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同一投入的连续增加，新增收益逐渐下降的现象。这种理论体现着一种以最小经济成本获取最大经济利润的追求，并内含着一种适时放弃低收益率投资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从经济学领域迁移至减贫领域，则往往导致减贫工作由于不属于高投资回报率的工作而受到忽视，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工作由于减贫难度过大与减贫成本过高，最终却步于脱贫的“最后一公里”。中国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脱贫攻坚进程中亦遭遇了减贫的边际效应，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减贫效果为例，2011年中国每增加1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应减少的贫困人口数量为87.77万人，2014年减至31.70万人，2017年仅为6.75万人。[13] 面对减贫的边际效应，许多国家望而却步，但中国却迎难而上。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不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连续五年每年增加200亿元，在此基础上，2020年通过结转资金进一步一次性增加300亿元扶贫资金。[14]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15] 中国认识到了边际效应的存在，却并不向边际效应屈服，反而掷地有声地宣告减贫的边际效应在中国并不适用。因为减贫所面对的对象不是冷冰冰的物而是活生生的人，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优先考虑的从来都不是减贫成本，而是偏远地区人民的生存发展权利。就如同中国愿意承受100年无法收回成本的损失，架设18根电杆仅为1户人家供电一样，这种不计成本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是中国能够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而许多国家无法做到的原因。当前，中国已经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16]，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践诺，是真正以人为本的中国减贫实践对经济学边际效应的人性突破，具有震撼世界与震动人心的强大力量。（四）产生溢出效应：提供中国经验与贡献中国智慧的“全面小康”所谓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在组织内部产生活动预期的效果，而且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中国的巨大成功和在减贫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对全球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17] 首先，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球贫困治理树立了中国榜样。肯尼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斐尔·图朱（Raphael Tuju）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实践和成就，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让人深受鼓舞。”[18]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期实现全面脱贫，为发展中国家人民摆脱贫困树立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全球减贫的士气，进一步坚定了全球消除贫困的决心与信心。其次，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走出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有助于丰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态多样性，为创新国际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贫困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参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盛赞道：“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19] 最后，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亦积极向发展中国家伸出援助之手，通过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打造“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案例分享平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贫示范合作项目，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战胜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20] 此外，截至2018年，“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已在30多个国家实施了超过200个有关救灾、卫生、妇幼、难民等领域的发展合作项目[21]，充分展现了中国的世界胸怀与大国担当。
二、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制”：中国贫困治理的制度密码
“中国之治”是窥见“中国之制”的重要窗口，“中国之制”是成就“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22] 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奇迹，其密码就在于中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公平之制”“政党之制”“人民之制”与“效率之制”。（一）“公平之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造就中国脱贫奇迹的根本制度基石公平是内嵌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基本价值，共享是外显于社会主义的分配表现形式。确保人民平等地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平等地享有个人发展的权利，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从本质上与贫富分化这一社会领域的不公平现象相对立，反对剥削，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曾提出，要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发展、更加富强，并强调：“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23]。邓小平亦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4] 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造就中国脱贫奇迹的根本制度基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既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世所罕见的速度快速发展，1979-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9%左右的增速[25]，为中国的脱贫奇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建立促进公平正义的生产关系，能够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使增进民生福祉成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中国的脱贫奇迹提供了根本的原则遵循。2020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的贺信中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6] 社会主义制度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浑然一体的，若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增长就将失去方向。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一以贯之的坚持与发展，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始终作用于人民生活，始终作用于共同富裕，使经济增长真正做到了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同向而行，超越了在一些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与贫富分化的现实悖论，最终创造了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更令世人称羡的中国脱贫奇迹。（二）“政党之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造就中国脱贫奇迹的最大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7] 聚焦中国的扶贫工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正是造就中国脱贫奇迹的最大制度优势。（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首先，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中国扶贫工作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28]，将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将其作为“最关注的工作之一”[29]。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贫困人民，他考察调研贫困地区的足迹，几乎涵盖了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对于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没有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没有这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就没有万众期待的“全面小康”的实现。其次，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中国扶贫工作的稳定持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同于西方往往由于“轮流坐庄”“政党分肥”而导致“朝令夕改”的政党制度，具有“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30]，能够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脱贫致富的切身利益出发，制定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再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扶贫作为国家中长期规划的重要内容，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一代又一代的接续奋斗中，中国的脱贫奇迹方才得以造就。最后，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中国扶贫工作的有效推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31] 中国共产党在扶贫工作中起到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坚持了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的领导责任制，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等重要扶贫方略，有力地推进了扶贫规划的落地与实施，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三）“人民之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造就中国脱贫奇迹的核心制度指向我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32] 是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之一。南非人类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员亚兹妮·艾波尔（Yazini April）曾指出：“中国在减贫与改善民生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源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33] 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中国扶贫工作的核心思想。第一，中国扶贫制度设计围绕人民。区别于西方围绕资本进行的制度设计，中国的扶贫制度设计紧紧围绕人民，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标，努力改善民生，力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34] 因而，为了能使全体人民都共享发展的成果，无论在减贫进程中付出多大经济成本，真正“以人为本”的中国都在所不惜，务必要做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二，中国扶贫制度实践依靠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一直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力量源泉。在扶贫制度的实践中，中国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在共建的基础上实现共享。一方面，中国鼓励人民群众自觉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为中国的脱贫事业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支撑；另一方面，对于贫困人民而言，中国提出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35] 的思路，对于扶贫干部而言，中国提出了“懂扶贫、会帮扶、作风硬”[36] 的要求。在充分激发民志与广泛汇聚民智中，中国成功凝聚起人民群众脱贫攻坚的磅礴伟力。第三，中国扶贫制度评价取决人民。人民是中国脱贫工作的最终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37]，人民的满意程度是脱贫攻坚战的验收标准，是“全面小康”的评价标准。因而，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和2020年中国南方洪涝灾害的双重冲击下，中国仍用求真务实的作风与攻坚克难的精神，誓要兑现对人民的承诺，誓要实现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全面小康”。（四）“效率之制”：坚持全国下一盘棋是造就中国脱贫奇迹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其人口、地貌和气候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治理的复杂性。如果缺乏统筹协调和有序推进，中国的贫困治理将陷入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危险境地。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38] 坚持全国一盘棋是创造中国脱贫奇迹的重要制度保障。首先，坚持全国一盘棋保障了中国扶贫工作具有统一决策办大事的优势。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并强调这个优越性使我国具有总体的高效率，因而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9] 正所谓“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坚持全国一盘棋使我国能够在对贫困情况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迅速作出决策，以实干兴邦的态度有序推进扶贫事业，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其次，坚持全国一盘棋保障了中国扶贫工作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能够创造脱贫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坚持全国一盘棋使中国具有了强大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能够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集中起来，将各种社会资源都有效整合起来，通过“深入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军队和武警部队扶贫、社会力量参与扶贫”[40]，形成了政府主导、各方帮扶的全社会扶贫强大合力。最后，坚持全国一盘棋保障了中国扶贫工作具有统筹兼顾办大事的优势。古特雷斯强调，统筹兼顾、步调一致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41] 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中国坚持全国一盘棋，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从经济到生态、从产业开发到易地搬迁的系统科学和层次分明的大扶贫格局，使中国的扶贫工作犹如一个指挥得当的大型交响乐团，能够顺利完成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从平原沃土到雪域高原的大规模跨区域的资源调配，奏响众音和谐的扶贫协奏曲，扶贫效能倍增，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巩固减贫成果的制度创新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4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43]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脱贫时代，中国应在“脱贫攻坚”的制度基础上，通过防止“返回贫困”、聚焦“相对贫困”、摆脱“精神贫困”与治理“多维贫困”，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制度创新。（一）防止“返回贫困”：由“突击式”脱贫向“持续式”振兴转变由于贫困成因的复杂性与贫困人口的脆弱性，纵观古今中外的扶贫历史，“扶贫——脱贫——返贫”是扶贫工作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因而在后脱贫时代要将防返贫摆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通过乡村振兴不断从根本上巩固脱贫成果、扩大减贫成果。第一，要确保脱贫政策的可持续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紧密相连的两大战略任务，与带有决战性质的脱贫攻坚不同，乡村振兴是一场长期的持久战。推进这两大战略任务的接续完成，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相互衔接的政策过渡，防止脱贫政策的“急刹车”，实现脱贫政策的稳定接续与平稳转型。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据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44] 目前不少已脱贫人口实际上仍然处于贫困临界线边缘，存在返贫可能，应设立政策过渡期，严格遵循“四个不摘”要求，保持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期间脱贫政策的总体稳定。第二，要确保脱贫机制的可持续性。后脱贫时代要着重关注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建立防治贫困的长效机制，一方面确保已脱贫人口不返贫，另一方面也防止新增贫困的出现。具体而言，一是要建立长效的贫困识别机制，通过长期监测、动态识别与返贫预警，把扶贫工作做在贫困发生之前；二是要建立长效的贫困帮扶机制，通过常态帮扶、精准帮扶与对口帮扶，加强对有返贫风险贫困人口的针对性帮扶；三是建立长效的扶贫责任机制，通过强化职责、严肃问责与永久追责，防范文字脱贫和数字脱贫等虚假脱贫现象的出现。第三，要确保脱贫模式的可持续性。脱贫攻坚作为一场短期的攻坚战，其具有突击式、运动式与超常规式的特点。这种脱贫模式固然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突击式脱贫亦可能导致重治标而不重治本、过分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期效益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的：“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45] 目前，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帮助贫困群众在短期脱贫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长期稳定致富，正所谓“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46]，实现长期稳定致富应当注重克服产业扶贫的短期化倾向，以产业振兴为抓手，通过建立可持续的脱贫模式实现贫困群众的持续稳定增收。（二）聚焦“相对贫困”：由“特惠型”脱贫向“普惠型”振兴过渡贫困是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概念，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彻底消失与贫困治理的戛然而止。有学者指出，与绝对贫困截然相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相对贫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以收入中位数的50%为贫困线，中国全国、农村和城镇的相对贫困率分别由1978年的8.94%、10.90%和0%上升至2017年的21.24%、42.77%和5.99%。[47]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取代绝对贫困成为中国贫困存在的主要样态，相对贫困治理被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格局中统筹推进，因而脱贫目标也应当由实现全面小康向缩小贫富差距转变，由瞄准少数人群向惠及更多人群转变，实现由特惠型脱贫向普惠型振兴过渡。（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一方面，要将相对贫困治理纳入乡村振兴的制度顶层设计之中，构建普惠型乡村治理制度。通过因地制宜地制定科学、合理、动态的相对贫困线，扩大扶贫惠民政策所覆盖的群体范围，消除特惠型脱贫对贫困边缘群体与贫困边缘地区所带来的悬崖效应与挤压效应。同时，加大对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低收入群体和经济欠发达的非贫困地区的政策支持，实施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增收的产业政策与有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区域政策，将特惠型脱贫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转换为人民群众的切实获得感。另一方面，要将相对贫困治理纳入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规划之中，构建普惠型公共服务体系。相对贫困源于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反映的是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因而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均衡化建设，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通过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此外，要着力破除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促进公共教育资源、文化服务资源、医疗卫生资源与社会保障资源的均衡配置，为解决相对贫困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与兜底保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全民覆盖与普惠共享。（三）摆脱“精神贫困”：由“输血式”脱贫向“造血式”振兴演进精神贫困是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的一种贫困形式，在减贫语境中精神贫困具体表现为“志气贫困与智识贫困”[48] 的双重贫困。为了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些地方政府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采取了以资金援助和物质援助为主的方式，帮助贫困人口快速脱贫。虽然这种脱贫方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经济上脱贫不等于精神上脱贫，“输血式”脱贫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贫困人口对外部支持依赖度较高而主体内生动力较弱的问题，甚至出现了“挤破脑袋吃低保”“晒着太阳等小康”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49] 要实现由“输血式”脱贫向“造血式”振兴转进，让贫困群体真正成为脱贫致富的主体，首先，要完善终身教育制度，通过教育造血，阻断精神贫困的代际传递。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与民族未来的发展，教育振兴直接关系着国家振兴与国民素质提高。后脱贫时代要通过教育将扶贫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将所有年龄段的人口都纳入终身教育对象范围之中，通过一般性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与针对贫困人口及其子女的专门性的脱贫致富理念教育、脱贫扶贫政策教育、脱贫典型事迹教育、脱贫致富精神教育等，破除部分贫困人口存在的“等、靠、要”思想，切实阻断精神贫困的代际传播，使贫困人口实现由“被动扶”向“主动兴”的转变。其次，要健全职业培训体系，通过培训造血，铲除精神贫困的现实土壤。一些贫困人口并非甘于贫困，而是苦于无技能无能力摆脱贫困。职业技能培训作为能力援助的一种形式，有助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脱贫能力，并通过加强专业化技能培训，拓宽贫困人口的未来就业渠道，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打下基础。最后，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通过就业造血，剥离精神贫困的依赖根基。就业是民生之本，一要推进工作激励制，通过以工代赈、生产奖补和劳务补助等方式激发贫困人口的劳动积极性和主体能动性，完善贫困人口就业支持体系，实现就业的扩容与提质；二要推进救助渐退制，健全贫困退出机制与救助渐退机制，有助于从根本上剥离贫困人口的依赖根基，断绝贫困人口的依赖心理，培养贫困人口的自立能力。（四）治理“多维贫困”：由“生存型”脱贫向“发展型”振兴升级脱贫攻坚时期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着重确保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存权。而乡村振兴时期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三农发展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着重确保的是人民群众的发展权。从生存到发展，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如果仅仅以收入作为贫困的衡量标准，那么对贫困的理解就会流于表面、失于片面。因而，后脱贫时代要更加关照多维贫困的存在，逐步实现脱贫阶段由“生存型”脱贫向“发展型”振兴的梯度升级，逐步实现脱贫目标由“两不愁三保障”到“追求美好生活”的梯度升级。[50]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统筹兼顾实现“发展型”振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从单维贫困到多维贫困，从经济到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安全，贫困治理的整体性与综合性日趋凸显，客观上要求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51]，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多维贫困治理做好长远规划与系统设计。另一方面，要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凝心聚力实现“发展型”振兴。多维贫困本身所具有的全面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多维贫困治理无法依靠单一主体的力量来完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52]。因而，多维贫困治理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同时也要依靠社会与市场的力量来共同推动，在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中，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
四、结语
放眼全球贫困治理，中国减贫成效极其显著，减贫力度之强、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影响之深，世所罕见，创造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中国减贫奇迹。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减贫成绩，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所具有的独特的制度优势，在于不断坚持与完善“公平之制”“政党之制”“人民之制”与“效率之制”。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展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应注重进行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制度创新，由“突击式”脱贫向“持续式”振兴转变，由“特惠型”脱贫向“普惠型”振兴过渡，由“输血式”脱贫向“造血式”振兴演进，由“生存型”脱贫向“发展型”振兴升级，进一步巩固、发展减贫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