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史学科发韧于20世纪初。1914年，上海科学书局出版了林传甲撰写的《中国文化史》。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曾在1926年前后著有《中国文化史》及《文化专史及其作法》等文。梁启超是在20世纪初对文化史学的学科内涵与学科边界理论探讨较多的学人之一。1936-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王云五等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五十余种，体例庞大，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史的大部分内容，算得上是民国时期文化史学研究之集大成者。其后亦有学者在文化史专论方面进行著述探讨。遗憾的是，1949-1976年的较长时间内，有关文化史学的内容鲜有论述。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化热的兴起，文化史学应运而生，各种文化史成果层出不穷，还成立了专门招收文化史学的博士硕士点培养高级专门人才。1998年，于沛先生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并在该书的第二章对“文化史学”学科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文化史学的个案专题研究多有讨论，但对文化史学的学科内涵及理论探讨建树不大，多有文化史具体内容的叙述，鲜有文化史学理论的深入探讨。以近年来的《中国史学年鉴》为例，“文化史学”没有成为一个独立栏目，相关内容多被“思想史”和“社会史”所吸纳，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文化史学所涉内容过于宽泛，难以确定边界；二是文化史学在学科范式及涉及文化史学科重大理论架构方面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故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新探讨文化史学的理论问题，成为史学研究之急务之一。

一、文化史学概念及学科边界

文化史学是历史学中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它是一门用文化学理论和范畴建构起来的，以人类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人类文化的发展变迁及演变规律的历史学与文化学等学科相交叉的分支边缘学科。用文化理论及其各专门学科中一切有用的工具去研究人类历史演进中的文化现象，当是该学科成立、延续和发展的前提。

文化是文化史学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决定了文化史学的架构。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界定多达二百余种，①但大体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即主张文化应包括思想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广义文化和仅限于思想风俗艺术等范围的狭义文化两大类。文化是人类群体在特定时期形成的思想、理念、风俗、习惯、行为及其物化事物符号系统的全部体现。笔者主张广义文化，从结构上应分为价值观念文化、制度文化与器物文化三个层面。价值观念为文化之核心，它决定文化的属性和本质。总之，文化概念内涵的倾向性以及范畴的确定，决定文化史学架构的取向性以及学科研究方式之不同选择。从而导致文化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及差异性。

从近几十年文化史学研究的倾向性来看，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是按照传统的部门文化进行研究。也就是按照原有知识体系习惯划分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文化等部类为标准，只选取其中的“文化部分”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只注重选择研究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文化”部分，其他部分一概忽略不管，该研究方式的好处是争议小，其弊端是不能全景式地考察文化发展演变的整个进程。轻视学习吸收其他各专门学科理论，缺乏运用文化学理论的动力和热情。更严重的是，由于相关学者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理解得过于狭义，只讨论思想观念文化，而不注重物化内容，即使再宽泛也超不出部门文化的规定，从而面对历史演进中涉及军事、经济的文化现象缺乏阐释能力，表现在学术上，不是无视就是束手无策。以“文化部分”作为文化史学的研究领域，严重地限制了该学科的发展。二是运用文化理论及其各个专门学科中一切有用的工具去研究、解读人类历史文化现象，探讨人类历史上各国各民族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的演进过程及其规律。这是笔者所主张的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借此也可以与历史学及各个专门学科进行区别。②其优点是能够宏观地考察人类文化发展演变的全貌，它不仅要研究人类文化中的思想观念，更要研究观念的物化形态。例如，从马车、汽车到飞机都是人类的器物文化，文化史并不详细考察具体技术本身，而是要考察产生这些技术的社会文化背景、思想观念以及这些先进工具使用后对于各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冲击、影响等问题。这种研究方式也是今后文化史学研究中应大力提倡的研究范式。

由于文化史学本质上仍然是历史学科，所以其学科体系必然受到史学本体的制约和影响。然而从学科结构上来看，并不妨碍文化史学形成自己的特点。从结构上看，处于最顶端的第一层次仍然是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第二层次为文化理论及方法。文化史学可使用的研究方法内容甚多，除历史学的考证、分析方法外，还广泛采用了其他各专门学科的诸如文化单元划分法、文化模式分析法、代际理论、文化变迁及文化冲突理论方法等。接下来的第三层次是文化史学的具体学科，宏观的有人类整体文化史学，用于描述人类文化整体的演变发展历史；有中观的文化断代史，如古代文化史、近代文化史、当代文化史、东方文化史、西方文化史、欧洲文化史，此外按照民族国家划分的还有中国文化史、印度文化史、日本文化史、英国文化史、美国文化史等；有微观的文化史，主要是指各国的断代文化史，如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当代文化史等。文化史学的分支学科也非常之多，如城市文化史、乡村文化史、艺术文化史、风俗文化史、科学文化史、工业文化史、马车文化史、汽车文化史、宗教文化史等。再其下的第四层次是文化史学研究的一般问题。第五个层次是文化史学的一般常识或文化史知识。

文化史学也是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比较剧烈的学科，其与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都有交叉。与经济学交叉，就会产生经济文化史；与法学学科交叉就会产生法律文化史；与军事学交叉就会产生军事文化史；与社会学交叉就会产生社会文化史；在自然科学中与环境学相交叉就会有环境文化史；与相关学科相交叉就会有数学文化史、物理文化史、农业文化史、工业文化史等。总之，文化史学的学科边界广阔，凡属文化现象皆可以视为该学科领地。现在研究人类的学科大都是按照学科的自然属性而人为设置的，因此，学科之间的边界很难绝对地分清，只能描述大致的领域。文化史学也是如此。

　二、文化史学之问题域

由于文化史学的学科特色使然，故其所涉问题域非常之多。文化单元、文化模式、文化变迁、文化交流、文化冲突、文化认同、文化融合、文化整合与文化选择、文化转型、文化误读等文化学的概念与范畴，不仅是文化史学借以进行学科架构的骨干和基础，亦是文化史学亟须探讨的问题域之核心。

研究文化史学就不能不研究文化单元，就不能不从文化单元入手去分析比较各个文化单元在形成发展中之不同。文化单元，就是自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单位。在历史研究中能够构成文化单元的文化非常之多。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把全人类的文化概括为26个文明类型。③这是文化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文化模式是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为某一特定文化人群所遵守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总和。“一种文化，就象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④某一种文化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各个层面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有机结合的文化样式，它支配着某一群体中文化个人的行为方式。而这种在群体中具有普遍性的而又与其他群体相异的文化模式，如东方文化模式、欧美文化模式、印度文化模式、日本文化模式等，完全是由历史上所形成的并使群体在文化染习过程中被潜移默化的某种潜意识决定的。文化模式是相对稳定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大的角度看，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等都是不同的文化模式。

文化变迁则是人类文化发展演进中常有的现象。文化变迁就是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有内力与外力两个推动因素。某一种特定文化由于战争或外族征服而发生变化，也因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瘟疫等引发变迁。变迁有急速变迁与缓慢变迁两种类型。缓慢变迁多是因内部一些新因素发展变迁，新因素的不断积累而促成，急速变迁多是由外敌入侵引发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叫作社会转型。例如，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完成的。

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的各群体各部分之间相互接触相互交往的文化现象。人类文化是一个总体概念，人类文化作为一个类的文化，有着内在的同质性和同构性。由于人类各群体是在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各自独立地发展着自己的文化，所以又有着差异性。但人类各种文化相接触的过程其实也是文化交流、相互学习的过程。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的方式很多，如战争、移民、书籍翻译、通婚、经商、旅游、留学、学术会议、文化艺术活动、报纸、电台、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皆为文化交流的形式。人类文化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冲突，我们称之为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普遍存在着的，大的方面有东西方文化冲突、古今文化冲突、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小的方面，有国与国之间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文化冲突。文化核心价值的不同，是产生文化冲突的原因。中国近代发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不同文化核心价值的冲突。民主、科学与三纲五常的冲突，大工业生产生活方式与传统自给自足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冲突皆因价值观之差异引发。招致文化冲突的内涵非常丰富，文化史学就是要具体地描述文化冲突的现象及表现方式以及分析其背后深层价值原因。

大凡有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的地方就必然会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恋、文化危机、文化自觉、文化认同与文化融合。当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相交流之时，两个文化主体在相互比较、相互鉴别之后，甲文化主体认为自己文化远较乙文化优越的意识即是一种文化自信。然而一旦这种自信过了头，那就是文化自恋甚至是文化自负了。文化危机主要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压迫和冲击下产生的，当来自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影响并威胁到了弱势文化原有的生存法则，甚至强烈感受到这种威胁将改变自身文化存在状况之时，必然要引发弱势文化一方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一种文化演进改革的重要动力之一。文化危机意识可以引发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主体的觉醒，在文化比较中认识到文化彼此的差异和优劣，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短处和不足并有意识地自觉地加以改造和赶超。例如，当俄国彼得大帝认识到自身文化与西欧文化存在着巨大差距之时，便痛下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决心。他率团到欧洲实地考察，回国后推行改革，就是文化自觉的典型表现。日本明治维新后全面向西方学习，这也是文化自觉的体现。文化自觉必会带来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亦即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对于对方文化某些要素或若干价值观或者文化整体的承认、认可。这种认同可能是局部的也可能是整体的，会由于认同的程度而采取不同的文化融合方式。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是相对应的一组范畴，没有冲突就没有融合，反过来，没有融合也没有冲突。融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水乳交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融合与文化整合不尽相同。文化融合大致是平等的，而文化整合则不是平等的，它是以强势文化主体为核心，将其他文化相关要素，按照自己需要整理到自己原有的文化体系之中，达到丰富和完善原有文化体系之目的。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文化整合则是文化主体人为干预的文化吸纳方式。上述都是文化史学研究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域”。当然这种问题还有很多。

文化史学都是围绕着上述问题域而展开的。概括地讲，在具体讨论文化史学中无论是断代文化史领域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的类型文化史领域，都必须以研究特定时空背景、特定历史进程中的文化问题为核心而展开。只是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文化所涉及之问题域及其所表现的方式和形态有所不同而已。笔者以为，这些问题域应当是文化史学理论架构的骨干与基础。只有围绕着这些问题域进行阐释和讨论才能使文化史学有别于或不同于其他各专门学科，表现出自己的学科特性和特点来。

三、文化史学的理论来源

现在可供文化史学所使用的学科工具非常之多，即可说文化史学是一门学科高度渗透的历史学科。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理论方法皆提供给文化史学以丰富的学科养料，凡是有利于文化史学学科发展的理论方法皆可采用之，皆为文化史学的理论方法。因篇幅所限，只能概述之。

在文化史观方面，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杰里米·里夫金等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所初步搭建的生态文明史观理论，皆可作为文化史学之核心史观。

在研究方法方面，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文化的“挑战—应战”模式，可以作为解释历史上人类各个群体在面对自然灾难、外敌压力等环境“挑战”以及面对这些挑战的“应战”，即历史上文化冲突与融合现象的研究方法；怀特在《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克罗伯在《文化发展的结构》中所提出的“文化范式”理论，可以作为研究和解读某一特定文化形成特点的理论方法；马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中所提出的“代际理论”，即把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类文化传承方式分为“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前象征文化”三个类型，由分析三个阶段文化传播及习得方式的差异性而对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解读方法，可以作为研究文化转型期的重要方法；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三次浪潮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也是文化史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当然，研究方法不止这些，除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外，凡是对本学科发展有用的理论方法皆可拿来为我所用。

　注释：

①学术界大致认为1871年英国历史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包含观念、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其他一切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具备的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总体”这一概念，是最早且最有权威的文化概念。

②笔者赞同于沛先生在《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章“文化史学”中所提出的“文化历史学是建立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上，并以此为前提去分析和认识一系列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见该书第54—55页)的观点。

③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绪论。另见《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④罗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张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