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左翼文化理论和批判经历了一个学院化、体制化与精英化的过程。左翼文化理论与批判成为象牙塔内少数知识精英的蜜语和获得学术地位与资本的手段，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偏离了世俗关怀的初衷。

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反越战、反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等反资本主义浪潮的兴起，西方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民众运动。这就是几乎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新左翼运动。这个过程中，大学不仅成了左翼新一代激进分子的根据地，而且被视为冲突和变革的中心。当激进运动趋于平静之后，左翼分子退入学院和书斋，在晦涩高深的理论探讨中继续叩问那些困惑他们的问题，在讲台与著述中抒发未酬壮志。如果说新左翼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浪潮已经过去，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左翼又迎来了新的学术话语时代。

从激进政治到学术政治 

20世纪60年代（1968年是高峰年），从巴黎到芝加哥，从布拉格到墨西哥城，都爆发了以直接行动挑战现有秩序的民众运动。这些运动既反对经济剥削，也反对种族的、政治的及父权制的统治，要求扩大民主过程和个人参与的权利。虽然受到中国、越南和古巴革命的影响，但运动却主要集中在大学校园和城镇，既没有创造持久的组织形式，也缺少一种能够把不同的团体和运动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也是新左翼运动与欧洲历史上1848年、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不同之处。

由于没有稳固的基础支持，新左翼运动中客观存在的离心趋势最终葬送了运动。大学本来就是新左翼的根据地，在政治活动失败后，学术化自然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退路。再加上学院的自我扩张，学生人数增加，学术机构也把那些外部激进分子吸收到内部。这使得左翼的新发展获得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并通过建立黑人运动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学术团体，反抗着各自领域里的权威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如果说60年代左翼分子如马尔库塞还主张改变世界与改变自身生活的一致性，那么学术左翼基本上放弃了改变整个世界的努力，只要求改变个人空间里的生活态度，他们关注的核心往往是文化、社会、种族歧视、男女不平等等问题。

这种学术化并没有与政治脱钩。但无论如何，它不是那种在工厂里、街道上的解放政治，而是在艺术、性别、语言、家庭、身体、生态、种族、生活方式等领域展现出来的学术政治。它不是阶级或政党性质的政治，也不是从经济上思考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批判思想，一种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上思考的政治，受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思想的影响。伊格尔顿认为，这种学术政治代表了丰富和深化左翼运动的新方法。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英美世界，到处都弥漫着这种学术化的激进主义。如代表美国人文学科激进潮流的萨义德，不仅打破了学院人文学科传统远离社会现实的局限，而且提倡一种对社会的干预，致力于“向权力讲述真相”。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学术政治持否定态度。比如，罗蒂就对德里达、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批判。在罗蒂看来，过于强调哲学，就等于牺牲了真正的、重要的伦理和政治问题。这种过于哲学化的做法，在美国和英国都创造了一种自足的学术左翼，而与真正的政治讨论无关。但不管怎样，从激进政治到学术政治，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的发展历程。

左翼批判的危机 

一旦学术左翼将学术看成获得权力的手段，而不是对现实的研究和批判，那么学术左翼就难免陷入危机。左翼的学术政治，一方面在新的领域创造了一些政治想象和文化批判思想，但专业化也逐渐成为其激进主义的障碍。当新左派知识分子在一些重要机构中获得稳定职位时，成就反而成为一种深刻的讽刺。但是，他们并没有为政治放弃专业，而是通过专业，通过成立研究小组、创立学术刊物来坚持政治。当然，这并不是发起知识分子联合运动，也不是设法与学科之外建立公众联系，而是局限在学科内部的争论、批评和对政治的理解。这是院校生活的政治取代了大范围的政治。

詹姆逊被视为美国当前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其《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政治无意识》都是学生的基本参考书。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有责任感的思想家。但如果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批判家如芒福德还与公众保持着联系，那么詹姆逊却从来没有寻找过公众——他的著作是为大学讲习班所写。今天的学术左翼，即使没有丧失政治责任感，但在晦涩难懂的学术话语中，其政治意图也令人怀疑。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学术左翼走向了一种新趋势，即通常所谓用“研究”代替“理论”的“后理论一代”。同性恋研究、种族研究、非洲研究、后殖民地研究等一系列文化研究项目取代了过去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精神分析等“大理论”。如果说“大理论”还批判形而上学、父权制、阶级中心论，或投入理论大战之中，那么“小理论”则在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上完全耗尽了自己的批判锋芒，成为一种为职业而努力的营生。“后理论一代”满脑子装着学术话语、观念，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和会议。他们都知道成功的秘诀在于从众和“关系”。所以，一方面是机构、研究所、俱乐部的膨胀，研究经费的增加，影响力的扩展，关系的铺垫，权力的争夺；另一方面则是与公众生活的脱离，作为知识分子责任的丧失。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学术左翼要么被商业模式摧毁了，要么对于社会批判无能为力。即使存在萨义德、乔姆斯基、克鲁格曼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其作用也是孤立的、有限的。所以，左翼的学术化，它的渐行渐远，实际上代表着西方左翼的深深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左翼文化理论和批判经历了一个学院化、体制化与精英化的过程。左翼文化理论与批判成为象牙塔内少数知识精英的蜜语和获得学术地位与资本的手段，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偏离了世俗关怀的初衷。专业化导致私人化或非政治化，使智能退出宽广的领域而局限于狭小的学科。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未能幸免。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一块被专家们耕耘的专业“田地”。所以，这种学术化道路不仅是左翼的危机，也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在很多领域，左翼的批判声音已经被边缘化了。

2008年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重新激发了左翼学术激进的想象力，并认为“全面的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但是，危机自身的演变和现实政治的发展，并没有给左翼一个乐观的前景。从总体上看来，西方左翼的学术话语仍然依附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大多数左翼团体仍然是松散的，也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思想上的激进，无法转化为现实有效的行动策略。看来，左翼要想真正有所作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