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过了70年不平凡的理论发展历程。如何回顾和认识这一思想史进程？近年来学术界的研讨表明，这一问题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是在西方学术范式中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中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解释学的前提性问题。笔者认为，要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70年的历史性发展，书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必须建构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范式，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范式，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1]P341 的学术要求，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解释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历史观问题。任何学术范式的构建，总是研究者学术立场、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历史观的表达。认识的真理性不是来自纯粹的自发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取决于人们的意识是否和对象、客观相一致。离开历史、离开客观的认识，只能是关于对象或者对象化的主观想象。对象与对象性活动的分离，其历史观必然是关于“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就针对那时活跃在德国哲学界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作了深入的批判：“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2]P173 从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理论价值并未过时。离开直接的现实生活生产的抽象化研究，仍在学术界不断以各种“新论”重现。这些“新论”的核心观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没有“哲学”的研究，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背的理论进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就必须建构起与西方哲学形态一致的学术范式，追求纯粹的哲学研究、走所谓价值中立的学术道路，做到哲学研究的“学术化”“理论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化的口号下，“以海解马”“以西解马”等无疑就是这些主张的学术表达。由此看来，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的是，这些研究者不是“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而是把中国问题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以致出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出发，从而也就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西方的观念、从西方的学术范式出发。其实，这是对学术研究的误读。抽象化不等于学理化。将理论和现实彻底分离开来的抽象化，实质就是把理性变成绝对存在、变成离开现实的概念逻辑，这不是学理化的合理进路。事实表明，离开直接的现实生活生产，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内在的依据，因为学理的存在是以直接的现实生活生产为依据的，任何逻辑的发展也是以历史的存在为前提的，而不是相反。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来，有的学者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解释学中存在的“非历史化”“非中国化”问题提出了学术批评：“在许多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名的研究论著中，对于某种思潮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兴趣，即使在一些号称关于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中，某些思潮的权重也远甚于马克思文本自身。结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直接成为某些思潮的研究，而且还造成了现代以来的形形色色的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殖民’，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成为某些思潮为自身开辟道路的工具。”[3]P4-7 笔者同意这一看法。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离开本民族自身存在和发展这一现实问题的根本主旨，那么，它就不是为人民代言、为社会发展做学问，而是演变为替西方思潮、西方学术在中国开辟道路的“工具”了。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本民族的实际问题这一根本原则，这也就是以实际为出发点，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原则，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原则。由这一原则作为前提的研究进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应有的学术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既不是抽象的理论公式，也不是先验的思维导图，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历史与逻辑的理论表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学术呈现。从实质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是问题的现实和现实的问题的逻辑统一。问题的现实，是指问题的历史本质，即问题最终只能来自于人的实践，而不是从书本中产生、不能凭想象主观演绎，否则，就是假问题、伪问题；现实的问题，是指现实的理论逻辑，即现实总是表现为矛盾，对现实的把握，实质上就是对现实矛盾的认识，而问题无疑是现实矛盾的理论表征。在哲学史上，从前的哲学家都是“解释世界”，所以，在这些哲学家的理论中，问题和现实本质上是分离、甚至是对立的，或者问题没有现实性，或者现实不能问题化，理论与实践脱节。要实现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哲学转向，就必须将问题和现实有机统一起来，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和真理本性所决定的。在此，我们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做法：一是从本本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教条来裁剪现实；一是从经验出发，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盲目地谈论中国实际。前者离开了现实，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抽象原则、作为抽象对象、作为抽象命题、作为抽象方法，从而是问题的抽象，是没有现实意识的学术研究；后者离开了问题，将个别经验直接作为现实内容、作为现实整体、作为现实对象、作为现实矛盾，从而是现实的抽象，是没有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不管哪种做法，都是研究的抽象——抽象的界定不是以其是否理论化为标志，而是取决于它是否脱离实际、脱离中国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自觉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受到方法论上的严重困扰，其突出表现就是始终未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应有的研究范式形成普遍的共识。”[4]P144 因此，在如何认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这一问题上，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教科书哲学范式”问题。学界在一个时期内将“教科书哲学”作为批判对象，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特别是以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为依据的，而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原则、体例和方法。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该民族的实际为中心、是该民族现实问题的理论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存在什么“教科书哲学范式”之说的。当然，为了不使讨论的问题任意枝蔓，本文在此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总体性描述和评论。笔者所要讨论的是，如何认识“教科书哲学范式”？不可否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笔者看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问题上。就是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其教材式的体系、原理性的系统阐释和通俗化的话语特色，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宣传、教育和普及。那么，这种学术影响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出来？从学界的研究来看，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学术影响被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编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时候，主要依据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例；二是将这一“教科书哲学”作为理论框架和解释原则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从理论上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等等。这种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例建构起来的研究原则、研究内容和研究进路，就是后来学者称之为的“教科书哲学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教科书哲学”问题才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被提出来并加以批判。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般学科，它所确立的研究原则、理论体系和学术进路，不仅严格决定着自身的理论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其他学科和理论的发展。所以，对“教科书哲学”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是必要的。（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教科书哲学”批判的目的，不能只是停留在简单否定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一做法上。否则，对“教科书哲学”批判将失去其合理性。将“教科书哲学”作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并加以批判，这无疑是误读。实质上，“教科书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的“体系”，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范式”。进而言之，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表述体系，而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研究范式，即是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所以，我们今天要科学总结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发展，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范式中，自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批判以西方思想为前提、以西方立场为基础、以西方学术为话语、以西方思潮和西方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研究，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问题两个理论要素所构成的，即作为理论的普遍真理性和作为问题的特殊历史性而存在，所以这二者相互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中国发展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就是“抽象的空洞的”[5]P534 哲学，从而也就没有“中国化”的可能性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6]P1515 反之，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中国问题也是“抽象的空洞的”矛盾，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行动的指南，中国革命、改革和现代化的实践必是盲目的偶然的活动，从而也无“中国化”之必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作为对象，也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也就失去了其辩证法生命力，从而也就变成了一道前提不明的待证议题了。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的创立者来说，其理论的整体性无疑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我们必须自觉从这一思想共同体出发，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和思想价值，而不是从他们的思想和表述的非本质差异中发现“问题”，做出“学问”。不可否认，在对“教科书哲学范式”的反思与批评中，有一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马克思哲学，而是恩格斯哲学，“教科书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恩格斯“物本主义”哲学的必然逻辑，所以，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范式，就必须从恩格斯哲学回到马克思哲学。这一论断不过是西方学界“马恩对立论”的重新表述，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而被某些学者奉为圭臬的“马恩对立论”的“这种观点在国外决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观点。”[7]P581 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别”中寻求两位革命导师的思想差异乃至对立，虽然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展开的，也不管其理论研究多么学术化，但这一研究终究是离开了真实的学术，而不是学术的真实。著名哲学家陈先达先生对此也作了深入分析：“所谓‘马恩对立’，只是某些研究者怀有政治意图的分析，而非事实。对历史而言，最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研究者的个人分析性结论。没有根据的结论，在历史学中一文不值。”[8]P4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马恩对立论”必然从思想源头上否认或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而理论前提的混乱或不明，其理论后果是学术范式的移位、越位或错位。所以，这是必须加以反思和批判的学术现象。将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离出来，或者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这样的学术进路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应有的学术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实现哲学史的根本变革而做出的“重大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共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且也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只要不抱有任何学术偏见，这个结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是作为前提而予以确立的。学术研究可以展开学术批评、提出理论批判，但不是以怀疑主义为思维武器的，更不是以“对立论”为理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深刻表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问世到当代价值、从它的理论原则到思想体系、从科学的世界观到辩证的方法论、从严整的理论逻辑到丰富的实践运用，它每前进一步，不仅高度凝结了马克思的思想和智慧，而且也全面倾注了恩格斯的心血和贡献，但是，他总是把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绩主要归于马克思，真诚地把自己置于“第二小提琴手”的位置上。“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9]P248“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0]P1002 因为理论创作的学术分工，也因为恩格斯个人的内心谦虚——“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9]P248 所以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一再被后来者所忽略。历史地看，无论是对马克思来说，还是就恩格斯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块整钢”，是他们思想共同体的必然逻辑。这样的思想史分工与合作的创作现象本来就不是一个有着定见的学术问题，它完全可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合理的理解。但令人惊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史的分工与合作在后来的理论界那里不断被分离开来，逐渐演变为一个学术现象，以致发展到西方一些学者那里而成为一个学术思潮，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观点“对立论”思潮。西方有代表性的“对立论”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人，开辟的是以一条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哲学路线；恩格斯哲学的出发点则是自然，创立的是一条以物本主义为中心的哲学路线。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有两个“马克思”，这两个“马克思”也是对立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研究中，现代西方这一“对立论”思潮也在一些哲学问题上以不同学术争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之间的争论也是这一“对立论”的延伸。在这些争论中，恩格斯哲学被贴上了“物质本体论”的标签，马克思哲学则被冠以“实践本体论”的名称。因为“物质本体论”所表达的是“自然唯物主义”的观点，所以，恩格斯哲学是作为“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经济决定论”等加以批评的。因为马克思哲学是作为“实践本体论”存在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实践的本体论”或“实践哲学”。这些批评者由此认为，如果不否定恩格斯哲学，或者不能由此进一步批判“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法作为“实践哲学”而存在。毋庸置疑，这一逻辑推演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它的前提和论证都是错误的。“对立论”虽然观点各异，学术路径也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讲，“对立论”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关系的错误认识。归结起来，“对立论”有两个理论上的错误。错误之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主观构建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即恩格斯没有人学思想，从而以此与马克思哲学形成对立。毋庸置疑，这种认为恩格斯没有人学思想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有必要正确地理解和研究恩格斯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贡献。当然，仅限于从恩格斯和马克思合著的几部著作中发掘恩格斯的人学论述和思想，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关系做出逻辑阐释，这显然是不够的，很难彻底说明恩格斯的独特贡献，更难以批判西方学者所谓的“人学空场”“缺乏人学辩证法”的错误观点。限于篇幅，笔者在此提出两点看法：其一，从思想形成的进程来，恩格斯在其早期的思想中就已经独立地表达了对现实的人的认识和关切。（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就在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深刻指出了它对劳动、从而对作为人的劳动者的“忽视”和“敌视”：“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但很少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11]P72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这种理论和当时这种贫困矛盾同样荒谬，甚至比它更荒谬。经济学家不敢正视真理，不敢承认这种矛盾无法是竞争的结果，因为否则他的整个体系就会垮台。”[11]P77 恩格斯在这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是建立在他对工人生存和生活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没有这样的社会认识论基础，恩格斯是不可能完成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其二，从全部创作的思想主题来看，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关注、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导，始终是他的思想的中心和全部。恩格斯从来没有脱离自然谈人，也没有脱离人谈自然。如果将恩格斯人学思想和马克思人学思想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人都注重研究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在人的本质关系形成中的根本意义，都致力于在现实的社会矛盾中揭示工人阶级的解放条件和历史任务，这个共同点是根本性的，差别是非根本性的。错误之二是，将“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对立起来，进而将恩格斯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对立起来。首先，要指明的是，恩格斯哲学不是“物质本体论”，马克思哲学也不是“实践本体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工人阶级的“历史观”和“认识工具”，而不是以思辨哲学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其次，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也不是对立的两种观点。恰恰相反，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二者实现了内在超越，走向了“新唯物主义”。如果离开了实践的本体建构、离开了人改造世界的活动，将实践的哲学意义完全局限在纯粹的知识论中，那么，物质先于人存在的本体意义是无法得到证明的，从而物质就成为抽象的存在、抽象的对象，从而“对人来说也是无”；[11]P220 同样，离开了自然的先在性、离开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仅仅从人的活动性去把握实践的真实意义，实践也就变成了人的精神性活动，从而也存在着走向其反面的可能性，即从历史性、社会性、开放性走向思辨性、个体性、封闭性。可以说，在理论创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实践和物质的问题上作了相对集中的论述，但在本体论上，恩格斯和马克思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这只是他们哲学研究的进路不同，但世界观、哲学观是根本一致的。恩格斯在1885年《反杜林论》的新版序言中对此作了特别的说明：“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10]P383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如果将学术研究的目标设置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差异上，以此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对立，那么，这一学术研究不管其文本考证多么详实、方法如何实证，其学术研究终究是没有科学性、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文本的“细节”不是细节的“文本”，历史的“真实”不是真实的“历史”，逻辑的“演绎”不是“演绎”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解释学，不是纯粹的文本解读，更不是纯粹的文本考据，而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既要注意学理阐述的精确性，不能违背原文的本意、有损原文的理论深度，尤其不能为了片面追求通俗而陷于庸俗；又要注意行文的晓畅生动，力戒艰深晦涩”，[12]P3 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遵循的研究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解释学的学术要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自觉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方式，把中国的实际、中国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而且还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术的整体，从前提性问题上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必要和何以可能。

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必要和是否可能始终是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对此，著名哲学家陶德麟先生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前提性问题作了一系列深入分析和严密论证，全面批判了“对立论”“走样说”“文本标准”等错误认识，明确提出了“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这一重要命题。[13]P20 随着实践的深入，理论研究又面临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必要和是否可能又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发展和发展如何这一新的问题呈现出来。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范式的研究，必须科学回答它的当代发展问题。换言之，提出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而且也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发展。从历史到理论的反思中，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70年伟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一部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逻辑和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活的科学理论，绝不是以所谓意识形态领域“哲学顶峰”自居的封闭的教条或僵化的公式，它是中国人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一刻也不能脱离发展着的实践；它既是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理论原则，又在指导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着自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产物，又是属于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良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的，从而也是发展的、开放的当代哲学。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以来，其生命力之所以永葆其活力而不衰，就在于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拓展自身，既满足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又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既极大丰富了思想内容，又不断完善了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蕴含了世界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思想逻辑。从人类思想史来看，从来没有哪一个思想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真正世界意义的哲学，同时也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实现自身的解放的过程中反映该民族该地区的历史意识的本土化哲学。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自身发展的思想史上，总是不断实现世界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发展。这一发展主要体现为两次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形态。第一个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苏俄化，其理论形态是苏俄化马克思主义哲学。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局部调整和转变，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相对属于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这一历史的深刻变化，意味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和斗争对象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新发展、特别是物理学的革命性的发展，也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挑战和发展的契机。所以，为了解决俄国的现实问题，同时也为了回答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种种诘难、批评，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论争中，在概括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时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以列宁哲学思想为代表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个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理论形态是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19世纪中叶以降的民族危机的出现，中国人民对“救国救民”真理性的理论需求日益迫切。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种种不同“救国方案”无疑就是这一理论需要的反映与产物。但是，由于理论上的不彻底性，这些“救国方案”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所谓不彻底，就是这些理论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根本，而问题的根本是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是人，是人本身。“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6]P1514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中国近现代实践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产物。当然，20世纪20年代后，在欧洲以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结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提出了不同于俄国革命形式的理论观点，形成了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像苏俄、中国那样没有“造成西方的社会变动”，引起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它对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做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形成、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本土化，都是一个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历史和逻辑过程，是同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联系着的。因此，科学地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质，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属性，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继承和重大发展，它的理论逻辑和内在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重新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70年的发展历程，就必须反对“斗争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所谓的“斗争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主要表现在：一是把全部哲学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哲学；二是把丰富的矛盾辩证法内涵片面化理解为“斗争”这一个唯一属性；三是把矛盾双方“斗争”的多样形式片面化理解为“对抗”这一个唯一形式；四是把矛盾无限的解决方式也片面化理解为有限地“消灭”这一个唯一的结果。不难发现，如果按照“斗争哲学”的阐释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剩下“对抗”二字了。由此观之，“斗争哲学”的哲学思维的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囚禁”在形而上学的“囚笼”中，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斗争哲学”解释学的结果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终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所以要从“斗争哲学”等范式中走出来，不仅取决于实践的需要，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内在品质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其自身的内在要求，实现其革命的和批判的本质；另一方面来自现时代社会实践的新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人民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人与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活动中所自觉运用先进的理论武器和科学的思维工具。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是一个双向互动、内在契合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发展深刻反映并指导了中国的现代性的批判与建构。”[13]P186 科学把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史使命和学术自觉。恩格斯曾经说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9]P265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的一门科学，从而它“越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从“新唯物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走过了70年不凡的历史春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70年的发展告诉我们，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来说，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要研究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发展、就是要研究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的转变中建构属于自己、也属于人类的新型现代性的问题。这既是当代中国的民族性的问题，又是关系着人类命运的世界性的问题。（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个别的民族性问题与共同的世界性问题从来就是一致的。那种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以纯粹学术的名义提出关注与探讨所谓全人类的世界性问题，进行所谓独立的原创性的研究，在学术道路上固然可以构建自身的研究特色，但终究是走不出书斋的“观念试验品”，不会成为改变现实的任何实际力量，从而也达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根本要求。真正的哲学从来就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和中国的当代实际、和世界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是停留于原理的体系化、概念的抽象化、命题的科学化，而是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回到现实生活，回答实践提出的时代问题。实践的唯物主义以透彻的语言、科学的分析道说了哲学的真实意义，即任何真正的哲学对于它所属的那个体系来说，体系不应是哲学内在生命力和发展力所在。真正的哲学总是要回到它在的那个时代逻辑中去发现其存在价值，所以，它不应当是某一体系的理论描述，而应当是对该时代问题提出实践命题的“历史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个狭隘的理论宗派，不是一个保守的学术体系，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时代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和精神品质，为它打破国家、民族、宗教信仰等等的界限提供了理论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为实践所证明、为历史所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哲学发展与创新的范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的时代，必然提出新的实践课题，从而也必然提出新的理论任务。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哲学命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存在着非中国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的可能性。有的学者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敢于直面中国问题，善于汇集实践智慧，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就一定能占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高地，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15]P5-15 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前景的判断是有现实依据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表明，学术研究并不能取代学术研究对象本身。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要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规律、特征、实质、价值和逻辑，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以西方学术范式或者以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式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将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主题，从而也走向理论自身的反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高地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任何研究者，要想真正登上这一学术高地，除了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别无“他”路。如上所述，这一研究范式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我们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发展。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理论前提和当代发展是一个逻辑整体，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前提性问题互为前提、互相影响。从理论上解决这些前提性问题，无疑对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和规律，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刘国胜：中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