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然而在合村并组普遍推行的背景下，农村“地域辐射广、行政负担重、利益联结弱”，使协商难度骤增，加之“协商平台缺失、诉求渠道缺乏、利益代表缺席”，致协商难见实效。鉴于此，天长市探索出一条以“聚能重组、提能整序”为特点，以焕新治理效能为目标的多维度协商之路。具体而言，创设区域化平台组织协商，促进协商层级有效；融合程序化制度嵌入协商，推动协商规范有效；牵引多元化主体参与协商，实现协商开放有效。协商在适宜单元内有序推进、有效落地，为农村协商治理提供了可鉴范本。

一、合村并组，行政扩大，村域治理涉“深水区”

2007年合村并组浪潮波及安徽省，天长市在此背景下推进多村合并，行政地域扩大客观上增加公共服务资源，但村民诉求常“求而无门”，村级协商陷入“难推动、难调动、难互动”的困境。

（一）地域过广，治理难成“一盘棋格局”

其一，服务广度难辐射多域范围。合并之后公共服务范围拓展，难以辐射整村。如光华村由三村合并而成，下辖29个村组，地域偏远的村组常是村庄服务盲区。其二，行政限度难解决多级冲突。囿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行政村对村级以下矛盾纠纷受理有限。谕兴社区党支部书记俞礼兵说：“片区和组里事情更多，矛盾更集中，但村里常顾不到。”其三，职能边界难覆盖多样诉求。面对复杂多样的群众诉求，村干部有限的决策和服务能力难以满足。如焦涧村金文路至东园路水泥路修建项目中，村两委难以独自拍板决定水泥路走向和出资问题以满足个别村民出行需求。

（二）行政过重，协商难补“一公里短板”

第一，村级事务繁杂，协商难涉及。村级协商面临行政任务压力，村委会既要协调上级行政服务事项，又要承接资源完善公共服务，未将协商事项分门别类纳入管理。第二，干部一肩多责，协商难顾及。两委班子人数少且身兼多职，专心解决协商纠纷的时间和精力匮乏。如向阳社区平均每个村干部服务537位村民，完成上级任务已心力交瘁，根本顾不到协商。

（三）参与不活，议事难破“一盘沙窘境”

一方面，村民相熟度不高，议事难引参与。合并到行政村后，原属不同自然村落的村民相熟程度低，异质性强，议事热情不易激发。石梁镇石街村在议事召集环节就常遭遇反应冷淡的窘境。另一方面，利益联结薄弱，议事难有作为。协商议事是基于共同利益上的理性对话，扩域后更大基数的村民之间更难找到利益联结点，议事难有结果。长山村在内的多个村庄常面临议事实效不佳的状况。

二、聚能重组，提能整序，深耕协商议事“试验田”

天长市依托治理实验区改革优势，通过重组协商单元、延伸自治制度、扩充参与群体，形成协商单元有效、执行有序、参与有人的治理格局。

（一）搭平台，单元重组，“层层互动”增效率

本着资源节约原则，天长市借助协商委员会的力量，就近、就便、就轻地解决不同区域层级的矛盾纠纷。一是依需组合，消村域矛盾。村域范围内的共同利益需求在村级解决。龙岗社区用水顽疾问题经村两委牵头成立协商委员会，最终形成统一的提水标准、蓄水要求和巡视制度。二是依俗结合，解片区纠纷。片区前身为具有相同自治传统的自然村，蕴含良好的协商基因，对解决该区域纠纷有正向作用。如光华村农业园扩建征地项目争议，经协商委员会在片区范围内召集协商，最终就赔偿标准达成一致意见。三是依利聚合，化组内冲突。涉及组内协商的事项，通过联结利益相关者平息冲突。百子村施庄村民组上庄砂石路建设项目不只惠及途经9户村民，组内大户也是潜在受益方，经组内协商，最终达成由大家共同承担修路费用的共识。

（二）扩程序，制度延伸，“环环紧扣”强效能

天长市在原有自治制度基础上延伸，将协商程序拓展，确保协商能够发挥实效。其一，衔接行政资源以确保执行。采取逐级衔接行政资源的方式确保协商交办环节的“落地”。凡仅涉及村内议题交给村两委自行办理；涉及乡镇环节的交由乡镇政府部门协助实施；涉及更广范围利益的向更高级别政府部门求助落实。其二，扩展参与流程以增强操作。创新协商程序，将“协商委员会共议”融入“四议两公开”，在党总支提议、村两委会议之后发挥作用。大通镇便西村通过拓展和完善“四议两公开”，强化协商共议的可操作性。其三，拓宽诉求渠道以促进施行。协商委员会为村民合理利益诉求拓宽反映和解决渠道，且有序分流，以确保施行的针对有效。谕兴社区党支部书记俞礼兵说，“协商委员会使反映渠道多元化，问题解决渠道也畅通了。”

（三）拓群体，博弈多元，“人人参与”显效果

针对参与不活难题，协商委员会采取“7 X”的人员组成模式，通过吸纳关键利益代表、促成多方对话，以得出最佳方案。首先，众声共奏“最强音”。天长市采用双向征集议题方式拓宽诉求渠道，使议题收集“有回音”。议事前，既可由村干部深入农户家中了解情况、收集意见、形成议题；也可由涉及利益的村民向协商委员会反映诉求，择其合理合规者，形成议题。其次，众智合议“金点子”。协商议事将村中有想法和有威望的村民集中，在思维碰撞中迸发处事智慧。焦涧村修建水泥路项目矛盾的成功化解得益于协商委员会13人的集体智慧。最后，众口同评“满分卷”。协商结果“谁受益谁评议，接受大家监督”，把控好协商落实的“最后一环”。如百子村由协商委员会和民主评议团共同对协商结果进行监督评议。

三、共议共商，共治共享，力创协商治理“示范点”

天长市通过共商共议，将村域内矛盾有效解决，其溢出效应惠及村中多方，同时孕育治理活力，促成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一）综合矛盾消解，助和谐“新推力”

协商议事为矛盾解决提供渠道、分担压力、凝聚合力。一是村民纠纷逐一解决。协商委员会将相关利益方拉近，通过直接利益碰撞，将矛盾解决的效率和效能提升，矛盾纠纷解决范围也扩展到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三大类别。二是村干压力逐步缓解。协商将村民变成村两委的智囊，分担村干部的决策压力。双园村党支部书记周玉田讲到，“协商使得问题解决多个渠道、多些点子，我们工作压力确实减小了。”三是干群关系逐渐改善。协商议事分“五步五单”，所有议题从采集、交办、办理、公示到评议，全部环节透明公开，村民对两委干部信任感提高，向心力增强，干群关系逐渐改善。

（二）聚合效应溢出，添发展“新动力”

协商议事中具体事项的解决不仅直接消除矛盾，更有溢出效应。其一，促产业，共谋发展。村庄潜在资源通过协商得以挖掘，激发村庄发展潜能，农民也因此获益。向阳社区的光伏发电项目、焦涧村的高炮广告牌建设项目等通过协商顺利落实资金，促进了村庄产业发展，为村集体和村民创收。其二，增就业，共存机遇。产业发展相关议题的解决常伴随经济发展效应。向阳社区光伏发电项目、百子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等在带动周围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其三，强设施，共享服务。公共服务类议题的落实改善基础设施，村民成为直接受益者。祝涧村电力改架征地赔青问题经协商解决，改善了村中电压不稳、供电不足问题，村民用电得到保障。

（三）和合环境厚植，焕治理“新活力”

和谐有序的协商环境，孕育了治理基因，激发了治理活力。首先，协商意识常态化。正如长山村第一书记陈燕所言，“难事解决不了先考虑协商”。协商成为解决疑难问题的常态思维和首选方式，共商共议的氛围逐渐浓厚。其次，公共理性普遍化。通过参与协商过程中的真诚沟通和理性妥协，农民公共理性精神普遍提升。双园村协商委员会成员郑如美谈到，“村民有文化、懂政策，对村里办事不妥贴的地方总要提提意见。”最后，协商制度长效化。随着协商制度的推广和落实，涉及重大和重要利益的事项通过协商均得到解决，协商逐渐成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

四、衔接制度，精准有效，打造协商民主“样板间”

天长市在协商治理中明确适宜协商单元，吸纳关键利益代表，完善参与制度，是丰富基层民主形式和衔接基层治理制度的有益尝试，打造出协商民主的“样板间”。

（一）重组协商单元是议事有效的关键所在

农村社区治理的重心是推动管理和服务下沉，协商有效的关键在于选准适宜的协商单元，发挥区域特性。天长市重组协商单元，下沉协商平台，形成“村域、片区、小组”三级协商组织体系，通过协商委员会在各层级召集利益代表，针对利益症结展开理性沟通，使矛盾、纠纷、冲突在最适宜的场域得到解决，村民的迫切利益需求得到满足，协商治理效果凸显。

（二）协商的专业有效得益于关键利益代表的吸纳与对话

关键利益代表的良性互动能够融合多元化利益诉求。天长市将两委干部、党员代表、五老等作为协商委员会主体成员，发挥关键多数作用，以增强对话权威性；若涉及政策或法律问题，邀请政府官员或律师参与协商，以体现专业性；同时吸纳相关利益代表，以利益为靶向，引导相关方利益直接博弈，在真诚沟通和理性妥协中力求最大公约数，达成多方称心满意的共识。

（三）民主协商是丰富基层群众民主形式的有益尝试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保障基层民主的有效形式，但无法完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协商需求。天长市“对症下药”，在探索基层民主新形式方面做了有益尝试。以协商委员会为载体，完善协商议事程序，涉及多方利益的事项从采集、交办、办理、公示到评议，都能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心。既是对村民民主权利内容的完善，也是对基层民主参与形式的新探索。

（四）协商机制应注重有效衔接与适应村民自治制度

面临合并后扩大的行政区域，村民代表大会在协商议事方面常“有心无力”。天长市试在探索协商治理的过程中，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长效协商机制，一方面通过“三公目录”延展内容、“四议两公开”拓展流程、“五步五单”保障实施，另一方面将协商委员会平台下沉到村域、片区、小组三级开展议事，使协商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衔接与适应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对原有制度的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