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详于“知中”，中国略于“知日”处于汉字文化圈外缘的日本，自古即以研习中国为基本功课，而中国对日本这个东瀛岛国则颇不经意。时至近代，以“雄飞海外”为目标的日本以中国为主要拓殖对象，搜集中国情报更成为要务，遂有长期运行的禹域考查与研究，中国却继续陶醉于天朝上国迷梦，视日本为“蕞尔小国”，不屑一顾。于是，从古代到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认知走向广博精深，颇得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精髓。反观中国，却轻漫日本，对其了解满足于大而化之，以至中日间关于对方国情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较早发现中日关于对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先觉者，是清末出使日本的诗人外交官黄遵宪（1848—1905），他撰于19世纪80年代的巨著《日本国志》，揭示了日本处心积虑考析中国、中国对日本却茫然少知的情形。黄氏在《〈日本国志〉叙》中坦陈中国人“不知日”：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虽然，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历世纪载又不详其事，安所凭借以为考证之资，其狭隘也亦无足怪也。清末思想家、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赞成黄氏看法，他说：近世作者如松龛徐氏（《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引者注）、默深魏氏（《海国图志》作者魏源——引者注），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或稍述之而惝恍疏阔，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犹似古之所谓三神山者之可望不可至也。薛福成进而指出，日本于明治时期“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而中国对此却“懵然罔省”，深怀危机感的薛氏吁请“究心时务”者用力关注日本。薛文撰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三月，仅数月之后，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大胜。中国之败，原因是多重的，而轻漫日本、知日本甚少，是不可忽略的一条。
二、《日本国志》成书10年，久不流通自古以来，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不及日本的对华认识，“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其实，少数中国近代觉醒者早已用心于日本研究，清朝驻日参赞黄遵宪为其翘楚。黄遵宪在日本做了大量调查研究，1879年开始撰写，1887年完成50余万字的典制体巨著《日本国志》，全方位记述日本历史流变，重点放在明治维新以来的各项规制，此为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的日本史及明治维新史著作。但黄氏作品未受到清廷重视。黄遵宪曾将《日本国志》抄本先后递呈主持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1888年）、两广总督张之洞（1889年）、驻英公使薛福成（1894年），并请李、张备咨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李鸿章1888 年的“禀批”称：“该道所著《日本国志》四十卷，本大臣详加披览，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稽深考，于彼国改法从西，原委订证，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匡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虽日本摹仿泰西仅得形似，未必志一国而能赅五部洲之形势，然于东瀛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明隆庆间黄少詹洪宪奉使朝鲜，睹其先世实纪，归作《朝鲜国记》。今此书详瞻过之，洵足与前贤颉颃也。”李鸿章对《日本国志》似乎评估不低，却并未意识到其重要性，“禀批”流露出小视日本威胁严重性的大国心态（“日本摹仿泰西仅得形似”），连带着贬低《日本国志》的价值（“未必志一国而能赅五部洲之形势”），遂将黄著束之高阁达六年之久，而这六年正是日本积极备战攻击中国的关键时段。张之洞1889年“咨文”称：“查该道籍隶广东嘉应州，随使日本最久，于该国情形向称熟悉，又能留心时事，搜访纂辑，遂有成书。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致功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心时务。……查光绪甲申年贵衙门所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所载兵籍于陆军但存兵数，海军存舰名而已。视黄《志》通叙兵制，详略相去奚啻什伯。……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张之洞对黄著评价甚高，但他时任两广总督，不便推介《日本国志》，实际上仍是将黄著束之高阁。出使英伦的薛福成1894年获黄遵宪寄送之《日本国志》，一读之下，高度肯认，慨然应允为之作序，序文赞曰：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自古史才难，而作志尤难。盖贯穿始末，鉴别去取，非可率尔为也。而况中东睽隔已久，纂辑于通使方始之际乎？公度可谓闳览劬学之士矣。速竣剞劂，以饷同志，不亦盛乎？他日者家置一编，验日本之兴衰，以卜公度之言之当否可也。薛福成读《日本国志》并作序，已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自英国返回中国不久即病逝，亦不可能促成《日本国志》出版。如此，著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国志》因总理衙门敷衍了事，被搁置十年。直至甲午战败，“国人始知日本之可畏，与其谋我之亟，而我门户大开，弱点尽露”，这才想起《日本国志》之存在。总署唯一认识《日本国志》价值的袁昶（1846－1900）叹曰：“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袁氏指出，若其书早早流布于世，国人知晓日本，预做准备，不致惨败，可省赔款二万万白银。甲午战后之1896年，梁启超亦有同慨：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中国，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日本立国二千年无正史，私家纪述秽杂不可理，彼中学子能究澈本末、言之成物者已鲜，矧乃异域绝俗，殊文别语，正朔服色、器物名号、度律量衡靡有同者，其孰从而通之？且夫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此土学子鼾睡未起，睹此异状挢口纤舌，莫知其由，故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读《日本国志者》，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宁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敢告读是书者：论其遇，审其志，知所戒备，因以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当然，如前所述，黄子成书10年未为人知，并非由于黄遵宪“久谦让不流通”，而是朝廷麻木，将其束之高阁，以致贻误国人了解强敌日本的时机。不独《日本国志》，半个世纪前之《海国图志》亦遭遇同样命运：在中国，冷遇之；在日本，热捧之，因此对中日两国近代命运产生殊然不同的影响。由甲午战败刺激而奋起的戊戌变法诸君子，对《日本国志》青睐有加。康有为的变法条议及所撰《日本变政考》多采自此书，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此书，变法期间之改革诏令基本承袭此书所载日本维新之举措，更遑论黄遵宪在湖南亲自策划新政，开风气之先。此为后话。
三、清末民国疏于“知日”的状况未获扭转经过甲午惨败，中国觉醒者开始考析日本，旅日学者和留日学生撰写一批介绍日本的文字，然详尽而有深度者甚少。戴季陶1928年说：“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怎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甚么专论日本的书籍”。就总体而言，中日间信息不平衡的格局现代仍未改变。戴季陶在研究日本问题时曾大发感叹：我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戴氏揭示国人的一种偏执情绪：将抵抗日本侵略混同于“排日”。日本侵略中国，国人自应“抗日”，但有效的抗日必须“知日”，必须向强敌学习，那种非理性的拒绝了解日本的一切，只会因失于“知彼”而陷入被动挨打。再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论，更应当详悉日本的历史与现状，像日本人熟知中国文化一样，研习日本文化。有论者将昧于“知日”、盲目“排日”的看法称为“高调的日本观”，这样的日本观有相当市场，其根源在于中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日近代最终摊牌之前（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长达2000年之久。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中国对日本的忽视，进而是漠视和不信任”。有学者指出，汉唐以来，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中日关系早就埋下了爆发全面冲突的伏笔。汉魏时期的朝贡造就了中国对日关系的单向性；唐初中日角逐朝鲜半岛，日本战败转而学习大唐，中国产生对日本的优越感，再次忽视日本。明朝初年已不再信任日本，倭寇扰乱东南沿海，朝野却并未认真了解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是其侵略中国、挑战东亚朝贡体制的战略尝试，中国开始关注日本，但并未做深入研究；明末日本暗中迫使琉球称臣朝贡，中国不知；清初日本武士道精神勃发，伴随着对大陆的侵略野心宣传，中国不知；明治维新后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做好了侵略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心理准备，中国于此仍知之甚少。中国对日本的长期漠视，对日本的扩张野心并无认识，直至李鸿章方匆匆准备和日本决战，终惨败于日本。近代日本出于推行“大陆政策”的需要，全方位开展中国调查，对中国历史、现状了解细致，在中国国情的掌握上追求“反客为主”。反观中国，对日本历史、现状了解比较粗率，对本国的国情、地情认识也往往大而化之，由此带来的后果，已清清楚楚地记录在近代史上。仅以全面抗战期间为例，中国军队的某省某县地图往往简略，日本军队的中国地图则详尽得多，中国军官得见，皆大为感慨。这地图之详略，正昭显了中日双方对于中国国情调查研究的明显差距，更不用说对于日本国情调查研究的巨大区隔。谈到国人至今隔膜于日本实情，可从一通俗文化现象得到展现：近年来打开电视机，常有品类繁多的抗日剧播放，其间当然有真切表现这场战争、反映日本军队实际状貌的影视作品（如《长沙保卫战》《悬崖》等），但也有更多粗制滥造的影片。这里不拟详析其弊处，而仅举一端：此类层出不穷的抗战片，一个共通之处便是把日军描写得愚蠢无能，往往中方几位持短枪的男侠美女，即可在日军布防区（包括司令部）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将成建制的日军扫灭。即使表现日军狡诈的片子，在描写日方与中方斗智时，日方也每着必输。如果日军这么好对付，抗战需要14年吗！改变中日间关于对方认知度的不平衡现象，是今之国人的一项无可推卸的职责。仅从学术层面而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深具历史感和现实洞察力的考析日本、探讨中日关系的论著，已经时不我待。有了这样的成果，方可与日本长期以来考析中国的论著在切磋、辩难中，彼此理解、相互补充，这是形成健全的中国观、日本观、中日关系观的认知基础。筑牢这一认知基础，有助于消弭中日之间对于对方认识的非理性误区，这对中日双方都将有所裨益。
（冯天瑜，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