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拿起1949年5月17日的重庆《新民报》和《新民晚报》，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想起那两份报纸上最惹人眼球的“共军昨进入汉口”的新闻，那段挥之不去的记忆立即浮现眼前。

5月16日，我正在汉口中山大道走着，见人民解放军正从汉口北部朝市中心走去，我也跟着他们前行。一路上，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店员和顾客都走出店门来观看解放军整齐的队伍，有人鼓掌不说，有的商店还敲锣打鼓放鞭炮。见此情景，我十分激动。由于我当时在重庆《新民报》挂名，是该报驻汉特派记者，于是，我满心喜悦地走到了电信局门口，想到把汉口解放的情况给报社发一个专电。

5月15日晚上，我已往重庆发过了“汉市平静，今晚八时起戒严，此为记者最后一次电讯。”当时我心想，报社要再收不到我的电讯，自然会明白汉口解放了。眼前所见情景，不正好说明和平解放的生动现象吗？我心想，没有解放的地方，很可能对解放还有某些担心和害怕，这促使我想到，应该把汉口和平解放的情况告诉未解放和待解放的同胞。我赶忙走进电信局营业大厅，说要发报。由于平时我常来这里发报，电信局的同志早就和我熟识。于是，便把在门口看解放军队伍的营业员也叫了进来。我说我要把汉口解放的消息发到重庆，他们都热情地答应替我想办法，催我赶快写电报稿。我站在柜台边一边写，他们就一边帮我译成电码。

我电稿还未写完，一个报务员跑到柜台里说：“别写了，不行，重庆说我们是解放区，已经拒收我们的电报了。”大家又都为我遗憾，我也长叹一口气。但有人却大叫：“写，写，写！我们再想法嘛！”大家七嘴八舌，纷纷出主意。有人说，“你别管解放区不解放区，你把电稿写得人家愿意接收就好办了。”

在营业员帮助下，我避开说国民党军队溃逃，也没说欢庆解放，只随便写了我的真实所见。电报稿是这样写的：“本报汉口十六日专电：共军于上午自两端入城，一为林彪之第四野战军，一为江汉纵队。各约一连人。城内自上午起即遍贴各种欢迎标语，若干学生、工人及公教人员均列队前往迎接。共军着草黄军服，穿布鞋或力士鞋，每人背上至少两双，大多数均背有铁锹铁铲，武器多陈旧。每人腿上看得出倦意，但每人脸上均挂着兴奋的微笑。从此汉口便是另一个境界了……”

电报稿写好的同时，也译好了。这时候，一个报务员高兴地跑来说：“我已和长沙电信局联系妥贴，我们把电报发往长沙，他们还是国统区,由他们帮我们转发重庆《新民报》。”我赶忙向他们道谢，“伙计，你们真正是电子脑壳啊！”

重庆解放后，我得知那天的电稿在5月17日的重庆《新民报》和《新民晚报》上都刊载了。报纸因为这条《共军昨进入汉口》的独家新闻，在山城一开始叫卖，就吸引了市民的关注。报童纷纷要求报社追加零售报纸，报社印刷部只好让版子留在印刷机上。那天一共加印了好几次。

现在重看当年报纸上的报道，发现有几点弄不明白的地方，一是“本报汉口十六日晨六时专电”，这“晨六时”三字哪来的？我是白天随入城的解放军同行，然后去发的电报。我不会早上六时跑去发电报，更何况早上六时电信局也没有开门营业；二是“共军于上午二时初刻自南北两端入城”，这“上午二时初刻”不知该如何理解，说“从南北两端入城”，但汉口的南边是长江呀？我曾打电话给当时领导我的童式一核实，因为当天迎接解放地下市委的指挥部就设在他家。他说解放军是白天入城的，我们组织的学生欢迎队伍都是上午才去通知的。看来，“晨六时专电”和“上午二时初刻”等可能都是电报在发报、转发或编辑过程中给弄错了。当然汉口这华中重镇，没有交火，平安得到解放的喜讯，给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盼望解放的重庆人民、西南人民，带去了希望。我在重庆的祖母、母亲和亲戚，也因为这个报道知道我在战乱中平平安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