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体现出的习近平文化观，形成并发展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充分彰显了理论和实践相促进、历史与现实相贯通、中国与世界相交融的发展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思想和理论在新时代的丰富与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专辟“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一个重要专题，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探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准确把握其中的民族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等特征与精髓要义，对于激发中华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具有重大意义。

一、独特鲜明的民族特性：中华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从《易·乾·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到《易传》中传为经典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再到孔颖达《尚书·舜典》疏解“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等，均赋予文明、文化以丰富、厚重、深刻的内涵和底蕴。学术界对世界最早的几大原生文明形态深入探讨后，相继提出“三大文明”说：近东文明、东亚文明、中南美文明；“四大文明古国”说：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六大文化区”说：西亚、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秘鲁；“世界六大文明”说：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中美洲、南美安第斯；“七大母文化”说：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安第斯、哈拉巴、中国；“八个文明中心”说：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雅典、伊斯兰、西方、墨西哥；还有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区分的“二十六种文明”等，为人们理解人类文明进程提供了思想借鉴和学理支撑。我们发现，无论是哪一种表达方式、抑或是哪一个审视角度，中华文明都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维度。而且，在诸多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虽不是诞生最早的文明，却是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当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埃及的时候，当被誉为印度文明“第一道曙光”的哈拉巴文化神秘消失的时候，中华文明不仅存续下来，还按照自身逻辑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在欧亚大陆东部这块广袤而丰沃的大地上鲜活演绎、发展壮大、持续丰富、不断拓展，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

习近平文化观生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与时代价值的高度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植根于中国人内心的民族基因，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为大党大国领袖，习近平有着深沉的中华文化情怀和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他多次用“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等表述，阐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就高度评价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其中承载的共同价值观、共同思想理念、共同道德情感，凝练形成了中华儿女对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夯实了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和人文支撑；其中许多思想和理念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也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它们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与时俱进，同时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追溯中华民族发展源流与发展脉络，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民族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追求、思想特质、精神脉络，这些思想理念和人文智慧运用于当代中国发展实践和当今人类发展实践，形成了独具民族特性的习近平文化观，既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文化观的民族特性体现了对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洞见。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在习近平看来，中华文化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厚滋养的必然结果，这是对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内在逻辑的深刻阐释和辩证解读。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在谈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时，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包含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和制度治理理念，如大同思想、大一统传统、德治主张、民本思想、正义追求、改革精神、和平理念以及重视道德操守、强调用人标准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习近平文化观民族性的重要基点。

习近平文化观蕴含民族性，体现在他高度重视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并将文化自信贯彻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之中。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来看，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正是因为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学说作为底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接受和认知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时并未显得有太大的心理障碍”。习近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极其重要的智慧来源，由此体现了习近平文化观的鲜明民族特性，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比如，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专题中强调，“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心灵。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专题中指出，“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专题中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时指出，“我们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伟大的人文发展史，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的丰富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到“治”的经验智慧，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源泉。特别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理念、精神品质、人文风范、道德素养，诸如仁爱思想、民本思想、和谐思想、忠恕思想、诚信思想等，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能够为人们认识世界、传承文明、推动发展提供可贵的启迪和借鉴。

二、坚定深沉的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马克思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活动”，而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人民性贯穿于党和国家全部理论与实践中，也体现在习近平的领袖风范与人格境界上。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到“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的执政理念；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思想境界，到“我是共产党的负责干部”的职责担当；从“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到“为了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豁得出来”；从“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到“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无论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亲自部署疫情防控、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无不显示出一位大党大国领袖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充盈情怀和崇高品格。在习近平心目中，“以人民为中心”并不是抽象、玄奥的概念，更不是空洞、无谓的口号，而是贯通于党和国家各项重要工作之中的基本要求与现实形态。在习近平看来，“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让全体人民群众“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给予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就是要让人民来治国理政，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得到更充分保障；就是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党成为引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带领14亿人民创造历史、建设国家、享有成果。

人民性是贯穿于习近平文化观的一根主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旨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导向，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工作方向，坚持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让人民群众享受文化发展成果等，是习近平文化观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品格在文化建设中的理论体现和实践升华。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在《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一文中指出：“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加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一文中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习近平强调，要把人民作为创作、研究的源头活水，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要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立场，是习近平文化观的核心要旨。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始终相信人民群众、切实依靠人民群众、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创新中的活力和动力，以人民群众的标准来衡量文化建设的成效等，这些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特点与文化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成果，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核，为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夯实了文化根基。

育新人是习近平文化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其人民性特征的新时代表达。文化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推动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进入新时代，“育新人”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也是践行习近平文化观的根本要求。习近平强调，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加重视思政课建设对于落实教育根本任务的关键作用。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科学的对象”。思政课的产生和发展，始终聚焦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象及存在问题，具有独特的教育方法和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思政课建设长期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为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其中，相互贯通衔接的三种文化形态，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积淀着无数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努力与奋斗，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新时代思政课的宝贵思想资源，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精神营养。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刻认识中华文化创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互动共进关系，深入挖掘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中华民族崇德向善的道德体系、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体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不断筑牢思政课建设的文化支撑，引导学生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

三、与时偕行的实践品格：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人类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和群体、不同文化和机制间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全球化、一体化是总体趋势和潮流，但逆全球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仍然存在。值此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大变局时代，中华文化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然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华文化以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具有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全球价值与世界意义。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伟大进程中，文化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卷中关于文化的论述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到“坚定文化自信”，再到“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观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变革，也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实践探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赋予新使命，为习近平文化观的丰富和发展增添了新内涵。

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观，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蒸汽机时代到信息时代，每一次文明形态的演进，都是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革。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对很多领域的创新发展带来历史机遇。”信息化为我们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发展和治理，推动中国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路。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在网络治理方面强调，“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在网络安全方面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统筹机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核心技术方面强调，“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强调，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动产业数字化，特别是“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方面强调，“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种主体作用”，并倡导“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同样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信息化也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好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如果我们党过不了互联网和新兴媒体这一关，可能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切实践行习近平文化观，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既是由新技术飞跃催生的深刻革命，更是思想观念变革带来的创新发展。随着全媒体不断发展，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出现，带来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把“课堂”设在了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线，采取调研、讲解、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针对新闻舆论面临的新挑战，习近平强调，“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针对媒体融合的规律把握、路径探索、手段创新等，习近平强调，“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习近平亲自倡导、亲自推动下，媒体融合从简单“相加”到深度“相融”，向着“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不断迈进，新型主流媒体矩阵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提升，在全媒体时代浪潮中立于潮头、成长壮大。

不断丰富习近平文化观，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科学判断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所处的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面对的新任务基础上，强调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在理论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以“九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于未来发展，要求“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为此，要始终坚持“四个必须”，明确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方位；自觉承担“五大任务”，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提出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战略任务、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全面领导、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等具体工作要求，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必须夯实“守正”这个基础，抓牢“创新”这个关键，坚持守正不渝，创新不止，汇聚更多资源力量，保持战略定力，勇于开拓创新，不断乘势而上，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

四、融通中外的开放气度：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中华文化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处于世界科学与人文的中心。英国科学史专家贝尔纳指出，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得到最为连贯的传承与发展，由此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不辍，也丰富了世界文明史内涵。在保持独立发展系统的同时，中华文化还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从秦至清约2000年间，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以及东南亚、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其中最为耀眼的元素就是汉字、儒学、律令制度和中国化佛教等。中华文化在惠及近邻东亚文化圈的同时还泽被远西，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文化影响极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人文进步提供了重要支撑。而“关于科学技术史与哲学史的密切关系，经典作家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如恩格斯认为，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的哲学发展中，“推动哲学家前进的，绝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不难发现，16世纪以前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华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古代中国在机械与技术方面26个世界第一，并指出当时中国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远不止于此，仍有许多例子可供列举。比如，唐代已使用火药武器，已出现木版印刷品《金刚经》，而欧洲直到14世纪英法百年战争时才开始使用火药、出现木版印刷。古代中国在稻麦耕作、桥梁工程、掘井开河、冶炼铸造等技术领域，在火文、算术、医学等科学领域，都有明显优势。随着一系列先进科技相继传到西方，对欧洲文艺复兴及其近代化进程发挥了催化剂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的必要前提和最强大的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化为西方近代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基础，也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直接源头。在思想层面，中国伦理观、哲学观、政治理想，尤其是实用理性则对欧洲启蒙主义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先驱莱布尼茨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坦言：“我们在中华民族中发现优美的道德，即在道德上，中华民族呈现着异样的优越……”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百科全书派狄德罗、霍尔巴赫，重农学派的魁奈等人，都曾接触过中华文化，并将中国哲学中的无神论和唯物论，以及古代政治哲学中的“仁政”“仁君”思想、“有教无类”原则、民本限君理论等加以理想化描绘，作为反对神学蒙昧主义和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文化对于开启近代文明发挥了伟大的革命性作用。

中华文化至今仍具有世界性意义。作为世界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中华文化展现出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美美与共、兼济天下的独特魅力。“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术至今仍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我们提到老子、孔子、孟子，想到的是《道德经》《论语》《孟子》；提起陶渊明、李白、杜甫，想到的是他们的千古名篇”。这些先哲归纳的一些思想、观念、传统等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这么一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比如，我们倡导“仁”，强调仁是个人德行基本规范，为人处世要平和包容，仁也是国家治理首要原则，为官从政要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讲究“和”，强调和而不同、不同而合、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和合共生、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以和平协商化解争端、解决问题；崇尚“诚”，强调以诚待人、推己及人，主张守信用、讲信义、坦诚相待；追求“义”，强调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舍利取义，主张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当今人类社会仍面临许多突出难题，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发展鸿沟仍在加深，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等，解决这些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坚持中华文化的人文理想和精神理念，有利于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实现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强调中华文化独特价值的同时，习近平高度肯定所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他指出，“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还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指出不论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讲到，自己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通过阅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阅读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著作和作品，丰富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加深对思想进步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的认识，增加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提升艺术鉴赏能力。他特别强调，“了解法兰西文化，使我能够更好认识中华文化，更好领略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充分展现了文化之美，美在交融性、美在多样化，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

讲好中华文化故事，彰显中国价值的世界意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次严峻考验。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世界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世界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更为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而“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习近平以高远的人类情怀和全球视野，立足五千年中华文化深厚积淀，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强调中华文化对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面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变化，习近平强调，“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应以“开放”思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和文明冲突问题，习近平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应以“和合”理念引领万物和谐发展，对待不同文明不应只满足于欣赏其精美物件，更应领略其中人文思想。尊重文明多样性，允许不同价值观并存，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有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是根据岷江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明显增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习近平指出，以“公正”理念引领新时代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因为“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更不能在世界上我行我素，搞霸权、霸凌、霸道。单边主义没有出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由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不断丰富、发展的习近平文化观，不仅展示了中华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明体系的思想定力，更彰显了与不同文明互联互通的思想价值，为全人类回应时代课题、应对现实挑战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作者简介：袁北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