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革命精神谱系。追溯其源头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形成的建党精神。什么是建党精神，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是什么，理论界至今还没有形成共识。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将红船精神的内涵归纳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自此，理论界都倾向于把红船精神作为建党精神的代表和典型，或者把红船精神等同于建党精神。如胡建成、陈水林等认为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吕廷勤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所蕴含的伟大精神，也可以称之为红船精神”。曾林平认为“红船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我们党在组织酝酿、宣告诞生及其随后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历史概括”。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但红船精神不等于建党精神，两者之间有明显的边界。高福进认为建党精神是一个进行时，其时间起点应该从建党之初算起，一直延续到当今乃至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内容不仅包括民主革命精神、国家建设精神，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精神。因此，红船精神只是建党精神的具体体现，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之间是整体与局部、普遍与特殊、长期性与阶段性之间的关系。齐卫平表示“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并指出如果将建党精神等同于红船精神，会使二者“理论边界不清楚，思想涵义变模糊了”。高福进和齐卫平等人关于建党精神的观点很新颖，但毕竟与我们的常识不是很吻合。一般大众所理解的建党精神往往特指中国共产党从酝酿成立到完成创建的这段时间内，于建党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精神气质。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是研究建党精神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其时间跨度可以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算起到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为止。空间跨度主要包括北大红楼、上海石库门和嘉兴南湖三个地理方位。建党人物离不开“盗取”马克思主义火种，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的中国“普罗米修斯”——李大钊；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创始人和精神领袖——陈独秀；参与五四运动，早期共产主义的活跃分子，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当然还包括对党的成立有重要贡献的其他创始人。重大历史事件则是这段时间主要在这三个地理方位所发生的推动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初具雏形到最终完成建立的一系列相关历史史实，如早期理论宣传、早期组织成立、中共一大和二大的召开等等。因此笔者认为红船精神不等同于建党精神，完整的建党精神应该包括北大红楼精神、上海石库门精神和嘉兴红船精神，是三个精神的有机集合。

一、北大红楼精神

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是中共北京支部诞生的重要场所，是中国的红色丰碑和革命摇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水有源，树有根。归纳提炼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就要追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就要追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一）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的第一声号角。这是因为，北大红楼树立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使“德先生”与“赛先生”走进国门，在中国思想界响起惊天巨雷，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红楼汇聚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传播西方的民主思想，呼吁“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们批判中国人在政治上“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毫无民主可言；在思想上深受封建伦理思想之毒害，失去“独立自主之人格”。新文化运动初期，他们所追求的民主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最多就是资产阶级的议会式民主制度，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巴黎和会，西方帝国主义对公理正义的践踏，对中国利益的漠视，让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好感荡然无存，中国知识界出现了超越传统儒家文化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超越”的理想情怀。一些先进分子将目光投射到初现人类曙光的第三种文明——俄国十月革命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之上。他们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本质，认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开始追求无产阶级的民主，认为将来社会“除去老幼废疾者，都是作事的工人，没有阶级的统治了。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红楼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举起了“赛先生”也就是“科学”的大旗。五四时期宣传的科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科学知识。西方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革命，从而称霸世界的推进器。在寻求救国方略的过程中，近代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军事、工程、医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是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在理性思维和人文精神引导下产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是西方盛产科学技术的独特基因。要提倡科学，就必须反对迷信、神权和盲从。陈独秀指出：“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最主要的还是科学的思维方法、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是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此之前，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对自由主义、激进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产生过迷恋，并尝试以之启蒙民众、改造社会，但都无一例外失败了。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李大钊等人认识到俄国革命才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马克思主义才是“改造社会之真药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等基本原理，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深深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革命性所折服。他们公开肯定中国问题要“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根本解决”。这就是北大红楼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北大红楼爱国知识分子引领历史潮流，开启一代新风，以面对“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精神，让广大青年从封建羁绊中脱离出来，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二）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爱国师生发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将中国工人阶级推向政治舞台。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让中国代表团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哀痛、悲愤。首先接到消息的北大爱国青年感到国势危急，急切发动群众，开展游行示威。他们走出校园，冲破阻碍，高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悲愤异常的北大教授们，积极支持爱国学生运动：陈独秀大声疾呼“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李大钊身先士卒，率领学生游行示威；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学校校长，激愤辞职，壮大学生爱国声势。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一场发端于京畿的爱国学生运动，最终发展为席卷全国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运动，唤起无数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反抗帝国主义的勇气。自此，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引领中国前进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恐吓威胁中勇往直前，在各种利益诱惑中坚持气节，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取得五四运动的胜利。

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聚集爱国师生，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随着五四运动的推进，陈独秀等人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过去的种种改良思想并不适用，只有采用更加彻底、更加激烈的方式，才能涤荡人心，改造中国。为此，马克思主义彻底的革命性、鲜明的实践性、深刻的科学性和崇高的人民性等鲜明的特征，深深吸引着广大知识分子。“被民主与科学唤起的成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几乎在一夜之间纷纷成了社会主义者”，开始转变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认识到俄国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旧式的新闻出版业在五四之后急剧转型，革新内容。“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讨论，马恩列著作的译文，已成为这些刊物的重要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日盛一日，一年内出版的刊物达四百种，先后有近三十种马列主义经典著述被译成中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

正是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使陈独秀、毛泽东等许多知识分子“经过比较、鉴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一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就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

（三）北大红楼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

五四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时期发达起来”，北大红楼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地”。

进步期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由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主编的《少年中国》，指导编辑和发行的《新潮》等，都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其中又以《新青年》的功勋最为卓著。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还特别推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大量译介马克思主义，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大学课堂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自编、自发讲义，“有系统、兼有条理……具有高度说服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开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使马克思主义引进不久，就占据中国最高学府的一席之地。

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地，北大红楼先进知识分子成立进步社团，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蓬勃发展，它们数量大、分布广、活跃程度高，多以救国救民为宗旨，但是思想觉悟和政治见解千差万别。为让马克思主义在众多思想中脱颖而出，李大钊积极参与或亲自成立学生社团，公开强调“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这里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觉悟社等社团组织中的进步人士开始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时任觉悟社学生领袖的周恩来就是在李大钊的引导下一步步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李大钊的倡导和组织下，以北大红楼为活动中心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正式成立，进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工作：一是研究会想方设法购买、收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相关图书和期刊，改变了“连外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很难得到”的情况，将“亢慕义斋”创建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室。二是研究会定期举行演讲会、讨论会和学习会，吸引众多青年走近马克思主义。三是研究会直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组织基础，不少成员后来成为党的骨干力量。可以说，北大红楼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功绩是彪炳千古的。

（四）北大红楼是早期中共创始人建党活动的重要场所。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学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北大红楼又是早期中共创始人建党活动的重要场所。

从酝酿过程看，中共北京支部的诞生得益于北大红楼酝酿的建党思想。由于“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和多党政治带来的乱象，民国初年的国人普遍对政党产生失望甚至厌恶之感。李大钊认为政党是依傍势力谋取私利的团体，并不能拯救中国。陈独秀甚至断言，自西方流入的“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胜利，让陈独秀、李大钊开始认识到组建有“政治训练”团体的重要性，并萌发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念头。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的途中，两人就交换了成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见。此后，李大钊更是呼吁中国C派的朋友，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德不孤，必有邻。北大红楼对于十月革命和俄国道路的肯定之声，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大钊，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并通过李大钊找到活跃于各地的共产主义分子，从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伟大征程。

从产生过程看，中共北京支部的诞生得益于北大红楼的组织准备。万丈高楼始于一砖一瓦积累，建党伟业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共北京支部的创建，离不开李大钊等人在生活和宣传工作中吸引的一批批前赴后继的革命勇士。在生活中，李大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常常资助贫困学生，关心身边师生的成长。在宣传工作中，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强大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撰写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文章，引导青年学生走向马克思主义。例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在“社会主义是否适应中国”的论争中，李大钊等人运用唯物史观，联系中国实际，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一般规律性和具体适用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从校内走到校外，从北京走向全国。因此，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后不久，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先后加入其中。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这些社团是后来革命政党成立的准备或雏形”，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源头”，“是后来北方建党、建团的基本成员”。

五四时期，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北大红楼精英们，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掀起了以民主、科学精神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推动整个社会积极追求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真理。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北大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和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建立的重要场所。因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李金光说：“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那是中国共产党的降生之地；确切地说，北大红楼是她的孕育之地。”

（五）追求真理、追求人民解放、敢于担当、勇于实践是红楼精神最鲜明的特质。

北大红楼发起新文化运动，就是为了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壮观场面。当时的“百家”论争，绝非为一己私利而争，绝非为一家存活而争，也非学术之争，而是国家发展道路之争，是为国家的独立、为民族的解放、为文明的再造而战。他们追求真理、追求人民解放的初心苍天可昭，日月可鉴。

北大红楼兴起五四爱国运动，就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巴黎和会让中国人明白，如果不能展示全民的力量，如果不能组织有效的抗争，中国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牛羊。于是，知识分子在“彷徨”中“呐喊”，青年学生在游行中示威，全国人民在刀光剑影中前行。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于担当，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历史史诗。

北大红楼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来动员民众，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共产党宣言》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曙光。因此，李大钊等人敬告世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药方”。

北大红楼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要将爱国的思想转变为爱国的行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务实的爱国者和实干的革命家，他们绝不满足于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里皓首穷经，他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社会主义不是头脑中的幻象。因而，他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开始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投入工农的动员工作，就是要将爱国热情、爱国思想转变为切实可靠的爱国行动，这种勇于实践、苦干实干的精神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气质。

二、上海石库门精神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重申了上海建党活动的特殊地位，明确了上海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谱系的典型代表。用什么概念来归纳上海建党精神呢？这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理论界通常用“先驱精神”来指代上海建党精神。笔者认为，若单独使用，“先驱精神”也能揭示上海建党精神内在的精神气质，但若与“红楼精神”“红船精神”并列使用，则不够精准。“红楼”“红船”都是表示人物活动场所的名词，“先驱”则是表示特定个性人群的名词。“红楼”“红船”“先驱”三者并列使用，矮化了“先驱”的形象。而且“先驱精神”的个性特征也不明显。强调首创精神，是整个建党精神的共性，无论是北大“红楼精神”，还是南湖“红船精神”，都内含“先驱精神”的精神气质。也有学者如上海的张志丹、徐光寿等提出了“渔阳里精神”，并对之进行了论证。渔阳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提出“渔阳里精神”是一个重大的概念创新。“渔阳里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建党精神的某一具体样态自然是可以的，但要用它来概括整个上海建党精神则还是不准确和不完整，毕竟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中共一大和中国共产党完成建立的中共二大都不是在渔阳里召开的。科学命名上海建党精神，最好做到名实相符，要能把上海建党的重要场所都囊括进来，也就是要把以中共一大会址为核心的“红色源头”历史文化区域都能容纳进来，如老渔阳里2号上海发起组成立地址、新渔阳里6号共青团成立地址、望志路106号一大会址、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二大会址。有没有办法把这四个地方都概括进来呢？有，那就是“石库门”。中西融合的石库门建筑是旧上海最典型的建筑，老渔阳里2号、新渔阳里6号、望志路106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都是石库门建筑，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场所，用“石库门精神”命名上海建党精神能更准确完整地概括上海建党的时空场域，而且石库门建筑暗含的中西融合的个性特征也与“红楼”“红船”的红色含义异曲同工。

在中国的社交传媒上，石库门已经超越简单的建筑具象，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变成了一个政党诞生的隐喻。每当回溯中国共产党的起源和发展，媒体总喜欢用这样的表达：“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走过了近百年历程。”“两个门，两条路”成为中国共产党辉煌历史记忆的承载，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圣地。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2021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上说到“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如今，“石库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隐喻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因此用“石库门精神”来命名上海建党精神既有充分历史和事实根据，又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心理情感。

上海石库门在建党的历史中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历史价值呢？这就涉及老渔阳里2号、新渔阳里6号、望志路106号和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四个石库门建筑，它们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并直接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和完成成立。

（一）上海石库门奠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

上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并推动各地党支部的产生和发展；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其培训学校，为中国共产党准备后备役和生力军。

在老渔阳里2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推动各地党支部的产生和发展。陈独秀较早意识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般来说，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夸夸其谈，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要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一建党思想很快变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的共识，又正好得到共产国际的外部帮助。不久，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此后，上海发起组就成为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帅”，负责统揽全局，负责联系、派人指导或者具体组织，帮助成立北京、济南、广州等各地党支部。各地党小组就是战场上的“车、马、炮”，在“帅”的统一指导下，各展其长，相互配合，声气相求，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在新渔阳里6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青年团组织及其培训学校，为中国共产党准备后备役和生力军。青年，是国家之魂，是民族之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注青年工作。一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注重通过创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吸纳青年才俊。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青年团组织，也是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组。有了它，各地青年团就有了自己的中枢组织，全国青年也就有了相互联系的网络。另一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新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选派青年“到俄国去，学习革命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第一个青年干部培训学校，是青年团员出国追求真理和进行革命锻炼的神圣之所。出国前，青年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非常稀少。出国后，这些青年学员开始有机会广泛涉猎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能学以致用，有的甚至直接加入革命洪流，从事革命斗争实践。再回国，他们或译书，或撰文，或办报，或讲学，或“披甲执锐，上阵杀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罗亦农、刘少奇等一大批青年，就是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接受革命理论教育和革命实践锻炼，逐步成长为党的精英和骨干。

（二）上海石库门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

在老渔阳里2号的石库门建筑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勇于批判错误思潮，从而开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新局面，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

在老渔阳里2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新局面。首先，陈独秀改变了《新青年》的办刊理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栏”，专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其次，《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坚定了众多青年的信仰。在陈独秀及其同人团体的支持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初版售空后，又一版再版，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奇迹，“为创建共产党奠定思想基础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曾对斯诺表示，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再次，在陈独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著作。李达、杨匏安等人用留日所学，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内容及其关系，填补了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的空白。总的看来，这些译介、宣传工作，推动过去那些片面、零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工作，转变为集中、系统的引进工程，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向各地传播的速度，成为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范本。

在老渔阳里2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明刀亮剑，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五四时期的近代中国宛如各种新思潮的表演场，各种各样的“主义”蜂拥而入，就连后期涌入的种种社会主义也是千差万别，致使新文化阵营内部出现不同的思想趋向和主义论争。当时的论争场面犹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展示了百舸争流的壮观场景。在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和要不要建立严格组织纪律的共产党的激烈论争中，早期上海共产党人发挥了领航定向作用。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改造中国社会的真正药方。在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底方法”。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时，他们认为共产党才是实现社会改造的真正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动思潮的第一次“遭遇战”之前，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仍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就连董必武也说当时是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论争之后，实验以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广东、北京等支部甚至直接驱逐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各种反动思潮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在根本问题和一些具体问题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第一次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了基本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三）上海石库门见证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从1921年7月23日到30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望志路106号这座石库门建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酝酿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因而，毛泽东称上海是党的产床，习近平总书记称上海是党的精神家园。

在望志路10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的13位代表（包括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在望志路106号这座石库门房子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序幕。7月24日，各地党代表向大会汇报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分享各地建党经验。7月25日和26日，大会休会两天，由董必武等三人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草案，供大会讨论。7月27日、28日和29日，会议详细研究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才做出最终的决定，而关于党的当前实际工作的重心问题、党员能否做官的问题，虽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仍没有得出最终的结果。7月30日晚，会议因密探的突然闯入被迫中断。

在上海望志路106号这座石库门建筑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中共一大的绝大部分议程，找到了中共党员共同坚持的“主义”。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时也指出，这一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望志路106号这座石库门，也为召开中共二大做了必要的准备。

（四）上海石库门见证中国共产党的完成建立。

“政党最为关键的要素却是要有特定的主义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否则“便失了政党的资格……与营私的党无异”。中共一大时，党虽然找到了“特定的主义”，却仍未能找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政策。因而不少学者认为，“真正完成建党任务的是二大”。

在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早期共产党人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共二大上，党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破天荒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就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斗争的真正对象。党也初步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指出必须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一切革命势力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这就找到了实现纲领的路径。中共二大的观点，超越中共一大关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是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开始。

在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联系群众的工作实现了飞跃发展。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较早认识到在革命斗争中，工人运动较有力量但仍缺乏组织和训练，青年学生是“比较觉醒的”，但是“力量微弱”。因而，中国革命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为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到广大人民中“读无字之大书”。中共一大之前，党的工人活动多在隐蔽状态下开展，工人工作还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中共一大之后，党与工人的联系逐步增多，了解逐步加深。特别是党员逐步熟悉工人工作后，能倾尽全力维护工人实际利益，从而加深了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增加了产业工人加入共产党的比例。因此，中共二大时，党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开始飞跃，发生了质变。二大召开时，苏兆征、项英等21名优秀产业工人已先后加入党组织，占当时党员总数的10.7%，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算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

中国共产党二大才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说。这一观点，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及其与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密切关系，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完善及其重要性，也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量变和质变、阶段性质变和全局性质变的辩证统一。

（五）勇于实践、敢于担当、开拓创新是上海石库门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上海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酝酿准备、正式成立和完成成立的伟大历史，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上海石库门精神，而这一精神则以勇于实践、敢于担当、开拓创新为核心和灵魂。

党员是组成政党的基本要素，根据民众参与政党的程度，可以将民众划分为党的骨干分子、参与者、支持者、民众等四大部分，而党的骨干显然是政党活动的主要力量。在老渔阳里2号和新渔阳里6号两座石库门建筑中，出现了党的第一批骨干分子，第一批积极分子，他们上下求索，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善作善成，积极从事建党工作，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极其重要的组织基础。

意识形态是政党对社会实施领导和控制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无论是取得国家权力，还是巩固执政地位，政党都不能仅仅靠强制性的力量，而要靠多数公众的认同。在老渔阳里2号，早期共产党人创办刊物，撰写文章，进行理论宣讲，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微言大义，深刻批判其他社会思想的空洞虚幻，让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在中国大地熠熠发光，照亮了中国前行的道路。他们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勇于实践、敢于担当，奠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最鲜明的特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的民主革命之所以屡战屡败，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未能认清革命的对象，无法团结革命的力量攻击真正的敌人。二是未能广泛、持久地发动群众运动以奋起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这两个主要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转变，特别是中共二大时，党确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找到了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作为纲领的实现路径，并在此前后实现联系群众工作的飞跃发展，奠定党走向革命胜利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性党组织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全国性党组织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确定，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从理论到事实层面的确定，都贯穿着一条逻辑主线，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实践中成长、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开拓创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并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可以说勇于实践、敢于担当、开拓创新，形成了上海石库门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三、嘉兴红船精神

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嘉兴红船见证了党的正式成立，初步形成了党的组织阵容，彰显了党的初心和使命，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征程。基于嘉兴红船对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将红船精神的内涵归纳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一）嘉兴红船见证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在嘉兴红船上，中共一大圆满结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在嘉兴红船上，大家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明确提出“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这表明，党还未深入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还不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性，却已下决心联系群众，旗帜鲜明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纲领还包含一些属于党章性质的条文，对于入党的条件、程序、党组织的纪律等做出简要的规定，虽不是真正的党章，却已“具有了党章的初步体例，实际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对于统一党的思想，改变鱼龙混杂的组织状态具有巨大意义。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如同一声春雷，唤醒沉睡的万物。

（二）嘉兴红船初步形成党的领导机构。

南湖红船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局，这是党正式成立以后的第一届中央领导机关，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担任组织主任，李达担任宣传主任。此后，党的组织阵容初具规模，“中央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分别进行宣传与工运工作，逐步表现了成绩”。一方面，党的上下级组织关系开始正式建立。中央局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开始对各地党支部进行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党支部则是党的基层组织，需要遵守党的基本规范。1921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就是党的组织纪律落实到日常工作的历史明证。另一方面，党的各职能部门开始并肩作战。在中央局的统一领导下，党的宣传工作主要由陈独秀、李达负责，工会运动主要由张国焘负责，其他的诸如创办女校等工作也由专人负责。这些部门虽还弱小，却能在相互配合、互相促进中，展现一个初生的全国性政党的勃勃生机。

（三）嘉兴红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正是在初心和使命的感召下，早期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不屈不挠地在黑暗中探索，寻找着中国的出路和民族的希望。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包括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平均年龄仅为28岁，家庭出身并非最低，创建共产党并非迫于生计，却能在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民之思，为人民寻求解放之路，毅然决然走出象牙塔，在罢课、罢工的革命浪潮中担当主力。历史是催人奋进的号角，也是筛选历史雄杰的浪潮。大浪淘沙，有的人因坚定的初心和使命而百炼成钢，有的人因压力和诱惑而沉沦转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同志坚守初心、胸怀使命，为革命鞠躬尽瘁，奋斗终生，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精神图腾。而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等人在理想与信念的枯灯中，走向革命的反面，成为人民的敌人，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再次说明，唯有坚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才能从南湖的一叶扁舟发展成今天的巍巍巨轮。

（四）红船精神的基本内涵。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农工。红船精神内含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奔腾激荡的历史洪流中，成为百折不挠的寻路者，成为革故鼎新的领路人，是因为他在成立之时就敢为天下先，能够开创中国革命发展新征程。他“盗”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遍撒中国大地，为无数仁人志士找到改造旧中国的精神武器；他一开始就树立“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就拥有“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思想自觉，为中国革命找到雄厚的群众基础；他超越一般政党的自由散漫，建立严格的组织纪律，成为引领中国前进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虽大多是知识分子，却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画绣花，而常常是抛妻别雏、抛家弃业，甚至是流血牺牲。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以忘我的精神在革命征途中奋勇向前，虽也曾多次被捕，但“从狱中出来后，思想更激进了，革命意志更坚定了”，虽也走上绞刑台，却大义凛然，不改其真，不移其志。年纪最大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参加革命后就把一切献给了党。反围剿失败后留在根据地打游击，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不拖累战友，他高呼“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纵身跳崖。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从不缺乏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不论是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还是一直在国内投身革命的先进人物，无论是生活宽裕的大学教授还是出身农民的青年学生，他们回国时、毕业后都毅然放弃了谋取一官半职的机会，放弃了随手可得的安定生活，只为让中国人拥有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他们建立政党，担任要职，并不为个人谋取私利，只一心想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创建一个民主、平等的国家，只一心想让人民远离颠沛流离的处境，过上安定和谐的生活。他们秉持“成功不必在我，成功必定有我”的精神，在沧海横流中，尽显英雄本色。

总之，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内涵丰富，是红楼精神、石库门精神和红船精神三个精神的集合。三者紧密联系、共同作用、相互贯通，形成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准备、正式成立到完成建立的完整链条。红楼精神是源头，有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有了工人阶级的动员和组织，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也才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产生和发展，也才有后继的石库门精神和红船精神。石库门精神是根基，有了上海发起组的建立，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和完成建立，才能彰显红楼精神和红船精神的意义。红船精神是内核，有了第一个决议和第一个纲领的通过，才算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有了第一个中央局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架构才算成型，从此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作者简介：郭国祥，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覃雅兰，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