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投降书。新华社发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为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今天，我们推出胡德坤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的这篇文章，以史为鉴，凝神聚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来之不易，是中国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团结一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以巨大的民族牺牲，通过抗击日本法西斯，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为战争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在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最先举起反法西斯战争大旗的国家，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使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和部分海军兵力投入中国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战战略，并迅速形成了两个抗日战场，即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互相配合，实施持久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高度赞扬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二战全面爆发。此时，中国从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孤军抗战长达两年多之久，波兰战争的爆发终于使中国看到了结束孤军奋战的希望，但英法宣而不战，使中国大为失望。1940年5-6月，德国进攻法国，英法军队遭到惨败，导致法国投降，英国困守英伦三岛，以英法为主体的受害国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更未能形成欧洲反法西斯战场，这给中国抗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处境更加艰难。罗斯福曾坦言，多年来中国“为反对侵略而孤军奋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军民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奋起反击，经过三个多月激战，重创德军，终于稳定了战线，阻止了德军的快速推进，才真正开辟了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即是说，直到中国开辟亚洲战场近四年之际，第二个反法西斯战场——苏德战场才得以开辟，终于使中国结束了在世界上孤军奋战的局面。由于苏联全力抗德，无暇东顾，实际上中国仍在独自抗击着日本法西斯，承受的压力并未减轻。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终于结束了中国在东方长达四年孤军奋战的局面。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由于日本军队采取突然袭击，美英等国损失惨重，使中国战场的处境更加艰难。在这一时期内，日本急欲利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解决中国问题，加紧了在中国战场的军事行动，尤其是1941年至1942年，在华日军将作战重点指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直到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中国战场的压力才有所减缓。中国的抗战得到罗斯福的高度评价，1942年2月23日，他在“炉边谈话”中指出，中国“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顶住了日本的进攻，歼灭了几十万日本军人，消耗了大量的日本军需。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到来的反攻——因为这是最后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中国而战，也是为所有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而战，世界支援了中国，中国也支援了世界。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制约了日本北进战略、南进战略等世界战略的展开，有效地支援了苏美英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抗战挫败了日本的北进政策。如果日本实施北进政策，进攻苏联远东地区，苏联将面临德国和日本的夹击。正如斯大林对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所言：“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日本要进攻苏联，必须先打中国，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的顽强抗击，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投入中国战场，将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投入对华作战，从而难以将北进政策提上日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全力应对德国的进攻，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最佳时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力主北进，配合德国夹击苏联，但参谋总长杉山元反驳说，“现在，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不可能。”此后，日本当局声称，“如果苏德战争进展对帝国极为有利时，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但这种机会始终没有出现，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得以集中力量抗击德国法西斯。

中国抗战牵制了日本的南进战略。南进是日本世界战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对手是美英等国，目标是夺取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但直到1939年德波战争爆发，日本无力将南进战略提上日程。究其原因，中国抗战是日本南进的最大后顾之忧。1940年5-6月，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英法联军，继而法国投降，英国岌岌可危，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最佳时机，日本当局深感这是“千载一遇”的良机。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适应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中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在促进中国事变迅速解决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这一文件标志着日本南进战略的确立，但却迟迟不能实施，其最大的牵制仍是中国的抗战。可见，中国战场的牵制使日本一再延缓南进战略的实施，从而为美英等国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抗战给了美国强有力的支持。1942年2-3月，日本大本营就如何防止美军以澳洲为基地发动反攻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海军认为，只有攻占澳大利亚，才能阻止美军反攻。陆军却认为，进攻澳大利亚需要12个师团，要从中国抽调大量兵力，这是不现实的。于是，日本被迫放弃了进攻澳大利亚的企图，从而使美军充分利用澳大利亚作为稳固的后方基地展开反击作战。1943年9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决定放弃一些地域，退守“绝对防御圈”，主要原因之一是陆军兵力不足。日本外相重光葵指出，“在目前的战局下，要使战争的形势向有利于帝国方面转化，解决中国问题很重要……假如中国问题趋向解决，帝国的处境将会大大改善”。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美军得以顺利地在太平洋战场展开反攻作战。

可见，中国的抗战牵制了日本世界战略的展开，有力地支援了苏美英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加速了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崩溃，加快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步伐。

三

中国抗战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最早倡导和推动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国家。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急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共同抗击日本。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明确规定：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这表明国民政府确立了结盟抗日的外交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中国积极寻求同美英法苏等大国的合作。但除苏联外，美英法等国仍对日本采取不同程度的绥靖政策。1939年7月24日，英日签订《有田一克莱琪协定》，英国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现状。协定一发表，立即遭到国共两党和全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7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严正警告英国政府：“你们的妥协政策，只是自掘坟墓。”7月28日，蒋介石致电《伦敦新闻纪事报》，指出：中国不是捷克，中国为独立生存而自立奋斗，任何牺牲，在所不辞，“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1940年7月17日，英国与日本签署关于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的协定，这是对中国抗战的极大伤害。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英国“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英国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实已违反国际公法之原则”。在中国抗议之下，三个月后，英国宣布恢复滇缅公路通车。

1941年4月，美日开始非正式谈判，日本希望美国承认其对中国的侵略现状，减轻乃至取消美国对日的经济压力。对于美日间的会谈，国共两党保持了高度警惕。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8月下旬，美日谈判的消息披露之后，国民政府表示严重关切。中国的强烈反对，是美日谈判未果的重要原因。

中国在抵制西方大国绥靖政策的同时，仍在积极寻求同美英法苏等国的合作。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同盟条约，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外交攻势，推动中美英结盟来对抗日本，促使英国主动提出愿意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美国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支持中国的抗战。12月15日，罗斯福颁布法令，允许美国飞行人员离职到中国作战。1941年6月上旬，两批总计100余人的美国志愿空军人员启程赴华，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开始参加运输和对日作战。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上午，蒋介石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举行特别会议，决定：(一)对日正式宣战。(二)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三)要求英美苏与中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下午，蒋介石又分别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建议中美英苏等成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军事同盟，并缔结不单独媾和之条约。12月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协调各国作战。美国国务院认为蒋介石的建议“从理论上讲是非常正确的”。罗斯福复电蒋介石表示，“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他建议英中荷苏美在重庆举行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丘吉尔也向蒋介石表示，“我们一向是朋友，而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在中美英苏的共同努力下，1942年1月1日，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建立，中国多年的努力和愿望终于成为现实，中国也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

中国为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及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10月，美英苏在莫斯科召开了外长会议，以美英苏中四国名义发表《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德黑兰会议前，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发表的《开罗宣言》得到苏联同意与认可。《开罗宣言》宣布三国决心把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决定在打败日本后，将被日本霸占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等，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晤，发表由美英中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来苏联对日作战时也在公告上签字。在联合国创建问题上，中国参加了筹划、筹备到成立的全过程。1944年8-10月，在美国华盛顿郊区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了由美英苏中四国共同邀请的联合国筹备会议，勾画出未来联合国的蓝图。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共同邀请，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制宪大会，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团团长轮流担任会议主席，6月26日通过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自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还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创立，在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构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在参加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十分关注殖民地的独立，维护弱小国家的利益。战时，中国就全力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斗争。1942年，中国就明确表示支持印度独立运动，劝说英印当局承诺战后印度获得独立。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中国就提出应逐步清除殖民主义，使朝鲜、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获得独立，提议并坚持将朝鲜获得独立写入《开罗宣言》。1944年在敦巴顿橡树园联合国筹备会议上，中国提议将“各国应确立国家平等与种族平等之原则”，“一切会员国应尊重并维持彼此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之独立”等写入联合国宪章，以维护弱小国家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大会上，针对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中国提出“要斟酌地域上的公匀分配”，以有利于弱小国家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在托管制度上，中国据理力争，将托管地最终获得“自治或独立”写入宪章，以保障殖民地获得独立，为战后非殖民化提供了国际法依据。战后殖民地的独立、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中国为此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