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达 廖寅玮:加快构建思政工作的融合创新体系

2021-10-25 09:18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刘宏达 廖寅玮

大数据治理是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充分彰显了大数据服务人民的理念优势、大数据共建共享的体制优势、大数据精准分析的方法优势、大数据科学研究的支撑优势等。借鉴这些优势,可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主动性、价值性、技术性和协同性。为适应大数据治理的发展趋势,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加快构建与大数据的融合创新体系,包括加快构建大数据管理体系、加快推动大数据方法创新、加快促进大数据智能应用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大力实施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大数据治理格局,快速推动了“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1]在大数据治理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途径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大数据治理的发展,加快构建与大数据的融合创新体系,不断推动以大数据运用为特征的现代化创新。

一、基于重大疫情防控的

大数据治理优势

大数据治理是基于大数据的数据治理,是对以大数据为基础资源和关键技术的各种治理形式的统称,其本质是以数据信息为新的生产要素,通过对大数据的充分获取、管理、分析与利用等,形成大数据助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企业治理等新的治理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其中就包括充分发挥大数据治理的优势,实现精准救治与精准防控等目标。

1. 大数据服务人民的理念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P307-308)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正是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之下,全社会大数据资源得以迅速整合与利用,特别是政府大数据、企业大数据、社交网络大数据等实现了跨领域、跨区域、跨部门的快速共享与利用,既助力于疫病的精准救治和疫情的精准防控,又助力于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进一步形成。

2. 大数据共建共享的体制优势。大数据来源于不同的领域、部门、企业等,利益需求的不同往往导致“数据隔阂”“数字鸿沟”“信息孤岛”等问题的存在。如何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形成大数据的动态集成与全面共享,需要构建大数据共建共享的治理体制。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大数据应用,既依赖于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围绕数据共建共享所进行的工作协同,又依赖于人们对数据共建共享的全民参与。如在不同领域的数据共建共享上,以政府为主导赋权数据的管理与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企业提供数据信息和技术支撑、科研机构加强大数据的分析与成果运用等,使基于疫情精准防控的大数据跨领域协作体系得以构建。

3. 大数据精准分析的方法优势。大数据的优势在于通过对大量的、客观的、迅速变化的数据进行自动获取和智能计算,精准发现和动态掌握事物发展的主要特征与基本规律,并由此实现对事物发展问题的精准处置和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以大数据助力精准救治和精准防控主要体现在:一是精准疫病救治。通过不同医疗机构的大数据实时共享,能够对大量病例样本进行分析,并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加全面、准确的临床特征和流行病学特征。二是精准疫情预警。如我国医疗团队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病毒溯源,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解析了病毒的结构并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三是精准人员追踪。如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数据漫游”,可以对密切接触人群进行准确定位和及时追踪,从而为最大限度地防止人群交叉感染创造了条件。四是精准舆情预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时掌握网络民意诉求和疏导各种网络谣言,通过疫情实时通报、新闻发布、政策宣传等多种途径维护人心稳定、社会稳定。五是精准物资调配。如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物资调配和募捐平台,既能实现物资调配渠道的透明化,又能精准对接物资供需矛盾,使物资调配更加科学高效等。六是精准区域防控。通过大数据的精准分析,我国由全区域封控逐步调整为向局部范围封控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疫情防控对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

二、大数据治理优势对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的重要启示

大数据治理是以大数据为依托的智慧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地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公众的需求进行全面准确感知,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并作出有针对性的响应,实现与公众的良性互动”[3]。基于疫情防控的大数据治理优势,可以为大数据助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提供有益借鉴,从而为构建“精准思政”和“智慧思政”等提供助力。

1. 融入国家大数据战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主动性。从国际上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炮制出“中国隐瞒”等荒谬论调,对中国污名化,将疫情政治化,严重毒化国际舆论,破坏了国际抗疫合作的努力。从国内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与境外敌对势力沆瀣一气,利用网络恶意制造传播不良信息等,以期制造社会恐慌心理和敌对情绪。为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主动融入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既要“运用新媒体信息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4],又要“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5]。

2. 以大数据理念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价值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单性到复杂性的演进过程,而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正是为了提高人们对社会复杂性问题的认知能力。以大数据应用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需要遵循大数据服务人民的价值理念,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特别是注重将大数据应用的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从而实现大数据的工具性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性的有机统一。

3. 以大数据应用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技术性。以技术创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必须注重以技术素养与能力的提升,来实现对大数据的充分获取与利用。一方面,要将提升人们的大数据素养作为自身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大数据理论知识教育和实践管理服务等环节,不断提升人们对大数据的感知力、应用力和创新力,以及注重培养具有大数据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另一方面,要将增强自身队伍的大数据应用能力作为工作重点,既要加强跨领域、跨行业的技术合作和跨学科的知识借鉴,又要注重培养一支能够掌握和运用大数据的专门人才队伍,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大数据应用的质量和水平。

4. 以大数据机制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协同性。大数据治理是一种全域性、全周期的治理模式,需要构建全社会的共建共享机制。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国家大数据体系和公民大数据系统建设之中,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协同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既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利用各类大数据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又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利用各类大数据来分析和把握人的思想行为特征的能力,进而将大数据资源转变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引领力、价值引导力、心理调适力、情感疏导力等。

三、在大数据治理中加快构建

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数据应用体系

注重治理体系与大数据的融合创新,是推动大数据治理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6]。思想政治工作适应大数据治理的发展趋势,需要系统地构建自身与大数据的融合创新体系。

1. 加快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数据管理系统。从理论上说,一切能够获取的与人有关的数据都可以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分析利用对象;但从实践上看,虽然每个人每天都产生着大量的数据,但真正能够为思想政治工作所获取利用的数据并不多。因而,思想政治工作将大数据转变为自身的重要资源,需要加快构建具有思想政治工作特色的大数据管理系统。

一是“强内功”,建强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内的大数据管理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根据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目标要求,对思想政治工作不同部门、岗位、环节等进行信息化改造,使之在网络互通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与信息的集成管理。这其中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负责大数据系统的设计、建设和管理等,包括数据获取利用的范围与标准、平台管理运行的程序与制度等。二是“借外力”,畅通思想政治工作利用系统外大数据资源的渠道。在政府的主导下,系统设计思想政治工作获取利用各类社会大数据的有效机制。如通过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数据应用纳入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体系,以公民成长成才为中心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信息化协同机制等。三是“打组合拳”,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与大数据生产生活的融通机制。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技术创新来说,大数据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关键在于如何打好“组合拳”,既要打好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和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高度融合的“组合拳”,注重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来引领大数据应用和化解大数据应用带来的各种风险,又要打好大数据与其他现代新兴信息技术等融合创新的“组合拳”,注重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以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等为助力,不断形成以大数据充分获取与利用为重点的技术创新机制。

2. 加快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数据方法创新。大数据分析方法是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传统认知改变和方法创新的关键所在,其核心要素在于算法。“一些可以对数据进行高效和自动化处理与分析的机器算法日益成为人类进行选择、评价等决策的基础性工具。”[7]大数据分析通过对各种网络平台中出现的高频词汇、网络热词等进行机器检索、自动抓取和计算分析等,可以及时掌握民情诉求和舆情走向,为思想政治工作以大数据分析方法推动自身方法创新提供可能。

一是从行为分析到思想分析。思想和行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点范畴。大数据技术能够使得传统社会科学难以把握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实现数据化、可视化,“以往难于客观化、数据化的人类精神世界也变得像客观物质世界一样可用数据来进行客观描述和认识”[8]。相对来说,以大数据分析来刻画人的行为特征容易,但如何由行为刻画来把握思想变化,则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掌握算法的基础上,增强对人的思想变化规律的认知能力。二是从因果分析到相关分析。传统的计算模型难以克服人的主观经验的片面性,体现着由因到果,或者由果到因的经验式思维。大数据来源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数据自动储存,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组合可以从这些自动存储的数据中发现人们的思想、情感、情绪、偏好等运动轨迹,并借助大数据强大的分析能力发现其关联变量,从而以客观理性的角度来把握人的思想动态。从因果分析到相关分析,可以使思想政治工作者主观思维的局限性得以突破,使人的思想变化的认知在广度和深度上得以不断拓展。三是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大数据进行抓取,并通过一定的计算模型进行分析,但由于这种分析往往脱离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动态过程,只能以静态的数据抽样方式予以呈现,往往具有滞后性。将经过多次验证、较为成熟的分析模型植入思想政治工作动态的大数据管理过程,就可以实现模型分析的实时性,其分析结果的动态预警功能也可以得到实现。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意味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数据应用要由理论模型研究转变为实践智能应用。四是从规律分析到趋势分析。人的思想需求和行为变化虽然具有高度复杂性,但总体上体现着一定的规律性。通过对特定群体或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大数据分析,可以把握其思想和变化的基本规律,既包括群体具有的一般性或共性规律,也包括个体异于群体的特殊性或个性规律。在规律分析的基础上,对同一个群体或个体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思想和行为变化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实现以已知规律来预测未来趋势的分析功能。从规律分析到趋势分析,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以大数据分析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具主动性和超前性。

3. 加快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数据智能应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数据应用不能只是满足工作者的需要,而要更多地关注和满足工作对象的需求,使其在大数据智能应用中增加获得感和安全感。当前社会治理不同领域中的大数据智能产品越来越多,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数据智能产品研发提供了思路。

一是以机器学习产品研发提供自适应教育。“机器学习是通过经验或数据来改进算法的研究,旨在通过算法让机器从大量历史数据中学习规律,自动发现模式并用于预测”[9]。基于机器学习的产品研发,使得网络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平台或程序能够根据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对现有的网络教育资源进行自动选择、优化组合、加工处理等,为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提供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的学习资源,从而不断增强他们网络学习的自适应性。

二是以智能终端产品研发提供自主性管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具体事务的管理之中,将各种经验数据及其分析模型植入信息化管理过程,就可以实现机器智能管理对人工经验管理的部分功能替代,也使思想政治工作对象自我管理的自主性得以增强。如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将一些简单性、重复性、程序性等管理任务让渡给智能服务终端设备,使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摆脱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过分依赖,通过机器自助服务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帮助,如自助打印各类证明证书、办理证件(卡)等。

三是以手机APP产品研发提供多样化服务。随着智能手机的功能不断增加,人们对手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手机APP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时空条件的限制,促进了网络虚拟空间与物理现实空间的充分对接,使手机成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提供个性化教育、智能化管理、定制化服务等的重要工具。如通过开发智慧教学APP,可以有效促进师生之间教与学的互动等;通过开发校园生活服务APP,可以为师生提供教学管理活动等的实时动态查询。

此外,加快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与大数据的融合创新体系,还需要加强与国家大数据治理、网络生态治理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对接,不断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运用大数据的制度化体系,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数据应用更具规范性、安全性和保障性。

.(刘宏达,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廖寅玮,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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