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来源于传统文化中“诚”和“信”的理念，体现在修身、经商、理政等方面。经过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之一。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守正创新，应在理论上去伪存真，在实践上科学施策。诚信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应加强党建引领和榜样示范，以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为重要对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宣传-制度”协调促进的实践机制，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和百姓生活日常中，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践行“诚信”的良好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1]“诚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作为修身美德，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安身立命的根本；作为交往准则，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社会和谐运转的保障；作为伦理共识，有利于促进人类文明对话和公正合理世界秩序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应该汲取传统诚信观古为今用的价值，结合时代主题特点推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给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丰富治国理政的中国智慧。

一、诚信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诚信伦理道德思想。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首要的前提即是透过历史的视角把握传统诚信观的意蕴与当代价值。传统文化分别从“诚”和“信”两个方面，从主、客观两个维度来进行阐释和表达诚信观。一般认为“诚”为本，主内思和本心，指事物的客观真实以及人内心的真诚修为；“信”为用，主外行和利他，强调外在的坚守确认与表达。但古人也尤为注重两者互为表里、协调统一的内在关联。例如，《说文解字》中既有“信，诚也，从人从言”，又有“诚，信也，从言成声”[2]（P123-124）。可见，中国古代诚信观体现了遵循客观真实，达到内外兼修之意，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1. 传统诚信观的价值意蕴。诚信文化生发于封建宗法制度土壤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等级的要求并为巩固封建统治而服务，但传统诚信观在修身、经商和理政三个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价值规约作用，其合理成分奠定了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的传统根基。

首先，诚信是立身处世之本。对内主张诚于本心、忠于真实自我、自尊自爱；对外倡导取信他人、信守承诺、不欺不诈、坦荡正直。对此，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思想家们曾做过很多阐释，提倡通过正心诚意、幽独审己来践行“内圣外王”的宗旨，实现修齐治平的目标。例如，《论语》中记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輗，其何以行之哉？”荀子强调即使在亲密的家庭关系中也要注重“诚信”的为人之道，因为“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3]（P40）。其次，诚信是重要的经商之道。在荀子看来：“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中国古代商人以“儒商”闻名于世，形成了“以义制利，义中取利”的诚信经营模式和“市不豫贾”“贾而好儒”的商德文化。一些总结从商经验的书籍中蕴含着重要的诚信经商之道，如陶朱公《商训》中记载，“期限要约定，切勿延迟，延迟则信用失”。诚信经商的思想也呈现在法典中，如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颁布的《市易法》开启了建立在诚信契约精神基础上的赊购、抵押物品等商业模式。明清时期，晋商、徽商等商帮欣欣向荣，其赖以经营的基础，就是基于诚信、团结理念而形成的商帮信用体制。此外，古代家训家规中也有许多关于诚信经商的训诫。例如，南宋时期的《袁氏世范》中记载了对经商子弟的诚信教育，“习商贾者，其仁、义、礼、智、信，皆当教之焉，则及成自然生财有道矣”。

再次，诚信观是中国传统的理政之要。古代关于诚信的理政思想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统治阶级对百姓的诚信，即民本精神和为官之德，以“信”诚服于天下。例如，《论语》中记载：“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4]（P230）《荀子》中记载：“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5]（P283）在一些著名官员的家规家训中也不乏关于诚信为官、清廉为政的告诫，比如纪晓岚“纪氏家训”之“四莫”中提到，“贫莫断书香，贵莫贪贿赃”。第二个层面是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忠信。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君臣之间的忠信乃天经地义之道，诚信建立在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例如，晚清洋务派的“殿军”人物张之洞规定二十字作子孙辈行：“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第三个层面是用法德并施的方法实现善治。制定合理的法律并且依法办事就是对政治诚信的彰显和维护。例如，在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用“立木为信”为新法令的颁布奠定了诚信的基础。自秦后，律法制度更加严明，同时注重德治的治国安民作用，如《论语》中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P26）

2. 传统诚信观的培育特色。首先，传统诚信观的培育和践行离不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土壤。“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国自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根本变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伦理制度。”[7]（P25）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伦理思想之所以稳固而源远流长，得益于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体系以及“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

其次，在价值取向、培育策略以及拟实现的目标等方面，传统诚信观都体现了重伦理修身。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建构上，尤其重视完善人格来实现天人合一的道德圆满境界。诚信既体现了古人对天道的敬畏向往，也体现了其交往处事的基本准则，如《孟子》中记载：“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8]（P138）人们自觉地从个人修身做起，践行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再次，传统诚信观与其他伦理道德紧密相关。在儒家著名的“五伦”“五常”思想中蕴含着“信”的内容。例如，孟子提出，“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董仲舒在孔子、孟子提出“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加上了“信”，从此构成了儒家“五常”思想，称之为与天长地久的经常法则。尽管在“五伦”或“五常”思想中，“信”总是排在其他伦理道德之后，而儒学思想家们所阐释的“信”始终紧扣“仁爱”思想，体现了从仁信到诚信的转变。例如，《论语》中记载：“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二、中国共产党对传统诚信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走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针，推动了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人民立场始终是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永远是其力量源泉，取信于民是党全部事业的制胜法宝。

1. 革命文化对传统诚信观的继承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践行传统诚信观，紧紧依靠团结人民、充分发动人民、自觉取信于民，积极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此过程中也结合革命实际创造和发展了诚信文化。

井冈山时期党创建了人民军队，如何使这支以农民、旧式军人为主的队伍富于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需要对军队进行整顿和建设。在三湾改编过程中，毛泽东强调了革命军人的纪律：行军要注意，说话要客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1928年，毛泽东将秋收起义以来党陆续制定的纪律和注意事项综合在一起，并进行了简单修改补充，正式定为“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予以颁布。1929年后，“六项注意”发展为“八项注意”，其中“三条纪律”中“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以及“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中“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以及损坏东西要赔”恰恰是关乎诚信的要求。

长征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重要战略转移，也是理想信念的一次远征。毛泽东评价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9]（P149-150）。长征取得胜利的经验有很多方面，其中忠于理想信仰、信守承诺、取信于民是必不可少的内容。面对给养不足的生活困难，红军向周围村民“借”物资，无论是正式的“借据”还是写在木板上的“割麦证”，都是信用的记载。面对雪山草地的自然挑战，依然能够做到“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凭借的是对党的忠诚和对信念的坚守。

延安时期党在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层面推进了诚信观的发展。首先是政务诚信建设的推进。从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开始，制定并施行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权益的制度规定，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治理和科学施政。同时，对于边区公务人员也制定了主张公正廉洁的公约，从道德和制度上确立和维护了党的诚信。其次是思想建设的深入展开。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灵魂，也是诚信观的具体体现。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倡议，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整顿学风、文风和党风都是从根本上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使主观符合客观。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传统诚信观的转化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的发展，诚信价值观受到了多元价值的冲击和挑战，构建社会主义诚信观成为时代所需。

首先，从诚信价值观的内容来看，经历了从商业道德、职业道德向公民道德转化的过程。早在1979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倡发扬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将诚实守信确定为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明礼诚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之一，从此诚信价值观所涉及的群体更加广泛，内容更加完善。

其次，从诚信价值观的系统化建设路径来看，经历了以德治为主到德法兼治的过程。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角度发展了传统诚信观，指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同年，社会主义荣辱观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进一步促进了诚信价值观的入法入规。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体现了对传统诚信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诚信成为公民层面的核心价值理念。第一，诚信价值观将中华优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融会贯通。它摒弃了传统诚信观与封建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相互捆绑的基础，保留并弘扬了中国传统诚信观中诚实、信义等合理成分，立足于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强调集体主义视域下的个人修身与交往准则。第二，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结合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融入新时代精神之中。党的十九大强调“推进诚信建设，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这是对新时代精神的阐释，更是对传统诚信观的丰富与拓展。第三，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体现了增强文化自觉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诚信已然成为外交通行证和文化强国的硬指标。

三、培育诚信价值观的新时代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文化的繁荣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设文化强国既需要有发达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也需要有高素养的国民；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即包含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诉求，而诚信是保障社会有序运行、节约社会治理成本、营造和谐社会氛围的必要条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发展战略来看，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强大离不开文以载道的作用。新时代培育践行诚信价值观势在必行。

1. 扬正气、树新风：加强党建引领和榜样示范作用。诚信，是政事之本，关乎着执政党的形象，也联结着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党员教育学习活动还是各项党内法规条例的制定，都有涉及党员诚信价值观建设的问题。党员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理应当成为引领和践行诚信观的表率。诚信不仅是党员干部自我修养的底线，而且还是政绩考核、评优评先的重要指标。诚信是关乎内心的修养，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模仿榜样是一种强化替代行为，榜样不仅能够自觉建立起心理上的认同，还会矫正人们的行为。榜样示范是一种隐性教育，其产生的效力远比直接宣传说教大得多，而且在向社会示范的过程中，党员自身也实现了自我教育。

2. 聚焦主题、形成合力：构建“教育-宣传-制度”互动融通的机制。价值观的内化践行始于教育。学校教育系统而科学，家庭教育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社会教育则在营造道德风气和氛围中强化认知。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理应合力构建一个同向同行、相互促进的“三位一体”的德育体系，但现实中仍然存在个别环节缺失或相互矛盾的现象，使学校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诚信教育要对应时代要求去反思失信现状，家庭教育应汲取传统诚信家风家教的育人智慧，建设新时代的诚信家风，社会教育应弘扬诚信之风、积极建设信用社会。三者应形成合力，协调一致。宣传是教育的有力补充，诚信宣传固然重要但应注意德育规律和形式的创新，从群众身边的事、关心的事、利益相关的事入手，以小见大、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对诚信理念的认同和发扬。

新时代价值观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因而在教育宣传的基础上，还需要制度保障。首先是持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这是用法律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同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体制，从源头上确保鲜明的价值导向，其中指出，“探索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相关法律制度，研究制定信用方面的法律，健全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其次是科学运用大数据，建立科学高效的征信系统。例如，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企业及个人信用档案数据库，与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和金融机构的信息实现共享。再次是通过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引导人们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想失信。

3. 多方融入、日用不觉：将诚信建设充分融入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诚信价值观是精神文化领域的内容，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精神文明建设本身，它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外交工作密切相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企业家要同方方面面打交道，调动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没有诚信寸步难行。在政治领域，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方面加强法制建设，弘扬诚信理念，同时也打造诚信政府。在文化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的要求，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为价值观培育提供保障。在社会领域，将诚信融入民生建设之中，加强有效治理，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树立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外交领域中，诚信更是中国与他国友好交往、互利互惠的文化名片。

当然，诚信价值观更需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做到知行合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侧重从集体主义的角度，明确了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新时代从个人修身方面加强诚信建设，既要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明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又要处理好知与行的关系，价值观一经形成，总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诚信价值观始于知晓，强化于认同，但更在于长久的坚守和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