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智库独立性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会议指出，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对发挥民间智力、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具有重要意义。要优化发展环境，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服务的有效途径，完善社会智库人才政策。毫无疑问，《意见》的出台对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充分发挥民间智力。

财务独立≠智库独立

社会智库如何更好地发挥咨政功能，独立性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所谓智库独立性，传统理解崇尚智库的财务独立，认为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是确保智库独立性的前提。大部分美国智库在管理层都设有负责募集资金的人员和机构，专门负责通过各种渠道筹措智库发展所需的资金，包括政府、基金会、企业、出售出版物、私人募捐者等。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资金占比一般不会超过20%，这一比例在布鲁金斯学会甚至不到1%，卡托研究所甚至拒绝接受政府资助。也许是美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使然，标榜智库的财务独立性，成为判别一个智库是否独立的重要标志。

然而，美国智库真的独立吗？2016年8月，《纽约时报》　先后刊登了两篇报道：《智库是如何放大企业界影响力的》(How Think Tanks Amplify Corporate America，s Influence)与《智库学者还是公司顾问？看情况》(Think Tank Scholar or Corporate Consultant?It Depends on the Day)，揭露智库表面“客观”“中立”，实际却参与政客与企业家之间的权钱交易，然后替他们说话，甚至一些智库专家身兼多职，既享受智库学者“客观”“中立”的美名，同时又是职业说客或者在关联企业担任职务。无独有偶，早在2014年9月，《纽约时报》就曾发表过调查报告，从大量数据和谈话记录中发现，有28家美国智库参与了国际利益输送，涉及金额高达9200万美元，其中就包括了以“独立性”自诩的布鲁金斯学会等顶级智库。这些黑幕无疑彻底颠覆了对智库独立性的传统理解，把财务独立等同于智库独立只是美国智库用以掩饰其不独立的遮羞布而已。

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

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独立性？独立性的核心要义不是财务独立，而是思想独立。简而言之，就是不受外界干扰，包括权力和利益的干扰；不带着先验结论，去探究待解问题的本源，因此，思想独立下的智库研究是一个“求真”的过程。但仅仅以“求真”为目标，还不足以道明独立性的价值，作为连接知识与政策的纽带和桥梁，智库的生命力在于影响决策，因此，智库独立性，还包括行动的独立性，即以策略的方式，改变公共政策，协调利益关系，增进公共福祉。而实现行动独立的前提，是获得平等的主体身份和地位，尤其是作为思想产品供给方的主体身份和地位，这离不开智库自身的努力和高质量的智库产品。建立在广泛调查研究、翔实数据资料、科学理论依据基础之上，智库研究提出富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是厚积薄发的一种表现。但凡浮躁和巧取的研究，都有损于智库的作用和独立性。

应当承认，就当前中国智库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体制内和体制外智库都有进一步提升独立性的空间。一方面，体制内财政拨款的智库面对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有利于全身心地投入公共政策和国家战略研究，保持行动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体制外智库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决策的重大课题开展咨询研究，保持价值的中立性。同时，增强智库独立性的主要途径，还在于深化智库产品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一套有助于鉴别智库产品优劣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项目甄选和管理中，引入公平竞争机制，采用平行立项和智库同行评议的方法，从源头上激发智库思想的独立性；二是在成果验收和评价环节，采用第三方评估和信息公开制度，斩断“拿谁的钱就为谁说话”的利益链条，确保智库行动的独立性。

总之，独立性既不是财务多元，也不是对立对抗，更不是肆意妄为，而是服从于国家利益的独立思考与行动。明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独立性，扬弃智库独立性的美国标准，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意见》的出台，有助于从体制上鼓励社会智库增强独立性，这既体现执政党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又反映着眼长远的治国理念，也有利于避免重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个人崇拜”和“千人之诺诺”。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