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1] 在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元价值冲突和社会思潮斗争博弈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向前。网络空间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和前沿，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能否有效建构，能否引起受众关注、重视，能否准确、全面得到受众接受、理解和认同，关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关乎网络空间治理和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伴随着算法传播在互联网信息世界的强势扩张，算法时代生成了崭新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态和话语传播格局。算法传播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经由智能媒体，依靠算法技术驱动的传播”[2]，它实现了信息的个性化、精准化、定制化，颠覆了传统信息的生产、分配、传播、消费模式，掀起了传播技术的范式革命。在可预见的未来，算法传播将主宰网络信息格局。当前，算法传播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挑战，有针对性地考察算法传播特征及其规律，探索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的优化策略，对于主动抵制算法传播所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牢牢掌控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算法传播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互动关系

为了释放互联网信息过载负能量，缓解受众信息选择焦虑，提高信息传播效率，以编程、代码为基础的算法技术广泛应用于信息计算、分发、定制、推荐，网络信息传播结构和传播秩序日益优化。《中国移动资讯信息分发市场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起腾讯、网易、搜狐等为代表的众多头部信息分发企业引入算法推荐机制，2016年腾讯新闻算法推送内容占据总量的59.6%[3]；算法技术类应用占据了相关领域主流，2020年基于算法推送的个性化信息内容高达互联网信息总量的70%[4]，算法已然超过了人工推送成为信息分发主体，网络信息传播的算法时代到来了。（一）算法传播的逻辑规则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形态和传播范式，算法传播具有独特的逻辑规则：第一，从本质上来看，算法传播是一种建立在大数据建模分析基础之上，依靠算法决策的新型传播形态。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是算法传播的基本单元，算法传播过程则被简化为一种数据挖掘和数据驱动，表征为实现一系列象征性数据和符号的编码、解码。它不仅包含对一切客观自然存在或社会存在的数据化表象呈现，而且织就了万物互联、意义互通的空间，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信息高速转换、交流、循环，打破了真实世界与互联网大数据世界的边界。算法累积的用户数据越庞大、越完整，生成的内容越符合用户需求，传播效果越理想。基于大数据，算法可以同时追踪数千万个受众信息行为并建立模型，通过频率分析寻找最佳模式来获得用户特征，通过“用户画像”精准掌控用户习惯、兴趣爱好，并在实时监控和反馈下不断强化或调整生成、分发内容，“实现了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分众化的信息筛选与推送”[5]，推荐信息更新周期短、推送效率更高。第二，从形式上来看，算法传播以算法技术为驱动，形成了以“人”为计算中心的供给与需求关系链。算法传播主张“一切可计算”，遵循数据中心主义原则，传播框架内的对象、内容、方式、效果等都可以被计算。在算法传播规则中，人的情感、思维、行为、态度、社交关系等都被量化为一系列的数据流，例如具有相似兴趣爱好、使用习惯的社交媒体用户，算法均为他们建构了专属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档案。经过无时无处不在的大数据收集和分析，算法频率会在特定情境下根据用户需求自动生产、自动分发融趣味性、偏好化、娱乐化为一体的内容，并实时根据用户信息获取体验反馈，调整分发方式，对传播对象实施精准营销。“从算法信息分发的内在机理看，代码催生的个性化信息订制蕴含了‘推送何种信息’取决于‘你是谁’的潜在逻辑。”[6] 这种精准个性满足了信息受众的需求，导致网民对算法充满了好奇与崇拜，自动默认与追随算法推荐的信息内容，沉醉于其中甚至欲罢不能。第三，从传播要素来看，在大数据技术背景下参与算法传播的自我、群体、媒介，依托数据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与进化。算法传播主体“逐渐成为一个自组织的智能系统”，“远远超过个体、组织、媒介或人工物所可能具有的能力和范围，进而生成为一种数据的集体无意识”[7]。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智能算法已成为算法传播主体，它承担着生产者、把关人、中介渠道、消费者、反馈者等多重角色，“依靠关键词分析和自动化内容生成，独立完成了以往需要传播组织内部分工协同的多项工作”[8]。传播主体的不确定性与信息边界的模糊化，促使“人”的主体性和权力不断退让，资本和权威控制数据流和信息流，由算法所建构的、稳定的信息控制模式改写了传播规则与传播价值。算法传播对象也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转变为网络信息再生产和话语权力再分配的积极参与者。第四，从结果上看，算法传播激活和释放了以用户为单位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能量，传统权威的、单向度的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格局被打破。在Web2.0技术、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终端、机器学习和个性化推荐技术的加持下，算法传播体系中的声像、视频、图片、文字处理实现了全自动、全天候、全过程的传播，沉浸式场景给用户带来更形象逼真、更真实生动的感官体验和刺激，用户可以自由切换主题、自主选择信息内容，可参与网络信息内容生产、信息分发、互动反馈的全过程。用户由原初受众转变为UGC（用户生产内容）、UGB（用户生产行为）、UDC（用户分发行为）参与式传播，一方面网民的数字劳动、数字交往为媒体和平台生成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另一方面网民对感兴趣的信息和内容在“朋友圈”内进行二次分享传播，这种用户内容分发行为（UDC）对数据实施了增殖操作。值得警惕的是，表面上这是网民自我选择、兴趣使然，实则是算法传播圈存的结果，网民的认知视野、思维方式、行为习惯都在不断地接纳算法推荐中养成。（二）算法传播重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拟态环境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以及信息过量焦虑，在有限认知能力和注意力时间范围内，人们将更为依赖各种媒介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去获取信息。“拟态环境是人们对现实环境的一种描绘、摹写、重构和再现，以现实环境为模版，借助媒介并运用符号系统反映出现实环境的信息，从而构建一个符号化的信息环境。”[9] 算法传播时代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媒介化和符号化更快速、更高效，在大数据和算法推荐技术的加持下，网络空间的信息符号能实现瞬时裂变、即时共享、实时反馈，超越了以往任何传播语境和传播组织、传播中介的阈限，把拟态环境推向了发展新高度。网民接纳了一个被算法传播不断形塑与修正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共同作用于人们的环境感知和价值判断。伴随算法传播触角的不断延伸与拓展，现实环境信息与算法传播建构的拟态环境信息边界逐渐模糊，算法传播打造的拟态环境必然成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新背景、新场域。算法传播在依据大量具有说服力的信息资源的基础上，为信息受众营造了一个高度可信任的拟态环境，受众往往对算法推送的信息感到惊喜，并充分相信个人所接触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可靠的。实际上，每个用户在生产信息过程中为了赢得关注、评论、转发、收藏，运用各式智能算法争夺流量、操纵舆论，易造成虚假信息、不良信息充斥网络空间，混淆视听。传统信息把关人的地位被不断弱化甚至隐退，对信息生产主体的资质、动机与目的、信息内容无法进行精准把关，算法传播下推荐信息能否迎合用户兴趣，有时候比信息内容品质或是否“正能量”更为重要。因此，算法传播打造的网络拟态环境所呈现的信息内容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不真实的，网民所接收到的信息内容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悖。在商业价值追逐、资本逻辑裹挟下，算法传播极易“异化”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工具，以十分隐蔽的形式“使强调价值引导、社会责任、内容为王为主导的话语建构受到挤压，为消极错误思想、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虚无主义思潮，以及伪科学、假消息等开辟了技术的‘自由场域’”[10]。成为导致网民认知偏向、价值迷失、行为扭曲的一种“隐性权力”。境外势力借助算法技术先发优势频繁对境内网络进行操控，部分网络社交媒体或自媒体的信息生产被垄断，在利益正当性掩护下不断夺取网络领域的精神生产支配权。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披着算法推荐的技术外衣，挑起众多网络舆情事件，碎片化的话语体系和网民快餐式浏览行为助推舆情事件持续发酵，掩盖甚至淹没了事实真相。综上，基于大数据和智能媒介技术的算法传播生成了全新的网络拟态环境，它既可以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客观反映，也可以是偏离或歪曲反映，它与现实环境共同作用于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知、态度、行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要正视算法传播对舆情事件或符号信息进行摹写、加工以及结构化后所形成的信息环境，还要充分考量受众接受信息的心理环境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充分借助现代化传播手段描绘与重构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网络拟态环境，牢牢掌握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权。（三）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建构可驯化算法传播相关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对电视收视的研究中，把“驯化”概念由生物学领域引入传媒领域。“驯化”是指传媒技术经过消费过程进入私人空间而成为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11]。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创造媒介技术，推动生产生活的便捷、高效、智慧，时至今日媒介技术也不再简单作为工具性存在，它们打上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和价值取向的烙印。当然，人们在创造和变革技术的同时，也会受到媒介技术的约束和影响，被动做出选择或者做出改变，媒介技术与人成为互相依存、彼此形塑的矛盾共同体。算法传播的技术根基是算法，算法从计算机领域为实现特定结果的一套编程表达技术，伴随算法推荐技术在信息媒介领域的广泛应用，“算法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技术工具或者技术手段，而是成为一种事物存在的‘形式’深度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并且还会逐渐脱嵌出来形成自身的技术文化与思想范式”[12]。算法由信息传播手段发展为社会行为导向、思想价值塑造、现实利益分配的一种权力，反向“绑架”和“规训”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和思维方式，挑战人的主体能动性。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建构可以在思想引导和行为塑造层面坚守“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从价值理念的源头上充分体现和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有效规避算法传播对人的反向驯化和吞噬。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发展视角来看，算法传播可以成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机遇和载体，成为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实效的渠道与媒介。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缺场”的阵地，算法传播叙事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行使思想价值引导、人文精神关怀等功能，但算法负载的技术逻辑和价值逻辑易导向信息乱象、社会价值失序、受众行为失范。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能增强主流价值对算法传播过程的导向，以算法传播为主导的平台媒体将不再以受众偏好、兴趣为首要的价值评判标准，自觉加大对符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推送权重。通过对网络信息内容的有效监管、筛选和把关，高扬那些体现崇高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正能量信息，抛却那些刻意迎合兴趣但意义缺失甚至负面低俗的信息内容，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顺利穿透算法迷雾，占领网络空间舆论场域的制高点。“每种技术都有其内在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13] 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取向可言，但任何一项技术因开发者的介入都会打上价值观烙印，不存在绝对价值中立或无价值观的技术。算法传播所配置的个性化信息的意义、流向以及受众对信息感知的方式，都带有或明或暗的不同价值倾向，这种倾向会伴随算法技术更新换代不断扩大影响力。算法传播既然具有价值负载性，就决定了它可以被主流价值驯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可以在价值层面赋予算法传播正当性和合理性，纾解人们的算法焦虑。在主流价值驯服、驾驭之下的算法，可以实现技术发展、社会责任与价值担当的双向促进，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下，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可以为算法传播提供主流价值标准，它所蕴含的理性、伦理、人文、法律和制度的综合力量，可以作为算法传播设计与运行的伦理原则和政治指导，这是提高算法传播在媒介技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其长远发展的根本前提。

二、算法传播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现状

（一）算法传播依托平台优势，削弱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在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赋能下，以智能应用为媒介、以数据为中介的网络数字平台实现了野蛮生长，为网民提供了直观、简洁、快速的信息获取与丰富的场景沉浸体验，带来了生产生活方式的革新。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综合实力指数（2021）》显示，位居前十的互联网头部企业均为平台型企业，主体上包括电商平台、社交平台、娱乐游戏平台、信息搜索平台、新闻资讯平台、物流交通平台，全方位覆盖日常生产生活应用场景。网络数字平台利用多样化算法推荐机制实现人与信息的智能“连接”，生成全新的信息获取方式、知识生产模式、社交关系建立路径，新技能、新信息、新知识、新服务、新关系以“懂你”的姿态俘获万千用户芳心。以微信、微博、博客、抖音、快手、微视等为代表的社交型媒体平台，网易、新浪、搜狐等主要门户网站，今日头条、腾讯新闻、一点资讯等聚合型新闻资讯类平台都在极力运用算法推荐技术，通过信息精准推送、靶向投放，实现信息供给与用户需求的平衡与匹配，这种个性化定制需求的满足极大增强了用户消费黏性。有数据显示，微信、QQ、微博成为当下中国前三强的社交媒介，是新闻资讯的重要分发渠道，三者累加的用户使用时长行业占比高达96.2%[14]。“今日头条等11家新闻客户端聚集95%以上信息量和网民流量，可产生百倍甚至千倍于传统媒体的影响力。”[15] 从当前国内互联网行业发展整体情况来看，商业互联网公司及其新闻资讯产品在市场渗透率、广告市场份额、用户消费黏性等方面遥遥领先，它们通过算法传播获得了巨大的媒介影响力，可以主导社会热点议题的发展走势，甚至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共识达成产生重要作用。在算法传播主导下，那些特色网站、网络论坛、大V、短视频、直播平台所呈现的言语符号系统“有趣有料”、传播快捷、覆盖范围广、交互性强，其所包含的网络流行语、亚文化话语等，高度贴合受众个性化需求，并以强大的情绪情感黏性锁住用户。在技术加持、资本裹挟、盈利能力突出的算法平台夹击下，主流媒体的品牌效应、用户忠诚度、社会影响力深受冲击，绝对意义上的话语权威、话语主导地位被打破，传统主流媒体面临被边缘化风险。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传者主要通过传统主流媒体进行发声，在争夺有限注意力的智能媒体时代，网民对智能算法的依赖和兴趣提升，在比较优势下削弱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者的“吸粉”能力，侵蚀和压缩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有效传播的空间。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实践来看，其话语生产传播机制是单向度、自上而下的，带有强烈的威权色彩与灌输意味。话语体系、话语方式、话语资源、话语内容与网民全方位、多领域的需求匹配度不够，表现出话语使用剥离受众生活世界、话语信息不对称、网络话语与主流话语差异大等症候，导致话语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依赖和信任逐渐减弱。同时，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者对算法传播带来的传播媒介、场域、平台和载体的变化缺少全方位分析，对话语受众网络思想行为、认知方式、接受特点及兴趣爱好缺乏精准研究，因而不能像算法传播一样精准投放适应受众需求、符合受众特点、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话语内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逐渐式微。（二）算法传播的信息个性化、偏好化，分割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注意力资源“注意力是对于某条特定信息的精神集中”[16]，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需求、期望等，发动所有感官通道对外界可感知的信息，实现快速选择、关注、提取、反馈，并依此作出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决策。注意力具有对特定的人物、事件、行为等多种信息要素的选择、保持、调节与整合功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特定对象的持久关注和强烈期望效应即为注意力资源。由于个体存在与活动的时空条件所限，注意力具有天然的有限性和排他性，注意力资源必然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信息资源配置领域，随着信息技术与媒介手段的发展，信息同质化、扁平化、过量化客观上导致原本有限的受众注意力资源严重短缺。因此，赢得受众的注意、关注、重视，是实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有效建构的前提和基础。算法传播的话语生产和传播机制迎合了受众的信息个性需求和趣味偏好，“算法传播利用Web2.0技术，通过自我量化和自我展示将真实个体信息化，在云端再造与真实个体息息相关的云个体，并通过算法挖掘、聚类和分发，实现信息的个性化定制，推动信息传播从大众化转向个人化”[17]。这种信息个性化本质上体现的是用户至上、受众本位的算法传播价值观，这与用户对信息接收的偏爱和私人化心理需求是高度吻合的。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以传播者为本位，传受双方处于“强权威—弱民主”的对话关系，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受众之间的“所言非所需”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较为凸出。在信息过载的负荷、机会成本压力、选择偏好心理等综合作用之下，算法传播的柔性化和娱乐趣味性强的内容更能契合受众需求，受众倾向于把注意力投射到令其情绪情感愉悦的算法信息池。算法传播信息的个性化、偏好化收割了绝大多数的注意力资源，侧面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信息传递到达性、阅读频率和点赞、转发概率有所降低。受众日益沉浸在算法传播的碎片化、泛娱乐化、虚拟化的情境中，他们所接触的话语与公共性价值日渐背离，兼具严肃、理性与深刻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被悬置，并逐步退出其注意力范围。算法传播不断生成的“信息茧房”效应、“泛娱乐化”现象、“后真相”环境，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带来价值无序化、边缘化、分化和固化等诸多负面影响[18]。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被“不感兴趣”标签自动过滤和清洗，高度个性化和同质化的信息将受众包裹在“信息茧房”中，造成受众逐渐疏离具有公共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沉浸在高度同质甚至低质的个性化信息洪流中。“后真相”又造成网络次生舆论甚嚣尘上，公众情绪非理性化、个体思维固化、群体极化，不断解构传统主流价值共识与认同，进而产生政治冷漠、信任体系异化、价值虚无危机[19]。长此以往，将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解构网络空间价值共识和良好的舆论环境，具有偏见性质的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问题、公众情绪叠加，造成公共舆论“巴尔干化”和分歧，放大了社会风险。（三）算法传播遮蔽了受众主体性和价值判断能力，加大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难度智能媒体的“致瘾”机制遮蔽了受众的主体意识与思维能力[20]，数字技术催生的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让受众欲罢不能、全情投入，盲目接受算法推荐、缺乏反思精神的受众，将逐渐放弃主动选择、主动创造信息价值的权利。在算法建构的泛娱乐化、后真相信息圈池中，受众的理性思考能力、价值判断能力、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都被削弱，文化分层和价值区隔化也日益窄化网民的视界，弱化了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理性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那些碎片化、娱乐化信息内容也阻碍网民形成系统性、整体性思维。“选择性悖论”在算法传播时代高度张扬，即受众选择越多、越被动，越主动去选择、接受更多的信息，越被局限在算法规则之下，结局即为信息同质化、价值扁平化、主体性缺失。在算法传播所生成的网络流量社会中，网民既是受众又承担网络信息符号改编、重构的内容生产者角色，在不断地评论、点赞、转发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成了“数字劳动力”，推动“网红”或流量权威的观点（特别是那些煽动性的、博取眼球的、荒诞怪异等负面信息）实现跨界传播、持续生产和反复消费，不断制造网络狂欢。在利益机制驱策下，算法传播会向受众推送更多“感兴趣”的内容，基于共同的兴趣和偏好，或关注共同议题、舆情事件，网民可以快速建立网络社交关系，在共同的圈群内保持高度的认同和共鸣，进行信息和情感的交流。而社交圈群化为受众营造了坚固的“信息茧房”，“不仅会使受众因为知识结构被固化、身份认同被牵制而迷失，更影响到社会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与构建”[21]。受众习惯待在特定的网络圈群中，并极易产生错觉，认为理想他者或社交圈内相似群体都持有与个体相同的“正确的”观点，并难以跳出情感和心理上的“舒适圈”直至主体价值扭曲。从网民信息接收和使用习惯角度来看，信息是否“有用”的首要标准是满足个人现实需求而非参与价值判断。在算法传播的强势建构过程中，网民有限的注意力被碎片化、短效信息高度分割，网民没有富足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深刻的、理性的价值思考和探索，没有耐心静待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意义呈现与表达，“了解”代替了“理解”。长期浸泡在所熟知的信息领地，受众只关注、评论、转发符合自我偏好的观点，对于新领地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他者不可避免的产生排斥性，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被一些网民视为“异见”，话语传者所持有的观点或意见无论多么正确，只要与他们所持有的观点不尽一致，都不可能纳入视界范围，更谈不上实现价值内在认同与转化。另外，算法把关下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网络亚文化内容畅行无阻、极速“吸粉”，青年网民信息化学习力、新生态适应力和谣言辨析力较低，不能正确识别网络消极文化和错误价值观的危害，极易受到算法意识形态的干扰，阻隔了主流价值话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认同进程。

三、算法传播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优化策略

（一）重塑生态：强化主流价值对算法传播的引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要反思算法传播带来的机遇与风险，转换理解技术的方式，超越二元对立模式，积极寻求建构和谐共生关系的路径。要以主流价值观来调控算法，通过调控、疏导和引领信息生产源头的算法设计者、信息内容的生产和分发过程，把算法传播培育成促进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建构的积极力量。第一，注重对开发者和生产者的价值观教育与行为规范引导。算法传播的起点是算法程序和算法规则，它是由人工和智能机器协作完成的一套代码和编程来实现，而“媒介是人的延伸”，任何一次算法传播的发生都承载了人的价值倾向，算法传播引起的价值问题要归结于开发者的价值塑造和价值教育。要加强对算法程序人员的网络信息技术伦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他们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思想觉悟，引导其合理合法合规的开发算法、运用算法。运用算法推荐技术的媒体行业要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把职业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内化为自身行为标准和价值准则，强化媒介担当和社会责任。企业平台要自觉承担算法传播信息内容审查责任，阻止破坏网络舆论环境的不良信息泛滥，净化网络生态环境。第二，加强主流价值观对算法传播过程的把关作用。众多智能媒介技术介入到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尽管提高了信息收集和传播效率，但机械化的技术易被人为控制和操纵，算法把关容易使那些错误社会思潮和敌对意识形态以隐蔽而有效的方式充斥网络空间，遮蔽、削弱甚至压制主流意识形态，对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为此，要加大“人”在算法推荐过程中的参与性与主体性，重新将把关人角色从算法传播手里夺回，守住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权阵地。在信息分发阶段可采用人工筛选和智能机器分拣、过滤协作的方式，如“今日头条”招聘大量人工编辑来填补算法漏洞，把那些恶意、虚假、淫秽、怪异、低俗等信息粉碎、淘汰，把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积极健康向上的信息分发、推送，最后形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占主导的传播态势。（二）争夺注意力：推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变革创新面对算法传播对网络信息格局的强势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必然要实现与算法推荐技术与内容的深度融合，在确保意识形态性、理论性、系统性的基础上，提升话语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第一，从话语内容层面上而言，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2]，必须要与网络社会发展、时代发展、话语受众的生活世界相接触，并兼顾历史与现实、与时俱进，既要遵循宏大叙事的严肃性、理论性，也要结合微小叙事的感性生活逻辑，要既能解决思想问题又能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满足广大受众诉求和期待，最终赢得认同、把握话语权。要积极转化和吸收算法传播生成的网络流行语、网络热词、网络红人、网络大V中正能量的、爱国的话语，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播话语体系中去，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话语内容含量，凸显话语内容的时代特色、现实关怀。新时代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比以往更多更高，参与感、获得感、成就感不断进阶发展，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入脑、走心，必然要回归受众生活世界提取话语素材，充分关注网民群体特别是青年网民的话语心声，充分吸收和转化生活话语、大众话语、网络流行语中的主流价值观元素，打造“共同语言”，最大限度激发话语共鸣。第二，从话语方式层面上而言，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要借鉴算法传播的精准投放、靶向推送的技术原理，基于大数据和多种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增强适应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话语场域的能力，让话语受众享受到与算法传播同等的私人定制级愉悦感、获得感。在具体表达形式上要多利用可视化、图像式、立体化、虚实交融等感性形式来呈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摒弃刻板生硬的纯理性话语范式。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传者要多与受众进行“键对键”“屏对屏”的沟通和交流，要做受众的“粉丝”和圈内好友，成功融入受众的趣缘圈群，及时了解受众的需求。可结合热搜议题、时事政治、社会民生百态、日常生活关注等，把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相结合，严肃话语与网络流行语相融合，配以表情包、搞笑段子、仪式符号等，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有机融入网民日常学习生活，焕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人情味、烟火气，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感染力。（三）识别接纳：提高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受众的算法素养为了推进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受众的有效连接，规避算法传播风险，必须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受众的算法素养。如果把算法比喻成一个“黑箱”，那么算法素养就是识别“黑箱”的能力，包括“过滤机制和设计选择功能的基本知识，以及了解算法对个体的影响是什么”[23]。算法素养一方面强调要接受算法传播的存在，勇于接受算法技术和算法思维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要客观认识到算法传播可能带来的个人主体性损伤与社会风险，提高防范风险、对抗风险的能力。第一，帮助受众正确认知算法原理、识别算法风险。调动社会资源，开拓受众正确认知算法推荐本质及其影响的渠道，倡导那些对网民影响力大的主流社交媒体，适度公开其算法推荐原理，向网民解析平台算法推荐的方式、过程、目的，引导网民在进行信息选择和信息服务消费时保持理性审慎的态度。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设计专题在线课程，邀请计算机领域专家透析算法传播所带来的“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群体极化”“回音室”等效应，深刻认识这些效应对当下社会价值共识凝聚、对个体现实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帮助网民全面认知算法推荐原理及对个体和社会可能带来的风险，可以通过采取什么方式或行为去抗衡算法影响。支持那些有足够能力和条件的受众，通过学习掌握的算法知识进一步建构自己的算法，抗衡或改变算法传播的不利影响。第二，以主流价值观来引导算法传播接收端受众的信息消费行为。网民要提高信息消费理性，能自觉规避泛娱乐信息和情绪化舆论，提高对消极反动、虚假有害信息的辨析力，坚决抵制错误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积极实践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算法传播激活了网民的主体性，网民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参与信息编辑与信息分发。如果网民没有较高的信息甄别能力，没有健康正确的阅读习惯，反而会造成网络信息杂乱失衡，最终网民迷失在算法传播织就的信息牢笼之中。受众在日常信息获取过程中，要主动接触多元信息，自觉防范算法推荐所带来的圈群化、区隔化的风险，对于所接触到的信息不应是全盘接受而是过滤筛选对自我有价值的、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正能量的信息。在社交媒体运用过程中，对不当言论要勇于质疑与抗争，尽量避免对那些低俗信息、“标题党”式帖子的点击，要理性慎重的参与话题、观点的评论、点赞、转发，由此可以净化算法传播的受众“偏好”数据库，提升优质信息内容的推送概率，优化网络信息生态。（四）利用超越：激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者的算法能量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者要顺应算法传播潮流，及时转变理念，清晰认知算法推荐本质与规律，理性研判和审视算法传播风险，抓住大数据时代算法把关范式带来的发展机遇，驾驭算法、优化算法、为我所用，在技术赋能下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多媒介渠道融合传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舆论引导力、思想渗透力、价值引领力。第一，推进主流媒体与算法媒体的有机合作，形成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多渠道融合传播矩阵。主流媒体作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者的主要承担者，要在媒介竞争中坚守“初心”，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舆论导向，做好党和国家的“喉舌”。同时，要顺势而为搭乘新技术快车，为主流价值传播插上算法推荐的翅膀，把算法信息分发拆解价值叙事的变量转化为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的价值增量。主流媒体要组建专业队伍进驻各媒介渠道对算法推荐信息进行审核把关，打破算法信息壁垒，净化内容推荐池，促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算法推荐信息有机融合。话语传者要进驻到新闻资讯平台、社交媒体、自媒体、短视频、网络直播平台等算法社会空间，开通账号发布信息内容、参与议题设置、互动对话，成功打入各类虚拟社群和聚合类媒体平台的“朋友圈”，通过与话语受众互相关注、转发、分享中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宣传、思想价值引领。借助算法媒体的流量优势，搭建全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体系，实现不同算法媒体平台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互融通、相互呼应。第二，转化算法传播技术优势，实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定制化生产、智能化匹配。话语传者要充分认知并掌握算法传播技术和信息机制、生态特点，通过掌握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智能媒介技术，利用算法建构话语受众云端数据库、智能话语分发平台。话语受众云端数据库包含了大量反映网民利益诉求、思想情感动态、发展性期待等多维信息，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可实时抓取生成受众画像，建立受众个性化信息数据流模型，并在有效分析话语受众认知需求、认同习惯的基础上，实现话语内容标签与话语受众需求智能对接。通过话语智能化分发平台，话语内容可实时、动态化精准推送给话语受众，并依据受众信息反馈实时调整话语分发模式，提高话语传播效度。“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24] 只有实现算法传播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建构，才能赢得受众的关注、重视、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网络空间才能“说了有人听、听了有人信、信了照着做、做了传得开”。广大网民的思想和言论被引向了正确轨道，就会提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增强国家认同感和“四个自信”，铸就精神“免疫力”屏障，主动抵制算法传播所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最终全网形成高扬主旋律的良好氛围，强势扩大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传播版图，确保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永远立于网络舆论场的制高点，进而牢牢掌控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谭亚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