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新兴阶级，在近代中国发挥过划时代的重要作用，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各党各派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术家对中国资产阶级(或称为商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不过，对资产阶级作全面而深入的学术研究，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其研究的视角和领域不断创新发展，并取得了许多成就。在这一资产阶级研究的学术发展过程中，章开沅先生可谓是一个重要的推进者和实践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一步一步地引领学术界的资产阶级研究不断进取。
一、从政治性格研究到辛亥革命阶级基础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资产阶级研究，沿袭之前的研究路径，围绕资产阶级的政治性格展开。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性格，也就是由资产阶级内在因素所决定的政治立场和表现，研究所及的内容，主要是：(1)资产阶级的来源和业别结构；(2)由不同来源和业别造成的资产阶级各种类型，如买办、官僚、民族资产阶级，工业、商业、金融资产阶级；(3)从其所拥有的资本大小和身份高低划分层级，即上、中、下层资产阶级，或大、中、小资产阶级；(4)以资产阶级不同类型认定其政治上反动性、进步性、摇摆性、软弱性或两面性。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性格如何，当然是资产阶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当时的研究大多是从理论逻辑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说出发进行的笼统的研究，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多年以来，我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论述，大多囿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成说。”“我们对于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往往是‘一揽子’式的，而且多少有些满足于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之类现成的结论。”因而缺少历史实际状况的考察。
章开沅先生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也以资产阶级政治性格研究开其端，于196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一文，但其研究的路径与当时的同类研究大有不同。从题目来看，这篇论文旨在考察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性格表现，结合辛亥革命的“准备”、“爆发”、“失败”三个阶段论述其不同表现，以史实揭示资产阶级既“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又“不敢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两面性。因此，该文将资产阶级政治性格的研究从泛泛的“成说”研究推进到史论结合的实证研究，而且开启了辛亥革命阶级基础研究的序幕。
如果说章开沅先生的上述文章是对资产阶级政治性格的整体性探讨，那么他随后开辟的张謇研究则是个体性剖析。他自述从事张謇研究的经过说，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他“深感自己并没有具备从宏观上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必须先从企业和企业主的个案研究着手，然后再逐步扩大自己研究的广度与深度”，1962年9月下旬，他从上海乘轮船前往南通，“正式起步”研究张謇。由此可见，章开沅先生研究张謇的用意是为了深化资产阶级上层的研究，认为要深入进行整体研究就必须结合典型资本家个体的研究。他之所以选择张謇为典型研究对象，其中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张謇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以一个农家子弟经过科举成为士人群体的成员，又从士人群体的低层逐步上升到高层，然后再从士人群体向商人群体转变，进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张謇的这种身份转变过程，正是由传统绅士转化而来的绅商群体的典型，集中反映着这一群体的基本性格。而绅商(包括由商及绅的大商人)则是清末民初资产阶级上层的主要构成部分，研究张謇旨在从张謇及其所涉的群体活动透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性格，力图构建一个整体与个体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体系。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下，章开沅先生很快“在1962年至1964年期间”，“写成了这本传记(《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的初稿”。但该书因时局的关系未能出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修改，才于1986年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像章开沅先生那样对资产阶级人物做专门系统研究的学者尚未见到，该书可谓是首倡之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章开沅先生的学术研究基本中断，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重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这时，他的主要任务是编写辛亥革命史，但资产阶级研究仍是其中的重要一环。1976—1977年间，在《辛亥革命史》编写组历次会议上，他指出，“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并把资产阶级问题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三个问题”(另外两个问题是人物评价问题、中外关系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
更有创意的是，章开沅先生注重从社会环境和阶级基础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他尖锐地指出：“人人都说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并非人人都重视对于这个阶级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调查研究。”其言下之意就是说，既然辛亥革命已被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那么首先应该理清这一革命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他后来在阐释自己的研究路径时说：“对于辛亥革命史的探索，我的工作是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开始的，而且以后也一直以此为侧重点。就研究序列而言，开头是透过资产阶级的活动轨迹剖析其阶级性格，然后再着重研究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可以说是一种逆行的探究。”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先行的实践，富有启发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章开沅先生的思想更加解放，对资产阶级的研究也更加重视和深入。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有一些著名的海外学者认为，“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次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牵涉到辛亥革命性质和历史意义的大问题。对此，章开沅先生发表《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一文，在详述辛亥革命时期江浙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后，以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状况与江浙地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状况相比较而予以反驳说：
作为世界上最早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十六世纪后期尼德兰人民起义的时候，号称经济发达的北方诸省，无非是商业、捕鱼业、航海业、造船业比较兴盛，以大商人为首的新兴资产阶级只不过拥有一批手工工场，其发展水平与生产规模远远赶不上本文所论述的江浙资产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物质前提也不过是采矿、冶金、金属加工、制盐、玻璃、造纸、制硝、啤酒等行业中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至于促使英国工业飞跃发展的“产业革命”，那是发生在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一个世纪以后，而且它开始使用的机器还是木头制作的。到十八世纪后期，当北美大陆“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列宁语)爆发的时候，其物质基础也无非是造船、酿酒、锯木、制革、面粉、制铁等行业中一些雇佣几个以至十几个工人的小型手工工场。美国拥有第一座使用机器的棉纺织厂，是在著名的《独立宣言》发布十四年以后，即使到华盛顿就任合众国首届总统之后十年，也不过建立八个棉纺厂，纱锭不到两万枚。至于铁路，那也是在建国半个世纪以后才筑成三十七公里。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是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殖民地土壤上，那么，接踵而起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经济背景来说也没有多大差别。工业革命虽已在法国个别新兴企业中开始，但分散生产的手工工场仍占优势。集中生产的手工工场虽增至五百余家，但规模一般不大，只有少数拥有工人数百名以至数千名。
章先生认为，反观清末时期，仅就江浙地区而言，“辛亥革命拥有的物质前提，并不逊色于他们的西方先驱者”，“江浙资产阶级既然拥有这样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他们就必然要在社会生活中有一番表演”。他还指出：“至于资产阶级直接参加革命者为数不多，这也是各国早期资产阶级的通病，并非辛亥革命所独有。”“如果期望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能够不顾身家性命，率先与封建统治者作殊死搏斗，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恐怕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难以找到的。”这一比较虽是粗略的，但却是开创性的。这是国内外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中，最先采用中外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比较研究方法，来论证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及其资产阶级性质的，也是最具说服力的一种研究方法。
同时章开沅先生也认为，虽然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具有更为厚实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基础，但是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尚需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做进一步的研究，而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概念和模式。他认为：“完全用西欧作为一个范式，那种框架也不容易套得很贴切。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有它自己的特点，它不是按着那种范式或程序产生的……如果用西方的标准、西方的概念来硬套中国的历史，往往容易产生很生硬的结论。”
他力主采用符合中国资产阶级具体存在情况的方式方法，对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水平进行研究。如关于资产阶级总体状况的研究，要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手工工业、机器工业；传统商业、新式商业；传统金融业、新式金融业等)以及数量等有关总体情况进行研究。具体而言，要弄清楚“当时的商人是怎么样的商人，当时的商人是怎样运作经营的，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扮演怎样的角色，特别是他们有多大的空间，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既然存在，必然要寻找并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拓展的能力有多少，外界对他们的影响，给他们的局限有多大，等等”。又如，在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路径和模式上，他指出：“多少合理的模式总是产生于历史实际，任何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发展都不会只有一种模式，决不要把丰富多样的历史内容硬塞进简单的、板滞的框架。”即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来评判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状况和水平。
关于“绅商”这一中国资产阶级中的特殊群体的研究，他指出：“有的西方学者，可能是不大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他们只要看到‘绅商’、‘职商’之类字眼，看到企业投资者而又兼具官僚、地主身份，就不愿承认这些人新的阶级属性。其实，不仅是中国，即令是西欧早期的资产阶级，哪里有那么多纯之又纯的‘血统’产业资本家。”在西欧一些国家的早期资本家中，也存在着“由已经拥有大量财富的封建性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直接向产业资本转化”者，与中国的“绅商”无大差别。因此，对“‘绅商’这一部分应作具体分析，要认真研究他们有无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向以及转化到什么程度，切不可因为他们固有的官绅、买办身份而抹杀其资产阶级的属性”。
关于传统商人转化为资产阶级的问题，由于中国商业的发展在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不同的分化，传统字号与新兴行业的店铺杂然纷存。对于这种情况，章开沅先生认为“都需要作个体的、集团的、行业的深入研究，既要对企业内部结构进行具体分析，又要把它放在整个生产、流通、分配过程中间来加以考察，然后才有可能对投资经营者(包括所谓‘绅商’、‘职商’)的阶级属性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
上述章开沅先生所主张和进行的对资产阶级典型人物和特有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单个人物和单个方面的单体性研究，如张謇、绅商之类，其重点在于社会性和实证性的研究，这是他对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第一个突破口。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揭示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其缘由所在，“才有可能获致对于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状况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二、从单体研究到群体研究
章开沅先生在布局上述第一个突破口的同时，也在逐步部署更具开创性的第二个突破口，这就是推动以商会为重点的资产阶级群体的研究。他认为只是单体实证性研究，还不足以切实揭示资产阶级的整体面貌。他在1981年时就指出：“过去，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个别企业主的经济活动，这自然是必要的，却又是不够的。应该扩大我们的科学视野，要从这个阶级的整体着眼，认真考察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商会，我们一向就研究甚少，其实这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又指出：“过去，我们往往浮光掠影地强调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却不能深入探究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到底是怎样在那里活动，因而无论对革命运动还是立宪运动所作的阶级分析和功过评论，便往往因为论证不足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果能对商会、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市民公社等商人的社会组织“多注意考察”，“并且认真地加以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进行更确切的估量”。
其实，章开沅先生早在开始研究张謇时就已经注意到资产阶级群体研究。他回顾自己开始产生群体研究意识的经过说：
1964年春天，为了筹备“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计划中的有关资产阶级研究项目，我随同杨东莼先生前往天津，有幸看到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同行的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颇有感触，再三向我强调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当时我也有类似感触，因为自1962年对张謇进行系统研究以来，也经常感到简单的阶级归类很难对过渡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群体作出贴切的解释。1963年我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中，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所接触。此后，我在撰写《张謇传稿》时，更初步形成张謇从下层社会群体向上层社会群体、从旧群体向新群体转化的思路。
虽然在当时“这一思路无从公开表述与讨论”，只是他自己独自的想法，但无疑显示了他学术思想之敏锐。因而在该书的写作中，他“多次使用群体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的采用，则是出于对近代中国的国情的考虑，“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特别复杂，而一些历史人物经济、政治、思想状况的变化幅度又较大，有时很难简单地给以阶级或阶层的确切定性，不如借用一个涵盖面较宽而且有一定伸缩性的概念，或许可以有助于更为客观、细致、确切地陈述实际情况。当然，群体这个概念毕竟不能代替阶级和阶层，但如果对这个概念运用得当，则将有可能丰富和发展阶级分析的方法”。
章开沅先生所以提倡展开商会研究，是认识到了商会的产生发展对于资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性。1982年4月，有台湾学者批评大陆学者以“若干商会档案”论证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那是很大的缺陷”。章开沅先生随即予以辩驳说：
我不知道此文作者是否了解我们正在整理研究的“若干商会档案”的全部内容，但这至少令人怀疑他是否真正懂得商会研究对于探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问题的重要意义。我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先后建立，可以看作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活动能量，是与他们有了商会这个纽带和基地分不开的。
他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商会的产生与资产阶级形成的内在关系，这是商会产生的首要意义，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他还认为，商会的产生过程蕴含着资产阶级成长的过程，因为商会的产生经历了从戊戌维新时期的呼吁和设置“商务局”，到新政之初的试行某些“商业会议公所”，再到在全国逐渐正式成立“商会”的过程，“这就足以说明建立商会决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出于清朝皇帝偶发善心的恩赐，而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在商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方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社团，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地方，从此不再是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或其他社会势力相周旋”。于此，章开沅先生指明了商会的产生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成长来说，具有阶级形成、力量壮大、团体更新三大标志性意义，这是国内外学者第一次表述商会的产生对资产阶级成长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也指明了商会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对学界后来的相关研究极有启发性。
到1983年，资产阶级研究渐成热点，商会研究也逐渐兴起，是年8月在复旦大学举办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章开沅先生在会上就如何改进资产阶级研究方法作了发言，郑重强调开展商会等社会集团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
第一，集团研究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或个案研究与阶级、阶层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因为，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单个企业的简单相加一样，而集团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把资本家称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即代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规定和关系的综合。这些规定和关系，在资本家个人和企业个体中固然已经存在并以多种样式表现出来，而在一定集团(如资本集团、商会等)则往往可以更为丰满也更为清晰地得到表现。多样性的充分展示，常使统一性的揭示更为确切与深刻，这是许多探索历史规律性的学者的共同认识。第二，推而广之，无论是人类社会或自然界，无论是社会或自然界的哪个领域和哪个侧面，其本身结构和研究方法都是多层次的。……其间同样也存在着许多规定和关系，因而也就决定了生物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研究方法的多层次性。人与动植物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及其间的多层次性则是共同具有的。我之所以强调集团研究的重要，目的也正在于使我们的认识和研究方法更加符合历史客观实在的多层次性。
在此，章开沅先生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了“中间层次”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出了集团(或群体)在社会构成中处于个体与国家(或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中间地位，其身上具有链接个体与国家的纽带作用和群体性特征，对群体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更确切、更完整地认识某一阶层和某一阶级。
章开沅先生还在研究方法上指出了个体研究与“中间层次”研究的关系。他说：“我们强调个案与典型剖析，决不意味着只去研究一个一个的企业家或资本家，各个资本集团和行业同样可以作为个案与典型加以研究。”“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的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这是由于，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许多规定和关系，在集团中间比在个人(或个别企业)身上展示得更为完整和清晰，从而也就更加有利于对阶级、阶层作总体的理论概括。”这就是说，对商会等集团的研究，不可只是就商会论商会，更需要对个人与集团之关系，集团与阶级之关系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
章开沅先生所说的“集团”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商人群体组织，力图覆盖资产阶级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区域。他写于1983年的《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自序》中说，“以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而言，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阶级内部上、中、下层结构的剖析，当然都需要继续深入探讨。但是，为使这种研究取得更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就不能停留于不分行业、地区的‘一揽子’式的考察和论述”，因此，不仅要继续深入研究企业家与企业集团，而且要将“行帮、公所、会馆、商会、港埠、集镇……举凡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以及他们栖息并且活动于其间的社会环境，都应该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只有逐步弄清各个侧面，才能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资产阶级的整体，并对这个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动向作出真正科学的说明”。
他在多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应该进行研究的资产阶级群体多种多样。除了最为关注的商会之外，还涉及行业组织(如行会、同业公会)、同乡组织(如商帮、同乡会)、治安组织(如商团、救火会)、自治组织(如工程局、自治公所、自治会)、体育组织(体育会、尚武会等)、教育组织(教育会等)、政治组织(如预备立宪公会)；从空间范围来说，有城市性组织、地区性组织、全国性组织等。这些组织，有的已为商人所控制，有的多有商人活动其间；有的是以往基本没有研究的，有的是以往有所研究的。对于以往没有研究或很少研究者来说，自然是先声夺人之举。比如，关于商会的研究当时刚刚起步，只有极少数学者开始涉足上海、天津、苏州三个商会和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研究，尚处于资料开发整理的阶段，章开沅先生是第一个关注者和提倡者。对于以往有所研究者来说，则是承前启后之举。比如，以往对行会有较多研究，但研究内容限于行会的产生发展过程，办事机构会馆、公所的建立和管理制度，行业经营和管理制度等，主要批评其封建性和垄断性；对于同乡商人群体商帮虽已有不少研究，但主要限于商帮的兴衰过程、商人们的经营范围、经营特点、经营之道、商业道德和重要商人等，基本没有从群体和阶级构成的角度研究行会、商帮的。章先生的研究既开阔了资产阶级群体研究的范围，也刷新了行会、商帮等商人组织研究的角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级的成长水平主要不是看它的数量，而是看它的组织程度，组织程度越高，力量就越大，阶级的自觉性就越强。章开沅先生关于各种商人群体研究的倡导和谋划，无疑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创新意义，可以说抓到了关键之处和核心之点，可谓是足智多谋，深谋远虑，影响远大。
三、从单一群体到群体互动的研究及其创新源头
章开沅先生提倡资产阶级群体研究的目的是要达到对资产阶级整体的确切认知，所以他倡导群体研究不只是着眼于扩大研究领域，不仅仅是对一个一个或一种一种群体的单一性或封闭性、孤立性的研究。因此，他在提倡群体研究之中还含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必须要进行群体之间互联互动的研究，这也是他的资产阶级研究的第三个突破口。
章开沅先生是在张謇研究的基础上萌生这一研究思路的。他说：“早在60年代从事张謇研究期间，发觉张謇当年曾把自己定位于‘官商之邮’，而且在访问日本以后已经提出需要正确处理‘政、学、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张謇所提到的这些，都内含着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张謇研究中初步运用了这种群体互动理念。
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章开沅先生的群体互动理念日益强化。在1981年时，他指出，在群体互动研究中，“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把社会运动真正看作是服从于一定规律的客观存在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诚然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但它决不是个人活动的简单堆积，而是由许多相互关连的群体(阶级、阶层、政党、社团等等)组成的一种社会运动。这些群体不是自由的任意的相互结合，而是直接或间接受着特定生产关系的制约”。这里章先生进一步强调了群体互动研究的要义所在，一是群体是个人参与社会进而发挥作用的中间环节，它在社会运动和历史构成中居于核心地位；二是群体的活动和互动及其作用反映着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历史规律。
1983年，章开沅先生又概略地论述了商人群体之间互联互动关系对于资产阶级整体形成和社会影响的关键性作用。他说，清末时“全国各地六百多所商会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网络，因为商会之下又多设有商学会、商学公会、商学研究会、商业学校、商业研究所，并且还出版了商业(务)杂志。资产阶级正是通过这些团体和机构互相联结起来，并且以商会为据点，进而把势力伸进地方自治机构，如市政工程局、自治公所、市政厅、市民公社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有一个资产阶级存在着，活动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
1985年后，章开沅先生开始把这一思路付诸研究实践。他在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初步考察了洋务运动中几个不同类型群体的角色功能及其互联互动关系。他认为在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推行者有四个群体，“一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督抚群体……二是郭嵩焘、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等思想先驱群体……三是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等科学专家(或技术官僚)群体……四是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唐廷枢等经营管理者群体”。其中的经营管理者群体，“他们的作用极为重要，督抚群体的决策，思想先驱群体的观念，科学专家群体的才智，都要经过他们的组织运营才能成为现实，成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近代企业、事业实体”。这一段论述，虽然简略，但是别开生面，不仅指出了这四个群体的各自功能作用，而且指出了经营管理这一群体的整合作用，揭示了他们之间的互联互动关系。这一研究视角，在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实属罕见，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到1995年后，章开沅先生在上述群体互动构思及某些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主持了近代群体互动的具体研究，即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该课题“虽然还不足以涵盖官、绅、商、学诸群体的各个层面，但大体上已能将晚清至民国期间官、绅、商、学的社会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给以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陈述与分析”。其具体内容包括了晚清督抚群体、民国县长群体、近代绅商群体、乡绅与宗族社会、近代官商关系、近代商学关系、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近代官绅商学与宗教关系，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主要社会群体及群际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整体研究。
综观章开沅先生的有关论述及其所主持的研究项目，他所提出的群体互动研究，就资产阶级研究来说，已涉及多重关系。第一重是资产阶级内部各方关系，其主要涉及者，一是各种各级商人群体之间的互联互动，如行会与商会之间，商务分会与商务总会和全国商会联合会之间；二是各地商人群体之间的互联互动，如上海商会与苏州、武汉、天津等商会之间；三是各类商人群体的互联互动，如商会与商学会、商团、国货维持会等。这一重关系主要考察资产阶级的整体状况。第二重是资产阶级与外部社会关系，其主要涉及者，一是商人群体与其他阶级阶层群体之间的互联互动，如商人群体与官僚群体、绅士群体、知识群体、工人群体、学生群体等；二是混合群体中商人与其他阶级阶层人员之间的互联互动，如预备立宪公会中的商人会员与官绅会员之间、商学会中商人成员与学界成员之间。这一重关系主要考察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力。第三重是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其主要涉及者，一是商人群体与各级政府之间的互联互动，如各地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与省市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二是商人群体与各党派的关系，如商会与立宪派、革命派、共和党、国民党等党派之间。这一重关系主要考察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及其政治态度。
由上可见，章开沅先生的资产阶级群体互动关系研究的理念已经构成一个基本的系统，他不仅是这一理念的首倡者，而且是具体研究的先行者，将资产阶级研究推进到又一个新阶段。
章开沅先生为何能连续不断地提出上述资产阶级研究的三个突破口，他之所以有如此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主要有两个知识源头。一是社会学知识的运用。他说：
“文革”前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的学术理念、方法、路径与风格发生很大变化。……有些人以为我可能是接受了美国同行或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才发生如此明显变化。……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我是大陆学者中较早也较多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其实这要感谢已故的老师马长寿教授，他在金大(金陵大学)作为历史学家开社会学通选课，自然会在我这个历史系学生身上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我对社会学的某些理论、概念与方法早已略有所知。
我在多年史学实践中，并非简单借用社会学的概念，而是确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一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的重点置于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
正是由于有社会学的知识基础，所以章先生能在1964年看到天津商会档案时，便能与邵循正先生的希望开展商会之类社会集团研究之言产生共鸣；后来又能从张謇的“通官商之邮”自白中看到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将这些敏锐先见收藏心中，待机而发。他通过运用大学时期所学到的社会学知识，将资产阶级研究从政治史视角扩大到社会史视角，并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自己独有的研究路径。这说明开阔知识结构进行跨学科研究对学术创新的重要性。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会。章开沅先生在资产阶级研究思路上的每一个突破口，几乎都是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提出的，在他的论著中屡屡可以看到关于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指导自己研究的表述。如在提出辛亥革命社会环境研究时，他所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很注意对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我自己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运动作为整个对象，并没有局限于单个的人物与事件。”那么如何进行这种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人物与事件研究呢？他借鉴了列宁解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他说：“列宁有一句名言：‘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和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所以他特别强调和重视把辛亥革命及其进行者放到其所处的环境中进行研究，并且确认资产阶级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的社会推动力，应该着重加以研究。在提出资产阶级群体研究时，他汲取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他说：
要认真向马克思、恩格斯学习，他们对于欧洲英、法、德等国资产阶级，不仅分别研究了各个地区的特点，并且着重分别研究了金融、商业、工业等各种类别的阶级性格差异。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也早已强调指出：“我们调查商人成份，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关系。”
章先生由此强调说，我们的资产阶级研究，“今后应该更加认真、细致、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虽然产生于离现在一百多年和近百年的时代里，但他们对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及其思想原理，仍然有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之处，这也是章开沅先生取得成功的一个源头。
章开沅先生的这种研究路径开拓，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少学者相率仿效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模式并生搬硬套地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完全不同，而是运用跨学科思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独辟蹊径自创一派，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在当下确可作为楷模。
结 语
章开沅先生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中所提出的创新路径和研究方法、研究课题，在历史学界发挥了明显的引领作用。
首先是章先生身体力行，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提出创新思路和方法，并体现这些创新的成就、价值和意义。他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对辛亥革命之前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来源、发展和特性作了独到的论述，并进行了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比较研究，直至今日仍有独到之处；通过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较早较好地将经济社会基础与政治变革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在《张謇传稿》中，他为“绅商”这一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中特有群体及其由绅到商演变过程和特点进行了首创性的个案研究。在《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中，他率先从群体的角度分析洋务运动中的各个阶层。在他主持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一书中，他组织已毕业的学生对近代中国官、绅、商、学四类主要群体进行了第一次整合性研究。
其次是内外结合，领袖群伦。所谓内，是指章先生引导自己的学生进行这些创新性的研究。章先生在自己进行研究的同时，还部署自己指导的两位研究生——马敏、朱英，进行商会与资产阶级方面的研究；后来马、朱二人在商会史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与章先生一起培养了为数不少的后续商会史、行会史研究人才。正是由于章先生的先见之明和育才有方，逐渐造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成为中国近代商会、行会与资产阶级研究的第一重镇。就是我这个身跨内外两界之人的中国近代商会和资产阶级研究，也受到了章先生这一思路的指引，收益多多。章先生的这些学生们的商会史和行会史研究中，均把群体性和群体互动及其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成长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所谓外，是指章开沅先生引领和支持本单位以外的学者开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他提出群体研究这一研究理念之时，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近代行会史虽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均以研究行会的数量、分布状况变化和经济功能为着眼点，基本没有涉及行会与资产阶级存在状态之关系；而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涉足的只有极少数学者，且尚处于资料收集和整理阶段，亦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更缺少明晰的群体研究思路。章先生这一理念的提出，对认识商会史的学术价值，开阔商会史的研究视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后来，在史学规划会议上，章先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丁日初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胡光明先生等专门讨论了天津、上海、苏州的近代商会档案资料整理出版计划，力促三地商会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
时至今日，章开沅先生的这些创新仍是中国相关研究者值得继续运用和继续研究的。如在研究对象上，典型个体研究尚存在缺位，有些人物还值得研究，特别是那些带有过渡性的“官商”、“绅商”、“职商”人物。在群体研究上，商会和行会虽已多有研究，但对其他商人群体的研究还有程度不同的短缺，如乡帮群体、区域群体、特殊群体。在研究视角上，个体与群体关系，群体与群体关系，籍地与在地关系，经济与政治关系等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推广。在中西比较研究上，自章先生提倡并初作研究之外，至今仍基本没有研究，而是常有学者在没有具体研究的情况下，空洞地以所谓中国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没有形成为一个阶级论之，因而这是一个很有必要全面深入研究的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性格的问题，也需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其政治态度的变化与其“两面性”、“软弱性”、“投机性”、“在商言商”性之关系。
纵观章开沅先生的资产阶级研究经历，可以看到其进展的路径是：从笼统的整体研究到典型的个体研究到分类的群体研究再到切实的整体研究。如果我们回顾整个中国学界的资产阶级研究进程，显然可见两者是何其相似，而每一次研究视角的转换，几乎都可以看到章先生的先发之声。因此，尽管章先生在具体研究中的观点不尽可赞，范围不尽覆盖整个近代中国，但其开辟的研究路径是众所认可的，也是皆可适用的。由此可见，章先生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中，称得上是既与时俱进，又领先一步，其出色的学术贡献值得赞赏，其善于探索的学术精神值得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