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天，我来到上海，与先期来此的任铁锋、郑震庭会合后继续四处寻找组织。那时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正日益高涨，社会上出现的爱国进步书刊也越来越多，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

我经常到书店、书摊上去翻阅各种书报杂志，一看就是半天，特别好的书刊我也买一些，以便细细研读。我之所以广泛涉猎进步书刊，目的是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党的活动线索，找到更多的进步团体。　　

当时抗日救国会下面有一个女教师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又组织了女教师读书会、世界语读书班、歌咏组、女工夜校等，这些我都一一参加了。其他进步组织，例如陶行知先生领导的“小先生制”组织，我也参加了。　　

女教师读书会借用一个小学的课堂每周聚会一次，参加者为小学教员和曾经教过小学的女性，都是一个介绍一个进来的，所以都是比较可靠的进步青年。　　

有一次我将自己看过的政治类、时事类书刊上有关国内外形势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之后，作了一次洋洋洒洒的发言，大家都说我讲得很好。之后，就有一位叫赵玲的女教师开始主动接近我。她经常到惠平中学图书馆来找我聊天，开始只谈读书方面的问题，久而久之发现彼此观点基本一致，于是话题慢慢深入。我们一起抨击“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痛骂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进而又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问题畅谈了看法。我隐隐感到，40岁的赵玲跟我谈这些并非兴之所至，她一定不是等闲之人。

不久，她邀请我上她家里玩。她没有儿女，两口子住在两层公寓楼的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宽敞而又明亮，比起我们的住处简直是天上地下。她丈夫叫萧明，矮胖身材，很精明，也很热情。交谈一阵之后，他便开门见山地说：“我看你不是一般的女职员，你阐述问题立场观点正确，分析也细致深刻，很有说服力，你大概是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吧？”他看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便自我介绍说：“我们也是与组织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　

原来，萧明是大革命前的老党员，湖南新田县人，曾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谈得很恳切，我感到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他是可以信赖的，于是便把失去组织关系和找党的经过如实告诉了他。　

后来，接触多了，我又陆续讲了诸如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南暴动、工农红军以及井冈山反“会剿”、闽西闽南和闽东斗争的经历。萧明鼓励我：“让我们都努力工作吧！等工作有了成绩，我可以通过个别联系的渠道，向北方局报告你们的情况。相信我们都是可以接上组织关系的。”　

有一天，萧明告诉我，他已把我们的情况函告北方局党组织了。不久，萧明又告诉我们，北方局党组织来了复信，要他负责与我们联系，并进一步搞好现有工作。大约在1936年6月底，萧明赴北平，说是组织让他去的，大约20多天即可返回。可他离沪后直到8月底才有信给赵玲，叫她前往北平，他决定不回上海了；同时要赵玲告诉我，让我放心，他会写信给我们的。　　

赵玲走后，我不免有些失望——寻找党组织的希望难道又要落空了吗？认识赵玲夫妇对我而言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他们视我为知己，待我亲如姐妹。　

望眼欲穿地等了1个月，萧明终于来信了，信上说北平“王大哥”要到上海看望我们，要我们“热情款待”。　

这分明是告诉我们：党组织派人来联系了！真是喜从天降啊，我们都像孩子似的欢呼雀跃起来。

1936年9月底或10月初，“王大哥”果然来了，见了面彼此都非常高兴。他是个山东大汉，30岁左右，厚道而又和气。“王大哥”说，他属于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上海特科，属于党的军事性组织，不是上海党组织，是北方局指示特科来与我们联系的。他还告诉我们，萧明已在北方局工作了。我和任铁锋把各自的简历、离开闽东的经过和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寻找组织的情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他听过之后要我们各写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交特科党组织审查。10月中旬，“王大哥”又来见我们，并正式传达：特科党组织研究审查了我们的报告，决定批准恢复我和任铁锋的党组织关系。　

我从1935年2月离开闽东，到1936年10月找到党组织，其间失去组织关系共一年零八个月。这一年零八个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党组织，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党组织，从广州到上海，从酷暑到严冬，我们尝尽了失群孤雁的辛酸苦辣、彷徨烦恼。现在好了，我又投进了党的温暖怀抱，重新拥有了政治生命。从此，我感到人生更有价值，生活也更加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