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时期，我曾经在任弼时同志身边工作过，目睹耳闻了任弼时同志的夙夜在公、高风亮节，他的光辉形象我永远难以忘怀。
紧张工作在王家坪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1947年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调胡宗南等部二十多万人进攻延安。当时，延安我军不过四万多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待敌人进入陕北后，再分块消灭。所以中央各单位要向外疏散。一天晚上，杨家岭来了三辆大马车，拉上中央秘书处和机要处的重要文件以及中央特会室保管的党的珍贵财物，准备撤离。我就是跟随特会室的老同志护着党产，坐其中的一辆大车离开延安的。
1947年3月，中央决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先迁移到子长县王家坪等地以保证中枢机关的正常运转。任弼时同志到子长县王家坪后，即指示从延安疏散出的各职能单位，要坚持做好本职工作，一分钟也不能停顿。一天，接到延安的通知，在延安坚持广播的新华广播电台，因敌机轰炸，被迫停止工作。任弼时指示在瓦窑堡附近筹建的备用电台立即接替工作，使红色电波没有中断。
抗日战争期间，苏共曾向我党中央派来一位保健大夫，当时苏共的一些信息也多由他传递。在撤退延安的路上，他找到任弼时同志说：你们为什么要让出延安？延安是你们党中央所在地，世界知名度很高。这次撤出延安对外界影响很大。任弼时同志耐心地向他解释：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便于同敌人周旋，我们必须放弃延安。这是主动放弃，不是败退。既然主动放弃是一种战略，那么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他希望苏方能理解我们的意图。这位大夫听了任弼时同志耐心解释后点头表示理解。任弼时同志又说：“现在敌机白天来轰炸，我们只能晚上行军，夜晚行军有诸多困难，望你们注意安全，还请听从安排，过了黄河情况就会好些。”这位大夫紧紧握着任弼时同志的手激动地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们？”任弼时同志笑着说：“不会很长，最多一年。”1948年3月，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领导的中央前委机关为便于指挥全国的战略大决战，东渡黄河经晋绥边区来到晋察冀边区西柏坡一带。这位保健大夫也随中央后委机关来到西柏坡，分开刚好一年。
关心同志们的过冬问题
原中办信访局副局长陈永清曾对我讲起任弼时同志的一件事。1947年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时，陈永清是中央纵队的行政处长。当年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任弼时同志找他谈话：“立秋以后陕北的天很快变凉了。你还记得，今年春天行军打仗情况危急时，我们的一些同志为了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和党的重要文件，把自己的被褥、衣服等生活用品都扔了吧？在咱们夜晚行军时，大风大雨中上一个小山坡，路不好走，牲口蹄子打滑就是上不去，尽管大家前拉后推仍然无济于事。当时情况紧急，一位警卫同志把自己的棉衣脱下铺在路上，有几个牲口上去了。后因棉衣被踩成一团了，又上不去了。另一个同志将自己的棉被铺在路上，后面的牲口很快踩着上去了，棉被却被踩成烂泥要不得了。秋凉了，这些同志就难过了。要及早跟中央后委联系，请他们设法送一些棉花、棉布来先解决这些同志的特殊困难。”
陈永清说：首长讲的那年春天夜行军时的险情，我记忆犹新。当时敌人紧追我中央纵队，有时只隔十几里路，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同志们为了保卫首长的安全和党的重要文件、资料，不惜丢了个人的衣被等生活用品，事迹很感人。行政部门也曾研究过给这些同志们一点补助，解决他们的困难。但当时纵队经济太困难了，拿不出钱和物，只好等条件好些了再说，这样就拖下来了。任弼时同志每天都要紧张工作，经常忙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眠，还要带领中央纵队与敌人在陕北周旋，在日理万机中还想着这些有特殊困难的同志，并及时提醒我们在天凉前设法为同志们解决困难。首长的指示太及时、太重要了。
遵照任弼时同志的指示，陈永清当即给远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的中央后委领导发电报，请求在天凉前送来一些棉花和棉布，以解决特殊困难同志的衣被问题。当年8月初，后委即派人送来了300多斤棉花和山西临县农村妇女手工织的小土布50多匹。任弼时同志指示陈永清要亲自把关，把这些来之不易的棉花、棉布补给有困难的同志，保证他们安全过冬。
各单位经过调查研究，报来困难人数及需要补助的棉花、棉布数量，经粗算，还有一点富余。陈永清向任弼时同志及时汇报并请他放心。
陈永清从陈琮英大姐（任弼时同志夫人）那儿了解到：任弼时同志早在春天时，就让人把自己唯一薄被的棉絮掏出来放在一个旧马袋里，送给了那位用棉被给马铺路的同志，还不许声张。他现在只有一条旧毛毯和夹被，过冬也有困难，身体又不好。经和琮英大姐商量，他们给任弼时同志的夹被里絮上点棉花。但任弼时同志坚决不要，说有毛毯、夹被，还有自己的大衣，过冬没有问题。任弼时同志还生气地批评陈琮英随便乱说。直到中央后委秋天又送来一点过冬的物资后，任弼时同志才许可夹被里絮一些棉花。
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但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我就更加怀念可亲可敬的任弼时同志。
（来源：《秘书工作》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