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技术是一种可以对基因组DNA特异性识别并定点修饰的技术，通过对生物个体的基因组进行定点的敲除、敲入、替换、突变等一系列人工修饰，完成基因系列的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人类第一次在小鼠身上完成基因编辑开始，基因编辑技术日益成熟，应用也日益普及。由于动物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当前全球多国政府都大力支持，社会资本也积极介入。但是，动物基因编辑也引起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我国学术界对人类基因编辑引发的伦理问题极为重视，有许多讨论和研究，但对动物基因编辑引起的伦理问题却没有足够的重视。例如，国外学术界从农业和环境伦理学视角对动物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有些研究，我国则鲜见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对动物基因编辑引起的伦理问题进行系统的揭示、梳理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伦理原则及治理措施，有助于使我国动物基因编辑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动物基因编辑研究与应用的现状及前景
当前，动物基因编辑主要发生在农业领域和医学领域，其他领域也有一些涉及。动物基因编辑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有巨大的潜在利益。
1.农业领域动物基因编辑的现状和前景
在农业领域，对动物进行基因编辑的研究已经广泛地在猪、牛、羊、兔、鸡、鱼、虾、蚤、蚕等动物上开展，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农业遗传育种来提高肉、奶、皮毛等的产量和品质，以及提高农场动物的抗病性。农业领域进行动物基因编辑的益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提高肉食动物的肉类产量和品质。研究人员通过基因编辑敲除猪、牛、羊、兔的MSTN基因（即抑制肌肉生长发育的明星基因），可以提高猪、牛、羊、兔的肉产量和瘦肉率；通过基因编辑给公猪去势，可以除去猪的膻味，提高猪肉品质。敲除鸡的G0S2基因（即鸡的脂肪代谢和沉积的开关基因），可以得到低脂品系的肉鸡。
第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可以避免牛奶过敏症和乳糖不耐症问题。牛奶中含的乳蛋白过敏源β-乳球蛋白（BLG）是引起婴幼儿牛奶过敏症的主要过敏源，中国农业大学的科学家已经使用基因编辑技术，通过体细胞核移植方法获得BLG基因敲除奶牛，有望避免牛奶过敏问题。内蒙古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将β-糖苷酶（LacS）插入牛基因组中，使其仅在牛乳腺中特异表达，在泌乳过程中激活，这样的牛奶通过简单的加热就能水解乳糖，为乳糖不耐症患者提供安全经济的牛奶。此外，科学家还在继续探索调控牛奶营养成分的关键基因，有望进一步提高牛奶品质。
第三，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提高羊毛产量和品质、改变羊毛颜色，还可能改良蚕丝。新疆畜牧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用基因编辑技术，通过敲除ASIP（刺鼠信号蛋白）基因改变绵羊的毛色，得到想要的颜色。内蒙古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绒山羊的CCR5基因第二外显子进行编辑，提高了山羊绒的产量和品质。另外，我国研究人员在家蚕基因编辑促进蚕丝改良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第四，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可增强动物的抗病性，还可以削弱动物攻击性。例如，猪的“蓝耳病”（即猪的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是养猪业面对的一大传染病，研究人员采用基因编辑技术敲除猪的病毒受体CD163的相关基因，从而获得了抗病性良好的基因编辑猪。科学家预测，通过编辑控制动物的角生长的基因，可能获得无角的牛羊，削弱农场动物的攻击性，降低管理成本。
2.医学领域动物基因编辑的现状和前景
在医学领域，对实验动物进行基因编辑的研究已经广泛地在小鼠、猪、牛、羊、兔、鸡等动物上开展，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建构和制备疾病动物模型以供研究疾病的发病机理和治疗措施，以及作为人类异种器官移植的培养基。
疾病动物模型指为模拟人类疾病的特定病理表型或发病机制而培养或诱导的，用于研究疾病或药物的一类实验动物。这样的模型既可以避免人体实验造成的伤害，又具有极高的复制性。例如，2014年美国的研究团队利用CRISPR/Cas9技术将肿瘤基因引入实验小鼠的肝脏细胞，并成功诱导形成肝脏肿瘤，建立肝癌小鼠模型。再如，研究人员发现白血病患者往往存在七号染色体移位和四组以上的基因突变，研究人员用CRISPR/Cas9技术培育出先天性七号染色体长臂基因缺失的实验小鼠，并成功诱发了白血病，构建起白血病小鼠模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还发现有些基因抑癌作用显著，为治疗人类白血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目前，基因编辑建立的疾病动物模型已经运用到多种遗传病、传染病、癌症等疾病的研究、预防和治疗方面。例如，遗传性血友病、遗传性白内障、遗传性艾滋病、传染性乙型肝炎、肺癌、肥胖等疾病动物的模型和实验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医学实验动物的应用方面，目前，对猪、牛、羊、兔、鸡等的基因编辑都被用来制备疾病动物模型。例如，猪是医学领域中最好的非灵长类动物模型，丹麦科学家已经获得了肺癌模型猪。研究人员编辑鸡的G0S2基因（即鸡的脂肪代谢和沉积的开关基因），得到了研究肥胖及其调控机制的动物模型。对奶牛的调控牛奶营养成分的关键基因进行编辑也在不断探索并取得了进展，为奶牛乳腺生物反应器生产重组蛋白奠定了基础。扬州大学的研究人员构建出兔高脂血症动物模型，这有助于探寻高脂血症和动脉粥样硬化症机制，为人类攻克这些疾病提供参考。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针对猪的 Leptin、 MC4Ｒ 、 FTO 、FABP4、 UCP1 等典型肥胖基因或肥胖相关基因进行单独敲除，或联合其他肥胖基因或载脂蛋白进行双敲除或三敲除，建构了肥胖动物疾病模型，证明了这些基因的功能及其在肥胖和脂肪代谢中的作用，为肥胖治疗提供了新方向，也为后续着眼于此来开发新药物提供了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猪的器官与人的器官大小相似，而且猪的食性、代谢水平、体温和心率都与人类的特征更为接近，因此，猪可能成为人类异种器官移植的理想供体。异种器官移植最大的困难在于排异反应和跨物种病毒传播的风险，基因编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扫清异种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和跨物种病毒传播两大障碍提供了希望。2002年国外研究者利用CRISPR/Cas9技术敲除了猪的GGTA1基因，使得实验猪仔失去了合成识别异种器官蛋白的能力，将其心脏移植到狒狒体内可以正常完成生理功能。目前澳大利亚科学家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2021年10月美国纽约大学郎格尼健康中心研究人员进行了将基因编辑过的猪肾移植到一名有肾功能障碍的脑死亡患者体内的实验，54小时内这个经过基因编辑的猪肾功能良好。今年1月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将一颗经过基因编辑过的猪心移植到57岁的患者贝内特体内，没有产生超急性排异反应。因此，人们看到了异种器官移植的巨大希望。
3.其他领域动物基因编辑的现状和前景
基因编辑技术还可以用于“定制宠物”，或用于增强工作动物的某些特定功能，以及用于提高指标动物对环境的敏感性。例如，英国研究人员采用CRISPR/Cas9技术对宠物羔羊进行了毛色基因编辑，获得了五种毛色的羔羊；研究人员还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养出了“斑点狗”；人们正在预想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加强某些动物的工作能力，如增强警犬对气味的敏感度。此外，目前研究人员还利用CRISPR/Cas9技术对几种水生甲壳动物进行基因编辑。例如，对脊尾白虾的基因敲除，可以获得基因敲除突变体虾，该虾获得抗副溶血性弧菌或嗜水弧菌能力，具有抗病抗逆能力，获得的基因敲除虾EcMIH-KO，体长明显增加，幼虫的变态时间明显缩短，无死亡和畸形等问题，可以作为指标动物提高其对水质检测的敏感性。
二、动物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分析
由于基因编辑的对象是动物而不是人，因此，在分析和评价动物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时，首先面临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分野问题。如果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看问题，动物基因编辑涉及人类福祉和人的权利，包括食品安全和知情同意、经济利益和分配公正、物种多样性、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等问题；如果从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看问题，动物基因编辑还关乎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问题。在此，我们把这些伦理问题梳理后分为如下三类来分析。
1.动物基因编辑对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的双重影响
关于动物权利的复杂论证不是本文重点。目前，关于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的伦理研究有两条进路。第一条进路以彼得·辛格为代表，以能感受到快乐和痛苦作为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的前提。这条进路主张人有义务让这些动物免受痛苦并提升其快乐。辛格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跨越物种界限，主张同等的利益同等地考虑。这就要求在避免动物的痛苦和追求人类的利益（如获得廉价的健康食品）之间找到平衡。主张强式动物权利论的雷根和海恩斯（Haynes）等人甚至认为，无论人类的经济利益是什么或有多大，都不能让动物经历严重痛苦。第二条进路以纳斯鲍姆为代表，聚焦于动物的生理机能和能力。这条进路主张无论在何处使用动物，都要提升动物的福利，即提升动物完成自然行为和经受积极的福利及免于消极经历的机会。这也是在人类广泛使用动物背景下，动物福利组织的立场。换句话说，动物福利组织并不反对人类使用动物，但呼吁提升动物福利和与动物生活相关的各方面的条件。纳斯鲍姆理论的核心是动物“繁荣”理念。道金斯关于“提升动物福利”方面的两个问题及其回答反映了这种要求。第一个问题是：这将会提升动物的健康吗？第二个问题是：这将会是动物所想要的吗？换句话说，满足动物在健康和自然行为方面的需要是动物福利的标准。
世界动物保护组织的《世界动物福利宣言》中将动物划分为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娱乐动物和野生动物六类。国际上通行的动物福利包含了五个方面，即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行为福利和心理福利。其中，生理福利即不受饥渴的自由，应为动物提供充足的饮水和食物；环境福利即生活舒适的自由，应为动物提供适当的栖息场所，并保证其充足的休息；卫生福利即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应保证动物不受到额外的伤害和疾病，遭遇伤病时得到救治；行为福利即表达天性的自由，动物应当具有充足的空间条件进行活动；心理福利，即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的自由，避免动物遭受精神痛苦。总之，动物福利组织并不反对使用动物，不反对饲养农场动物供人类食用、饲养实验动物供生物学和医学实验，但在饲养、运输、工作、处死过程中要尽量保护动物的以上五种福利，人道地对待动物。例如，饲养过程中提供舒适的自然条件，屠宰过程中使用麻醉措施，进行医学实验后采用安乐死处理。
从以上关于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的观点来看，动物基因编辑对动物福利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单纯从动物本身来看，对某些动物的基因编辑可能提高了这些动物的福利，对某些动物的基因编辑可能损害了这些动物的福利。另一方面，目前人类开展的动物基因编辑并不是旨在提高动物福利，而主要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即人类目前是为了人类的健康、经济效益、生活方便、环境保护、人类的偏好等目的而开展动物基因编辑。换句话说，人类进行动物基因编辑的这些目的，既可能通过提高动物福利的动物基因编辑而达到，也可能通过损害动物福利的动物基因编辑而达到。
以上各个领域的动物基因编辑提升动物福利的情形如下。
第一，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增加动物的抗病性，提升了动物的卫生福利。例如，前文提到的猪的“蓝耳病”即猪繁殖与呼吸综合症是危害养猪生产的第一大病毒性疫病，是猪重大传染病。目前公认的是，猪CD163蛋白是“蓝耳病”病毒感染猪肺泡巨噬细胞的主要受体，因此，通过基因编辑生产出CD163基因敲除猪，可以阻断病毒与受体的结合，控制猪的疫情发展与传播。这不仅提高了养殖业的经济效益，降低了生产管理成本，同时也减少了猪的痛苦和死亡，有利于猪的卫生福利。此外，西北农林大学的研究人员针对荷兰斯坦奶牛的肺结核病进行基因编辑育种，将SP110核体蛋白基因插入奶牛基因组中，提高了奶牛对肺结核的抵抗力，这也有利于奶牛的卫生福利。
第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给动物去势也有利于动物的卫生福利。例如，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给猪去势，就是敲除负责猪睾丸发育的基因（Kissr），使其睾丸发育受阻，达到去势效果。一方面除去猪的膻味，提高猪肉品质，也便于养猪业的生产管理。这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另一方面，与传统的去势方法（即在公猪出生后手术去势）相比，使用基因编辑给猪去势，能大大减轻猪的痛苦。
第三，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无角牛羊也有利于动物福利。角是蹄类哺乳动物自卫和争夺交配权的工具，角对野生动物有重要作用，但对于集约化饲养的农场动物而言，角不仅会给饲养人员造成威胁，同时也加剧动物间的相互冲撞。传统的方法是犊牛去角，给犊牛带来不必要的刺激，损害动物福利。用基因编辑技术通过体细胞核移植方法培育无角牛羊，避免了农场动物间的争斗和伤害，保护了动物福利。
以上各领域的动物基因编辑损害动物福利的可能情形如下。
第一，由于基因编辑存在脱靶效应，可能导致被编辑的动物畸形。脱靶效应指在基因编辑过程中，对非靶标位点进行非特异性编辑，从而导致不可控的基因突变。由于基因编辑技术还不是十分成熟，其特异性、靶向性和编辑效率仍然有待提高，因此，在对动物进行基因编辑时还存在脱靶效应，可能导致未知的突变，最终导致动物畸形。
第二，由于人们对基因和疾病的关系的认识仍然有限，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被基因编辑的动物产生新的疾病甚至死亡。许多疾病是多基因疾病，即使是单基因疾病，基因和性状之间也并非完全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敲除、敲入某个基因，除了会引起人们所设想的性状改变之外，极有可能伴随其他性状的变化。例如，有研究表明，对宠物斑点狗进行基因编辑时，虽然获得了稳定遗传的斑点狗，但也导致遗传高脂血病症。敲除猪的肌肉生长抑制素（MSTN）以获得产肉量高和瘦肉率高的猪时，有时也会导致猪的畸形。这可能是由于该基因还参与维持猪的其他的生理功能，例如在调节脂肪和骨骼发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染色体的长度、基因的分布影响着动物的寿命，这一规律目前也并不明朗，人为地改变基因可能缩短动物寿命，甚至导致动物死亡。
2.动物基因编辑相关食品安全和知情权的争议
人类对动物进行基因编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得高产、高品质且廉价的肉类、奶类等食品，那么通过基因编辑所获得的食品对人类而言是否安全，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在食品安全没有确切的保障并获得大众的认可和接受之前，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目前世界范围内关于基因编辑动物性食品的安全性问题还存在争议，这主要与脱靶效应和外源基因插入有关。
早在转基因农作物时期，就存在关于脱靶效应和外源基因插入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安全问题的争议。其中，对脱靶效应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争议表现如下：在农作物领域，有专家认为，脱靶效应带来的未知突变、突变效率的提高、作物自然进化的改变，会带来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而有学者则认为，与传统的诱变技术相比，基因编辑技术精准靶向目标位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随机突变所带来的非预期效应，反而会大大提高技术的安全性。对外源基因插入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争议表现如下：基因编辑技术包括基因敲除、修复、同源基因重组和插入外源基因，而关于外源基因的插入和残留的风险各国的判断不尽相同。美国农业部、澳大利亚基因技术管理办公室、欧洲食品安全局、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局都认为，没有插入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不会带来人类健康和环境风险。因为其引起的突变与通过自然或诱导产生的突变相同，不属于转基因，不必纳入转基因产品的监管范围。而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则认为，既然基因编辑是一种操纵基因组以产生有针对性的修饰的策略，就面临未知的风险，必须纳入转基因技术进行监管。也就是说，基因编辑过程中是否插入外源基因，是决定食品健康和环境安全方面是否存在风险，以及是否纳入转基因产品监管的关键。
以上这种争议在动物基因编辑领域同样存在。由于与基因编辑植物和微生物相比，基因编辑动物及其产品的生物安全检测相对滞后，因而基因编辑动物作为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更加凸显。也就是说，关于脱靶效应导致的畸形动物食用是否安全，敲入了外源基因片段的动物食用是否安全，也存在较大争议。为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专门的专家组讨论转基因动物产品的食用安全性评价策略。目前关于基因编辑动物是否可以安全食用问题，最被认可的是“实质等同性原则”，即如果某个新食品或食品成份与现有的食品或食品成份大体相同，那么它们就是同等安全的。“实质等同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被转入基因的分子特征分析、转基因动物组织的形态分析、所构成食物的成分分析。以基因编辑猪为例，大量的文献主张敲除MSTN基因所获得的高产肉量和高瘦肉量的基因编辑猪作为食品是安全的。理由有三点：一是无外源基因整合，二是无抗性标记，三是自然界早已存在MSTN基因突变的家畜动物。其他的基因编辑农场动物的食用安全性也与此类似。
关于消费者对使用了动物基因编辑技术所得到的食品的知情权方面，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基因编辑动物性食品是否应该纳入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体系进行管理。世界各国在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标识制度、阈值范围、管理方式等都存在较大差别。当前国际上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框架有基于产品和基于过程两种模式。前者是针对最终产品的安全性，后者是针对改变性状的遗传过程（常规方法、诱变、转基因、基因编辑）的安全性。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日本、俄罗斯采取前一种模式，欧盟、英国、巴西、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采取后一种模式。例如，美国农业部明确碱基缺失、单碱基替换、从性亲和亲缘植物中引入序列、仅在育种过程中引入外源片段并在操作结束后去除这四种情况无须评价和监管。欧盟对生物技术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态度，规定无论哪类生物、哪种基因，只要在开发过程中涉及重组DNA技术，就应该受到严格的安全性评价和监管。日本《基因编辑生物信息披露标准》（草案）规定生物的开发机构应提供不存在外源基因的信息证明、改良生物的物种分类、应用的基因编辑技术、修饰的基因及功能、其他的性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不利影响的可能性等信息；日本消费者厅指出，不含外源DNA的基因编辑食品不受转基因食品标签的约束，但鼓励制造商主动给基因编辑食品贴上标签。
3.动物基因编辑对环境和生态的双重影响
动物基因编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直受到重视。按我国最新修订的政策和法律文件，转基因动物安全性评价包括分子特征、遗传稳定性、健康状况、功能效率评价、环境适应性、转基因动物逃逸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和使用安全。其中就包括基因编辑动物对环境安全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许多业内人士担心物种基因改变对生态环境的风险，以及基因编辑带来的生物武器、生物恐怖、重大传染病的爆发等方面的风险较高。但也有专家认为，目前过高地估计了基因编辑技术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基因编辑的应用并不构成该技术特有的风险。
当前学界关于动物基因编辑对环境的影响的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改良性状在自然环境下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改变；二是定制性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例如，人为进行定向的性状选择是否导致相关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三是遗传育种加速带来的不确定性，例如对生态系统的功能和动力学可能会产生未知的作用。
我们认为，动物基因编辑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也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有些基因编辑不但对环境无害，甚至有积极作用。例如，有研究对VEGF基因编辑绒山羊进行了生物安全检测，结果表明这种基因编辑的绒山羊在产绒量增加的前提下，与同龄同性别的对照组绒山羊相较，其对环境安全的影响，在基因漂移方面，不存在肠道微生物漂移和周围土壤微生物漂移。再比如， 从小鼠体内提取蛋白启动子，用于制备转植酸酶基因片段，并且将转植酸酶基因片段植入猪的体内，进而获得可以合成转植酸酶的基因编辑猪，这些基因编辑猪对饲料的利用率有显著的提高，并且降低了四分之三的粪磷排放。这也间接有利于环境保护。此外，水蚤在水生食物链中占重要地位，且具有高度的表型可塑性、繁殖能力强、个体小、易于观察，一直被用作基础生物学、进化和生态学研究的动物模型。对水蚤的基因编辑可以调节其大小、生长速度及对光的敏感性，恰当运用之则对生态系统的调节和生态环境保护将起到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有些基因编辑动物也可能逃逸后成为物种入侵品种而破坏生态平衡。物种入侵是指某种生物从外地自然传入或人为引种后成为野生状态，并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现象。我们知道，基因编辑使得生物由自然演化变成了人工演化，只进行了内源基因编辑的动物尚且难说没有改变其物种，那么插入了外源基因的动物就更有可能是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物种。这种新的物种进入生态系统，可能影响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这种新的物种进入自然界，还可能构成一种特殊的物种入侵。某个新物种入侵会给生态系统带来什么影响，这难以预料，但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就像从英国引入澳大利亚的野兔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一样。
三、动物基因编辑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
有学者通过对全国主要基因编辑研究机构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的动植物基因编辑可能在国际上较有竞争优势，因此，采取一系列措施引导我国动物基因编辑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十分必要。为此，我们认为制定与动物基因编辑相应的伦理原则，建立安全法律规范体系，健全安全监管体系，完善标识制度等都是切实可行的措施。
针对动物基因编辑引起的伦理问题及其原因，我们分别提出下列相应的伦理原则和监管建议。
1.针对动物基因编辑的技术风险的伦理原则和治理措施
动物基因编辑的技术风险主要是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以及重大传染病爆发的风险，此外，还有物种基因改变对生态环境的风险。针对这些重大风险，应该坚持两个伦理原则，即审慎原则和预防原则。在管理方面，建立应急预案，并建立安全法律规范体系和安全监管体系，防范动物基因编辑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
2.针对动物基因编辑可能损害动物福利的伦理原则和治理措施
针对动物基因编辑可能损害动物福利这一问题，一是应该遵循动物福利五原则和实验动物3R原则。动物福利五原则是指上文提到的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行为福利和心理福利。此外，针对不同动物都有其相应的动物福利保护条款。实验动物3R原则是指Reduction（减少）、Replacement（替代）、Refinement（优化）原则。减少即减少活体实验动物的使用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代替即尽量利用非生物材料（如生物芯片）代替活体生物进行实验；优化即在实验过程中减少动物的痛苦（如提高CRISPR技术精度，减少实验失败次数），改善实验动物的生活条件。，保护动物福利；二是要加强技术研究以便提高基因编辑技术的特异性、靶向性和编辑效率，同时加强基因功能的研究，减少动物畸形率和致死率，尽量减少对动物福利的损害；三是要加强行政监管和公众监督，切实保护动物福利；四是要努力达到动物福利、人类利益、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平衡。
人们进行动物基因编辑的初衷是为了人类福祉，但在这个过程中会牵涉各种利益冲突，如人类福祉（建立疾病动物模型和获得优质高产的动物性食物）、社会公正（公众的营养和健康）、经济效益（基因公司的生存和利润以及提供工作机会）、动物福利（动物的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行为福利和心理福利等五个方面）、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效率和温室气体排放）之间会存在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做到不损害乃至提升动物福利和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以上几种利益之间的平衡和良性互动。人类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对动物的征服和利用，但随着人类支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人类越来越有能力减少对动物的不当利用以及保护动物福利。
欧盟针对实验动物从供应商到操作者，从饲养、供应、试验过程到动物最终去向均进行记录，并建立动物福利委员会对整个流程各环节进行监督，对涉及的人员进行考核评估，让更为专业的人帮助寻求可替代或减少动物痛苦的方法，并公开接受公众监督。这是值得借鉴的。目前，我国也出台了《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征求意见稿)》）。
3.针对基因编辑动物性食品的安全风险的伦理原则和治理措施
针对基因编辑动物性食品的安全风险，应该坚持审慎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具体管理措施如下：一要加强基因编辑动物性食品的安全评估研究，尽快建立基因编辑动物性食品安全评估制度和评估体系。这是农业领域动物基因编辑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二要加强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以便提高基因编辑技术的特异性、靶向性和编辑效率，减少脱靶效应和减少动物畸形率，减少基因编辑动物性食品的安全风险。三要审慎使用外源基因插入，减少基因编辑动物性食品的安全风险。四是建立含基因编辑动物成分的食品的标识制度，根据食品是否使用了外源基因编辑、是否使用了内源基因编辑、食品中某些成分（如调料）是否使用了外源基因编辑、是否使用了内源基因编辑等，区分强制性标识、鼓励性标识、无需标识等分类管理措施，以及确定披露信息的内容和范围，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五是加强科普宣传教育，让公众对农场动物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使用进展、食品的安全性等有必要的认识，既不危言耸听，也非漠不关心。
目前我国的动物基因编辑产品安全评价已经纳入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体系，而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体系主要参照了国际通行的指南，并借鉴美国和欧盟的做法，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农业农村部对转基因的研究持谨慎支持态度。《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规定转基因产品采取目录识别的办法，即凡是列入目录的产品，凡是含转基因的成分或由转基因产品加工而成的产品，必须明确标识。我国有科学家主张基因编辑研究上大胆、自主创新，推广上慎重、确保安全，管理上严格、依法监管，以国家长远发展和需求为基础，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转基因研究为借鉴。这种在研究、推广和管理上的不同的政策导向是值得重视的。虽然当前世界各国农场动物基因编辑的产业化条件还不成熟，除了美国、日本等有少量产业化外，我国还没有产业化和商业化，然而，鉴于其有广阔的前景，应该未雨绸缪。
4.针对动物基因编辑可能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伦理原则和治理措施
针对动物基因编辑可能对环境和生态平衡带来不利影响的担忧，要坚持预防原则、预案原则、生态整体主义原则。具体措施如下：一要破除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生态整体主义观念，培养从业人员对基因编辑技术的风险意识以及对人类后代、对环境保护、对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意识；二要建立环境风险评估制度，对动物基因编辑可能对环境和生态平衡带来的风险进行事先评估；三要遵循预防和预案原则，在没有确定基因编辑动物对环境和生态平衡是否安全之前，审慎实施，并对万一可能的危害(如基因编辑动物逃逸等)事先建立预案；四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和管理制度，严格审查准入条件，并对研究过程严格管理；五要充分发挥伦理委员会的作用，对动物基因编辑的研究和应用一事一议地进行伦理评估。
（程新宇，华中科技大学人权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