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时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置于美丽中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高度。可从历史、理论、文化、实践角度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丰富蕴涵。
一、历史维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逻辑应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从人类文明史审视，文明无不发源于大江大河地区，这些地区一般土壤肥沃、水量丰富、树木繁茂，正是大自然这种优异的“生态”禀赋，为人类的早期“文明”创设了基础和条件，正是从这种意义而言，“生态之兴”创造了“文明之兴”。在经过原始文明时期的人类对自然的依附与崇拜阶段后，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及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完成，农业文明时期的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与破坏已初见端倪。为得到更多耕地粮食，人类滥垦乱伐造成水土流失，进而引起土地荒漠化，土地荒漠化导致孕育于大江大河的文明之地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巴比伦文明皆因自然生态的破坏而衰落，如恩格斯所言：“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进入18世纪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推进，尤其是在资本逻辑和科技理性的推动下，大自然日益成为资本家竞夺剩余价值的场地，工业文明时期的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利用的景观在资本主义世界已普遍存在。20世纪中叶以来，各种污染问题出现频仍、大规模环境灾难时而爆发，人们越来越关注大自然的保护，各种环保组织纷纷成立，各类环保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环保学派著书立说。囿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固有藩篱，没有从根本扭转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而言是生产和发展方式的问题，这需要一种超越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文明形态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厘清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下人与自然的对立紧张关系，将人与自然纳入和谐共生的发展轨道，所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范畴，在人类文明史上绘就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交融”的图景。
二、理论维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资本逻辑以各种手段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最大化，牺牲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在内的巨大代价来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逻辑。资本逻辑存在和发展的载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也即人对自然的征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资本逻辑成为一种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破坏逻辑。资本逻辑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尖锐对立，进而催生了自然生态危机。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生产不断征服大自然为谋取高额利润服务，虽然所形成的生产力和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往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但对于造成的自然生态破坏影响的代价也远高于以往任何时代。恩格斯说：“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资本逻辑在竞逐利润最大化时驱使资本家对自然生态进行商品化处理，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也伴随着愈来愈严重的自然生态问题。何以纾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与对立状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纾解现代化发展的两个药方——“两个尺度”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解”。马克思说：“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在马克思论述语境中，“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指的是蕴藏于事物中的客观规律，“内在的尺度”指的是主体自身的需求与内在规定性。人的实践具有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这两种尺度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应当在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谋求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恩格斯也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之一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从“两种尺度”到“人类与自然和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人与自然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开出了药方，强调人们要“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为人们指明了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两种尺度”“人与自然和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理论基础上，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生态实践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拓展和深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求人们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应自觉将自然生命作为其伦理前提规约，自然生命的破坏必将撕裂人与自然的平衡态势，进而损害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整体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自然观、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保观不同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生态思想方法论立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承继马克思经典作家提出的“两种尺度”和“人类与自然和解”等生态观基础上提供了理论原创性贡献。
三、文化维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中华生态伦理思想的赓续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华文明流传至今的一种生态伦理思想。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是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元素。崇尚“天人合一”是中华生态文明的独特标识和鲜明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从生态思想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理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对中华生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要求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应以遵循自然规律为伦理前提和道德约束。“天”与“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本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天”指的就是自然，“天人合一”表达的也是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理想。“道法自然”指的是人应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场景。在自然生态视域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总书记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立足新时代生态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丰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也鲜明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四、实践维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绘就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美好图景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理论主题，也是一个不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创新的实践命题，指的是人类社会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递嬗过程。从历史纵轴看，现代化肇始于18世纪西欧，随后扩展至北美地区，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诉求。现代化从欧美国家发轫以来，在历次工业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物质财富的创造，比过去一切世代都要多、都要大。然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式现代化的最大弊病就是一切以资本为中心，自然环境也成为追求最大利润的竞逐对象。物质主义的膨胀，加紧了现代化对自然环境的征服与利用。自然环境的破坏虽得到一定修复，然而资本逻辑的主导，未从根本上改变对自然的陶醉式征服和消耗。尤其是资本逻辑的思维，将增加的自然资源消耗通过经济方式转移到他国。西式现代化造成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紧张，所造成的地球灾难，使得自然时不时给人类以“报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根本上破解了西式现代化在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上的难题，突破了西式现代化的窠臼，提供了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伦理规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向度体现的是一种“美美与共”的人类现代化实践范式，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逻辑审视下，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呈现的是一种生态伦理的实践精神。将“美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作为生态现代化的实践旨向，突破了资本现代化的狭隘性，揭示了以物为中心的西式现代化的虚伪性，缝合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整体性，实现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本真性。以“美丽”为实践旨归的现代化维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和拓展了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强调自然本身是生命共同体，而且也更强调了人与自然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构筑了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的自然生态伦理规约，将自然生态作为现代化的一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人类与自然生态和谐交融、共生发展的原则，从根本上超越了西式现代化发展与污染并存的“瘸腿”式发展路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使一条人类与自然交互并进、美美与共的文明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且绘就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美好图景，构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