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要通道，汉唐丝绸之路的考古与历史学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从考古发现来看，在丝路正式开通之前，东西方人群就已经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丝绸之路的部分路段很早就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由于缺乏历史文献的详细记载，加之年代久远，考古材料也相对零散，前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与汉唐时期相比稍显薄弱。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丝路前身的东西方文化交往，也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但整体来看，尚缺乏对亚欧大陆大范围文化交往的系统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最近出版的《彩陶之路——考古所见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亚欧世界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1月版，以下简称《彩陶之路》），为探索丝绸之路前身的东西方文化交往体系做出了重要尝试。该书包括“彩陶之路与中西交流”“彩陶世界与亚欧世界”“西风东渐与文化变革”三个主题，反映了作者在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亚欧世界体系方面的探索历程。
彩陶之路与中西交流
学术界关于丝绸之路前身的称呼很多，有“玉石之路”“青金石之路”“铜铁之路”“金属之路”“羊马之路”和“彩陶之路”等，“史前丝绸之路”的称呼也比较流行。在韩建业看来，“之所以不称史前是因为史前的年代，各地不一，丝绸之路前的中国和西方大部分地区，早已经迈入原史和历史时期”。笔者赞同这一看法，因为“史前”具有特定的含义，使用“史前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来代指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前身确实不妥。韩建业倡导使用“彩陶之路”，并认为“彩陶之路”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虽然“彩陶之路”这个概念很早就有，但《彩陶之路》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主要指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向西拓展渗透之路，也包括西方文化顺此通道的反向流播。
《彩陶之路》的突出贡献在于探索了丝绸之路前身东西方文化的交往体系，从宏观上基本厘清了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致脉络。关于中国彩陶西渐的问题，严文明先生很早就有论述，笔者在《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关系》（科学出版社2018年9月版）中也专门做过梳理。《彩陶之路》的分析更进一步，不仅清晰地展现了彩陶前后四次向西扩展的进程，而且将彩陶之路与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等各个阶段的划分相结合，将具体传播路线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系统论述了彩陶通过北道向新疆和中亚、通过青藏高原南道向克什米尔地区的传播。当然，《彩陶之路》也不局限于宏观研究，还作了多个考古学个案分析，分别对锯齿纹彩陶、尖顶冠形符号、萨满式人物形象、圜底陶器、陶壶等纹饰或器物的来源和传播进行了详细阐释。这些具体实例也是“彩陶之路”中西交流的重要物质体现。
彩陶时代与亚欧世界
除了“彩陶之路”外，《彩陶之路》还提出“彩陶时代”和“彩陶风格”的概念，认为亚欧大陆的彩陶时代和前文明社会之间、彩陶风格和聚落之间，都存在大致的对应关系。该书还表明，几乎所有早期文明社会都经过了彩陶时代，彩陶时代开启了文明社会的先河，而彩陶时代的衰落基本上都伴随着文明社会的兴起。这个具有创新性的结论将彩陶时代与文明起源联系在一起，对东西方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其背后的原因和过程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彩陶之路》还对亚欧世界的体系进行了划分，提出以东亚的两河（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西亚的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西方文化圈”和以亚欧草原为主体的“早期北方文化圈”。很多学者曾经讨论过亚欧大陆“文化圈”或“文化系统”，其中东西两大文明中心的观点最为流行，只有少部分学者提出了三个文化圈。与《彩陶之路》的划分区域最相似的，是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杨建华的方案。她将亚欧大陆青铜文化划分为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东方青铜文明系统，以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西方青铜文明系统，以亚欧草原为代表的史前晚期青铜文化系统。
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彩陶之路》一书划分的文化圈不仅涵盖的时间范围更长，而且以陶容器为主要依据，结合金属器、农作物和家畜等遗存，对文化圈的发展过程作了更加具体的分析，认为文化交流是三大文化圈发展演变的重要机制。这种宏观阐释在国内考古学界是比较缺乏的，为进一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往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西风东渐与文化变革
《彩陶之路》不仅强调中国彩陶的西渐，而且阐述了西风东渐的影响，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古代中国文化、经济和社会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变革。该书从亚欧大陆这一广阔视角，梳理了屈肢葬和洞室墓的谱系，审视了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同时，根据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明确了约公元前3000—前2500年为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2500—前1000年为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000年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这一结论。这种划分不仅强调新疆作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关键地区的特殊地位，而且可以与国际学术界直接接轨。在国际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文明交流互鉴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学者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速和加大力度走向世界，开拓视野和思路，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在这方面，《彩陶之路》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文化交流不是单一方向的，无论承认与否，外来技术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一直存在。《彩陶之路》详细论证了西风东渐在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影响。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文化和技术的原创性，实际上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利用和改造恰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哪种文化，之所以能持久而充满活力地不断发展，并不在于它一开始就有了所有美好东西的胚胎，而在于它能不断从其他文化中引进新的东西，在实际应用中进行检验、取舍和改进。中华民族一直就有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外来的人群和文化也不断给中华民族的融合输送新鲜血液。例如，冶金术、驯马和轻型马车等技术虽然是外来的，但古代中国很快就能加以吸收和改造，并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技术，迅速向外施加影响。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
一本著作总有需要进一步讨论之处，《彩陶之路》也不例外。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距今5000年左右中亚南部绿洲彩陶等因素传入中国的观点，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之所以在这方面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是因为这一推论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一些学者对于缺乏中间环节的、远距离彩陶纹饰之间的联系有着诸多疑虑。当然，很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与公布，作者也期望能够在南疆地区发现可靠的考古新证据。实际上，《彩陶之路》只是提出了存在联系的可能性，这也体现出作者谨慎的研究态度。
《彩陶之路》反映了作者对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系统思考，为我们深入研究丝绸之路前身的东传和西渐等问题构建了一个大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考古研究任重而道远，韩建业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下一步就需要更加深入系统地梳理中亚考古材料，夯实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在新时代的今天，希望更多年轻学者走出去，涉足中亚大地，为推动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