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中，《新音乐的哲学》分量极为厚重。一是因为关于艺术的问题占据了阿多诺全集的80%；二是因为这是阿多诺唯一一部将艺术领域的技术与哲学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且将其联系在一起去谈批判理论的著作。而“新音乐”与“新音乐的”两种说法始终并行存在，这直接影响了如何看待阿多诺的批判理论。

来自不同领域的声音

关于此著作的争议，出现在1987年《中国音乐学》杂志第4期发表的蒋一民的《当代德国音乐美学掠影（上）》中。在备注中，蒋一民说：“最近看到国内《音乐研究》杂志1986年第1期载文《阿多诺音乐美学思想述略》（王才勇），感到有两点需要澄清：（1）此文将《新音乐的哲学》译作《新音乐哲学》，一个‘的’字之差，便‘差之千里’。因为从此文来看，作者显然没有弄清‘新音乐’这个专门术语的含义，文中虽然对阿多诺其人其书的音乐美学作了大致如实的介绍，但始终抓不住新音乐的‘牛鼻子’。”目前，国内对于阿多诺这一著作的研究比较全面且系统的，当属中国现代音乐学家、音乐美学家于润洋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关于《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的解读》的章节和南京大学方德生教授的博士论文《阿多诺新音乐哲学研究》，以及2017年4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曹俊峰研究员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版阿多诺著的《新音乐的哲学》，其他文章均是一些撷取部分内容所做的单篇论文解析。虽然方德生在《阿多诺对斯特拉文斯基的三个批判》论文的备注中认为：“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英译本作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其实是误译。这种译法忽略了‘新音乐’（die Neue Musik）对于阿多诺的意义。”他和于润洋先生同样认为“新音乐”是20世纪早、中期的一种音乐形式，但他与于润洋对待阿多诺这本著作的译法却是不一样的。从内容上看，正因为助词“的”的有无，使得两方学者分别从音乐学与哲学两个不同的角度着眼，对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进行了深入探讨。由此，两方不同的声音决定了分析阿多诺批判理论的不同前提。

音乐角度的否定性批判

根据《简明音乐辞典》的记载，最初“新音乐”概念来自14世纪的佛罗伦萨，指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摆脱宗教对音乐的束缚而发展世俗音乐的运动。阿多诺所处的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时代，同样出现了“新音乐”的概念，亦称先锋派音乐。先锋派一词最早出自20世纪初美术界未来派画家赛维里尼的文章《先锋绘画》。先锋派的艺术家们认为自己的艺术作品打破了陈规旧矩，标志着新的艺术时代的产生。直接受到先锋派绘画影响的另一门类艺术便是音乐——在音乐创作技法和音乐的表现内容上，产生了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其中就有勋伯格和弟子韦伯恩1910年用尝试性作曲方法创作的“自由无调性”音乐，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十二音作曲法”。而阿多诺于1925年跟随另一位继承勋伯格衣钵的弟子贝尔格学习作曲，由此可见，阿多诺对于“十二音作曲法”是比较熟悉的，并且是支持、倡导新音乐的。新音乐应该是在新的技法下创作出来的严肃音乐，新音乐及其作曲法才能体现个体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与社会的真实。他强烈批判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作品来维护以勋伯格为代表的新音乐，认为其作品不能反映社会现实，只能表现倒退。斯特拉文斯基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之一。新古典主义音乐也流行于20世纪初，主张音乐回归古典规则，反对浪漫主义倡导的主观性。新古典主义认为音乐应该是理智、客观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更能取代当时的创作方式。斯特拉文斯基维持了三十余年新古典主义创作风格，早期极力反对勋伯格的“十二音作曲法”。于润洋在其《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一书中认为，阿多诺把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视作新音乐中两个对立的创作方法。其中，勋伯格的音乐代表着进步，体现着社会和人的个性化发展，强调其批判性，进步要以批判为前提。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代表着倒退。斯特拉文斯基早期作品主要运用俄罗斯民间音乐材料加以创作而成，他的音乐创作理念的主旨是音乐自律论。而阿多诺则认为，音乐是自律与他律的集合体，音乐既要具有意识形态的一面，但又要能够反对意识形态。阿多诺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作品不能反映社会现实，所以导致阿多诺视其为倒退的代表人物。在这之后，随着勋伯格“十二音作曲法”创作方式的转变，阿多诺又对其进行了批判。对于阿多诺，肯定是暂时、相对的，否定是永恒、绝对的，他持续否定的辩证批判思想始终贯穿于《新音乐的哲学》中。

当代哲学角度的否定性批判

方德生把阿多诺的这种哲学思想的背景分为三大部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批判学。他非常清晰地划出阿多诺新音乐哲学思想的一条潜在的线索——社会批判理论。方德生认为，社会批判理论是阿多诺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都是围绕着社会批判理论来进行并发展延伸的。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也是阿多诺阐述其音乐社会学思想的前奏，所以说他所有的哲学、社会学观点无疑都是为社会批判理论服务的。方德生的写作方式是，始终围绕事物或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来寻找基点，试图找出基本规律，然后运用音乐例子来阐明。从这一角度上来说，《新音乐哲学》的确是对《启蒙辩证法》的补充，是隶属于哲学行列的。阿多诺曾认为音乐是社会的相面术。方德生认为音乐是阿多诺所熟知的可以利用的载体，是他阐述哲学理念的手段。在阿多诺的音乐哲学中，美学评价问题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认为，音乐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与微妙的关系，音乐有自身的独立性（相对于社会现实）。他虽然借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但却有效避免了将音乐简单视为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这一肤浅的认识。这部著作的精神内涵与传统的实证主义音乐哲学学者和音乐社会学学者的思想有着明显不同。方德生以不同于以往音乐学的角度来阐释《新音乐哲学》，加入了更多哲学思考，并把所有阿多诺的著作理成一条反体系的“体系”。他研究《新音乐哲学》不仅专门针对一个文本，而是通过探究阿多诺整个思想内核来透视他的批判理论。

有“的”的音乐哲学与批判理论

针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批判理论，笔者认为产生两种不同理解的原因是，双方思考的角度不一样，研究重点不一样。以蒋一民、于润洋、曹俊峰等为代表的有较深音乐学理论基础的学者，他们从音乐的角度出发，研究《新音乐的哲学》。他们认为，译成“新音乐的哲学”是由于1945年以来西方国家产生了一种音乐的先锋派——新音乐，在此基础上阿多诺研究了音乐对社会的反映及批判作用。阿多诺认为，以勋伯格为代表的新音乐能够反映社会现状，对社会具有批判作用，是一种进步。其侧重点在于音乐的作用，音乐美学的美亦在于此，重点落在了音乐上。以王才勇和方德生等为代表的有较深哲学理论基础的学者，他们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新音乐哲学》，透过音乐看哲学，研究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把新音乐哲学作为阿多诺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分析阿多诺音乐哲学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和以音乐这种艺术方式为实践的理论标准。其重点放在了哲学上，音乐学理论专家们看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是透过哲学看音乐；哲学理论专家们看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是透过音乐看哲学。刘志强在《音乐的辩证认识——论音乐与哲学的关系》一文中指出：“音乐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和哲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感情与理性的高度统一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音乐作品是感情世界里主、客体相互改造、相互交融的产物，作为‘动态艺术’，其陈述过程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原理；音乐创作灵感的产生，声音物质材料由量变到质变都充满着哲学思辨；音乐欣赏也体现了‘客体刺激—主体反映’的哲学原理。”在笔者看来，音乐学与哲学并不是毫无关联的，相反，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能脱离哲学来研究音乐学，也不能忽视音乐学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

阿多诺既精通音乐，又精通哲学，所以他没有停留在音乐能够反映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并对这种现状产生一些影响，对社会中的人产生触动和启发的层面上；而是将音乐与哲学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以音乐说哲学、以哲学说音乐，最终要说的主题是哲学层面的音乐批判理论。关于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的译法，笔者以为应译成《新音乐的哲学》。如译成《新音乐哲学》，可能被理解为与“旧音乐哲学”相对的一部著作，也就是说，此前已有人写过一部音乐哲学类的著作，其对象是古今中外的一切音乐现象，后来又有人写了一部从哲学角度研究同类对象的著作，为区别于旧作，故在“音乐哲学”之前加一“新”字而成为《新音乐哲学》。阿多诺的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一书的论述对象不是全部音乐对象，而是指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现代音乐，主要是论述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作品和音乐思想，所以应称为《新音乐的哲学》而不是《新音乐哲学》，这样可以避免误解。在此基础上去研究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批判理论也许更具客观性。目前，国内对阿多诺音乐思想的研究时间不长，但对研究他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同时，由于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一书解读的艰难性，也就造成了理解的分歧。于润洋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因为是一本导论性质的书，对阿多诺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的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虽然笔者认为有“的”更重要，但方德生的《阿多诺新音乐哲学研究》以其哲学的深度确实为我们拓宽了研究思路。或许也有学者认为阿多诺原著的翻译是否有一个助词“的”也许已经不再重要，但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却应该研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