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哲学与技术史等领域，有一些将技术视为生态现象的研究路径。除了从整体论与演化性视角来理解技术结构、属性与演化机制的技术系统论与技术进化论以外，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技术生态化思想、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的技术环境理论以及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和许煜（Yuk Hui）等人的相关理论，也从不同角度对技术的有机性与系统性、技术与环境的共生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这些理论从动态关系视角出发，描绘了一种生态性的技术存在方式与演化机制。在这一视域下审度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与社会的深度融合，有利于从整体结构层面反思新兴技术在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中的运行逻辑与发展模式，避免碎片化、局部性地理解与评价当代技术发展态势。
新兴技术的单一化发展及其对多元技术的蚕食
芒福德曾将技术划分为多元技术（Polytechnics）与单一技术（Monotechnics）两类形态，前者建立于人自身的基本需求，以人的生活为中心，后者则是以权力与资本的扩张为目的。在芒福德的人文主义技术哲学语境下，区分两类技术形态的标准在于，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否以人为本。现代技术尤其是新兴技术，作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的技术形态，本应以多元技术的形态展现。但由于资本等因素的深入渗透，新兴技术逐渐异化为单一技术的主体形态，并对多元技术进行排斥与蚕食。
在生态视域下，单一技术的畸形发展及其对多元技术的蚕食，展现为技术生态整体的失调与退化。技术间共生关系的雏形，由至少两种功能互补且能产生协同效应的简单工具构成。其后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技术种类不断分化，共生体中的成分更加多元，共生结构也随之更加稳固。拥有多元的成分与复杂的结构，是生态关系保持稳定的重要条件。正如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成分越复杂，其抵抗外力的能力就越强。因此，在较为理想的状态下，技术共生关系应朝着结构复杂化、组分多样化和功能完善化的方向发展，最终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统筹协调的状态。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技术快速发展，在技术生态中迅速占据上风，传统技术则逐渐退至次要地位。两类技术的一进一退，改变了生态关系中各技术要素原本相对协调的结构状态。近年来，新兴技术的滥用现象使技术生态结构失调问题愈发严重，部分新兴技术直接挤占甚至吞噬了其他技术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导致生态内的技术多样性锐减，造成技术共生关系的退化。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粗略归结为三点。一是从自然属性来看，新兴技术在功能上的高效性与新颖性等特点，使其相较于传统技术具有绝对优势。二是从社会属性来看，高新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使其创新与应用的目的不再局限于满足人的需求，而是走上了单向度、无节制的扩张之路。三是由于新兴技术往往被赋予先进、革新、前沿等正面形象，容易在社会上引起“新兴即正义”的价值取向，进而导致忽略地方性差异而“一刀切”式地推行新技术、非必要场景下滥用新技术等现象的出现。新兴技术的滥用，既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又在社会组织体系的运行机制中平添了额外的流程与环节，背离了使用新兴技术提升效用来服务大众的初衷。除了上述在“量”上无节制的技术应用现象以外，还出现了诸多在安全与伦理上无限度的技术应用（如算法歧视等）。
传统技术在技术生态中的作用与价值
相较于新兴技术而言，其他很多成本低、实用性高的传统技术，则因缺乏商业价值而发展较慢乃至出现萎缩现象。然而，在技术生态中，传统技术并非必然意味着过时或落伍。相反，传统技术在技术共生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正如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言，无论在前现代、后现代还是现时代，新老技术都会跨越世纪混杂在一起，交织共存。
芒福德曾将技术史划分为始生代、古生代及新生代三个技术时期，每一技术体系的出现都为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然而，在古生代技术时期，由于追求速度、规模与数量的现代巨机器技术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只能处于一种生存状态之中，取消了其他可能性的存在，从而造成了人的异化。由此，芒福德认为，不能以技术进步为由抹杀人们选择其他技术的权利，人应该保有选择何种技术手段与何种生活方式的自由。从实际效用来看，在很多场景下，旧技术是新技术之外的解决方式或选择路径。因此，新技术的出现是为了给人增加更多元化的选择，其应用与推广不应以关闭其他可能性为代价，而应允许各类技术形态在自身的适用范围内保留生存空间。
更进一步而言，单一化发展的技术体系，不仅会将其他技术形态排斥在外，还会将部分弱势群体排斥在社会运行体系之外。因此，从社会意义来看，由于传统技术以低成本、传统化的方式承担新兴技术的部分相应功能，所以能够在新兴技术的普及过程中发挥补充性或过渡性作用。这对缓解当今社会“数字难民”等问题、建构人性化技术治理模式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新兴技术对弱势群体所造成的冲击，有利于兼顾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持续推进。
维系技术生态平衡的实践路径与价值意蕴
面对无节制或无限度的技术应用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可以从把握技术发展的有限性与增加技术种类的多元性两个方面进行应对。
有限主义的技术发展进路要求技术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技术与人的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协调与相互适应。舒马赫（E. F. Schumacher）的“中间技术”思想认为，先进技术的应用并不意味着生产的绝对合理性，适度与适用才是不同社会对技术的选取依据。芒福德认为，真正服务于人的技术都是有节制的技术，因为有机体原本就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其需求的有限度性决定了自身机能的正常运转不需要外部因素的过度干预，因此技术发展的理想状态是控制在有利于生命发展的尺度以内。应当指出的是，强调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要保持适度、讲求节制，并非刻意抑制新兴技术的发展，而是要避免“量”上的滥用与“质”上的责任缺失。
增加技术种类的多元性，是由于任何技术都并非孤立，而是处于一个有机系统之中，内部组分的失调势必会影响系统整体的稳定性与协调性。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曾将技术物的生成过程比喻为种系发生学的系谱（Phylogenetic Lineage），认为技术物内部元素间的联动关系会在个体化进程中愈加密切，最终呈现一种“内部共振”的共生状态。吉尔（Bertrand Gille）将技术系统中的技术集合形式分为三个层次，指出各层次技术之间相互激发、彼此制衡，共同维持技术系统的稳定运转。由此可见，技术系统作为一种具有动态平衡结构的有机统一体，如若作为子系统的新兴技术持续处于单向度的演化趋势，并在技术共生关系中处于“霸权”地位，就会使技术生态系统陷入不可持续的畸形发展状态，最终造成对新兴技术自身发展的反噬。
从生态视角来看，技术系统内部的演化嵌于外部社会环境之中，形成了完整的技术—社会共生体。技术系统内部的成果最终流向社会，其目的应是服务于人。同时，社会环境又为技术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所需资源，从而实现了技术—社会共生体内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技术与社会的良性反馈和有序互动，能够使其趋向动态平衡状态，最终实现共生整体的协同演进，为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提供前提与保障。反之，一旦技术—社会共生体内部成分出现错位与失调，不管是对技术还是对社会的发展都会造成负向作用。因此，构建组分多元、结构平衡、包容开放的技术生态，是促进技术与社会互荣共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有力支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科技人文挑战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研究”（22CZX02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