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要内容。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从实践来看，激发有潜能的居民消费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居民消费是内需的重要支撑
按照国际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居民消费是GDP中与国内私人总投资、政府购买和公共投资、净出口并列的“四大支柱”之一。作为总需求的四大支柱还可以区分为内需和外需两部分：净出口为外需，是国外主体产生的净需求；另外三项是内需，分别对应国内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我国GDP的核算口径与国际惯例略有区别。国际上，组成GDP的“三驾马车”通常指最终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我国则是把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合并成最终消费，把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合并为总投资。如此一来，内需的构成就变为最终消费与总投资两项。
从经济增长的核算角度看，我国现在已经是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的经济体。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2年，内需对我国每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98.2%。其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1.9%。内需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表现，是我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背景。2000年至今，我国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为62%左右。从2013年一季度起，我国统计部门开始公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这一指标涵盖了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包括食品烟酒、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等消费品和服务的支出。按此口径，2013年至今，我国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徘徊在36%—39%之间。
为了更准确研判我国的消费情况，在此做一国际对比。从当前全球的情况来看，各国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大致平均为55%，而高收入国家的数据为60%左右。作为全球典型的消费拉动型国家，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1950年之后达到60%以上，峰值为2011年的68.6%。近两年，美国的居民消费率有所下降，但亦高达68.2%。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处于相对偏低的水平。在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扩大内需战略的有效实践更多有赖于居民部门从“内部”发力，让居民有钱消费、放心消费、自由消费。
多措并举促居民消费回升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有关消费、经济周期等领域的研究结论，居民消费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标。或者说，它在宏观经济变化中具有某种“惰性”，即经济快速增长时消费增速相对偏慢，经济增速放缓时消费保持相对稳定。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收入提升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使然；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下降时，消费惯性引起的“棘轮效应”会发挥作用。因此，消费在经济活动中能够扮演某种“内在稳定器”角色。消费的“惰性”特征在经济过热时有助于缓和通胀压力，在经济不景气时有利于减缓衰退压力，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但这一特点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衰退时消费“惰性”会降低各项消费刺激政策的效果。
在我国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扩大以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为主的国内市场需求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由于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原始动力，因而围绕居民消费的各种机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具有天然的经济合理性。基于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面对当前严峻的外贸形势，中央和各地出台了多项扩大内需的政策，消费政策的着眼点更多集中于消费环境建设和鼓励新消费。长期来看，提升居民消费政策的重点集中在如何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居民收入预期；短期来看，我国消费领域的确还存在一系列限制性措施，限制了消费自由和市场发展，政策应聚焦于消费市场的结构优化。
第一，改善收入增长预期，优化收入分配机制，让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更多的收益。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是消费扩容升级的前提，因此促进消费的政策首先要着眼于如何提升居民的收入。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平均为43.3%，相较于消费型国家明显偏低。这不仅影响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也直接制约了我国消费规模的扩大。从绝对收入水平的增加角度看，除了国家层面需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外，在微观层面居民部门首先要有就业保障，具体包括优化就业环境、创业环境，创造更多岗位，增加就业机会。与此同时，通过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改革，提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居民对未来大额支出的谨慎性态度将提升其储蓄水平，从而会挤压当期消费，要关注预防性储蓄对扩大消费的制约。
第二，减少对消费市场的直接干预，优化消费环境。就短期消费的政策制定而言，需要规范我国消费品市场和生活性服务市场的运行，消除制度障碍。需要商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协作，解决食品药品保健品、医美服务、旅游服务、预付费卡等领域存在的质量安全，网络交易中的虚假宣传、退货难、价格欺诈屡禁不止等问题，促进市场顺畅运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另外，目前我国汽车、住房等领域还存在一些限制购买、使用等政策，应尽快优化。例如，加快汽车政策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积极稳妥推进对住房购买、销售等环节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