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夫龙:新文学作家早期的武侠阅读

2024-04-25 16:34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侠文化对中国人的人格精神和深层文化心理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读书是必不可少的途径。对于新文学作家而言,他们一般幼年时期开始接受启蒙教育,除了正统的子曰诗云和治国平天下的儒学经典、历史文学之外,那些不登大雅之堂和不符合传统教育规范的武侠小说、野史杂传中的武侠事迹以及评书演义等也会自然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相关资料表明,不少新文学作家的文化启蒙和个性独立意识的萌蘖都与史书杂著、评书和武侠小说紧密相关,这对于他们的人格塑造和文化心理构成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十多岁就已经接触了《剑侠传》和汉代野史《吴越春秋》《越绝书》等,里面的侠义人物和复仇故事让他心驰神往、激奋不已。鲁迅早年曾以“戛剑生”与“戎马书生”为号,尚武任侠,同情弱小。后来他有了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但仍对古越大地上的传统侠义之士及故乡先贤的侠气情有独钟,曾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以示对故乡侠义人物的景仰。他对“鉴湖女侠”秋瑾这样的革命志士尤为敬慕。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对豪侠之士持肯定态度:“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悢悢以思,奋袂而起者矣。”在他的视野中,豪侠之士就是爱国者。

郭沫若曾利用1906年整个年假熟读了一遍《史记》。他说:“那时候我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刺客列传》等等,是我最喜欢读的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同时也引起了我无上的同情。”足见这些侠义古人对少年郭沫若的深刻影响。少年时代的茅盾“也读《七侠五义》一类的书。对于侠客们所使用的‘袖箭’,了不得的佩服”。据他回忆说:“我家有一箱子的旧小说,祖父时传下,不许子弟们偷看,可是我都偷看了。”

老舍幼年时生活于北京市民社会的大杂院里,“十二三岁时读《三侠剑》与《绿牡丹》那样的起劲入神”,并且经常在下午放学后和小伙伴们一起到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还喜欢听评书《五女七贞》等。在家里,母亲和大姐经常给他讲民间小故事;在外面,他看过不少旗人表演的曲艺节目。在那些民间故事和曲艺节目中,包含着必不可少的侠义内容。

中学时代的李劼人在成都与郭沫若一起参加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积极投身于保路运动,参与组织罢课、罢市,以实际行动反抗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他一方面以实际行动走上革命的道路,一方面大量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及华盛顿·欧文的《旅行述异》、司各特的《艾凡赫》(旧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翻译小说,对其中的侠义人物和侠义事迹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积蓄了勇于反抗的力量。少年蒋光慈喜欢读《史记》和侠义小说,对朱家、郭解等游侠非常仰慕,经常把小说中的侠客英雄作为学习和效法的榜样。他曾坦言:“我曾忆起幼时爱读游侠的事迹,那时我的小心灵中早种下不平的种子。”蒋光慈自号侠生,意谓一生要行侠仗义,做一个天地之间的侠客,铲除人世间的不公平。因忧患于社会的黑暗和不公道,他曾想去做山大王,像梁山好汉那样去劫富济贫。之后改名侠僧,意思是即使出家做了和尚,也要主持正义,成为侠义僧人。

出生于四川乡村耕读人家的艾芜,从小就喜欢听祖母梁氏给他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更喜欢祖母讲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他十岁上私塾,曾在一年内读完四书五经,同时开始读《七剑十三侠》和《三国演义》等小说,兴趣极浓,爱不释手。他在空闲时常常默想书中的侠义英雄故事,甚至把自己想象为侠义英雄中的一员。丁玲少年时期极爱读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七侠五义》等。钱锺书七岁时就“津津有味地大看伯父租来的《说唐》《济公传》和《七侠五义》等。由于贪看小说,眼睛开始近视”。少年师陀(芦焚)“总爱到城隍庙去听说书。两年中,听过《水浒》、《封神榜》、《七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等评话”。他曾坦言:“认真说,我接触文学作品是从听评话开始的。”陈白尘8岁时买来《七侠五义》《施公案》和《彭公案》等侠义公案小说读。唐弢幼年时爱读《七侠五义》之类的古典通俗小说,还读过当时青浦陆士谔和蛟川庄病骸写的武侠小说。

杨沫年轻时非常痴迷武侠小说,脑子里充满了劫富济贫、打抱不平等侠义观念,还“一心想练几手蹿房越脊、身轻如燕的真传”。20世纪30年代,她在北平参加了一个团体——四民武术社,跟着师傅练太极、练八卦、练行侠,俨然一派女侠风范。杨沫回顾自己1931年离家出走并走上革命道路时,坦露了这与她年轻时读武侠小说存在着密切关系:“你想啊,惜老怜贫,除暴安良的动机和救民水火的革命思想本来就是吻合的么!”这既是杨沫这位革命作家的现身说法,也着实体现了她真切的生命经验。侠文化中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积极质素恰恰与救民于水火、为民造福的革命思想在现代性语境下有了深度的契合,才激发起追求正义和真理的人们走上革命之途。

侠文化就是这样通过史书杂著、评书和武侠小说等大众传播媒介对新文学作家产生影响的,这种影响使他们与侠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渊源,对他们的人格和文化心理特别是侠性心态的生成至为重要。可以说,史书杂著、评书和武侠小说中所体现的侠义精神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于那些被传统儒家文化所严重束缚身心的少年儿童,无异于心理宣泄的重要通道和精神解放的巨大冲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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