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早已为各方所共识，但是，把长征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历史来分析，研究其思想史价值的论述则并不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长征是一次漫长而紧张的行军，期间并没有产生重要的理论成果，留下的历史文献也很少。但是，思想史分析并不只看是否产生理论成果或历史文献，同时也要分析特定的历史时段或实践对思想发展诸要素的影响。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结合，是一个包含着主体、客体、过程、成果等在内的多要素互动的自主创造性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长征，就是要分析长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进程中各个因素的意义，这种分析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长征的多重价值。

一、经过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核心主体逐步走向成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最重要的特点和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它在理论上的自主性。理论自主性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关键性标志，没有这种自主性就不可能有独创性的理论建构，而没有独立的理论建构也就不可能有理直气壮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体，她的成熟与否，尤其是她是否获得独立自主性，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能否顺利进行，能否形成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实际上存在着对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双重依附性。从国际方面来看，在组织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缺乏组织上的独立地位和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权；从国内方面来看，在党际关系上虽然提出要保持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但在具体实践中缺乏独立性的决策主张，特别是缺乏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意识。这种依附性同理论上的不成熟直接相关，由于自身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难以形成独立性的理论建构，在重大问题上也就失去了自主性的话语权，包括中国社会性质、发展阶段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道路等重大问题，都只能听命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或其代表。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走向反动之时，中国共产党无法采取有力对策，大革命迅速走向失败。对此，刘少奇曾说道：“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这个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1]（P220）

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打破对国民党的依赖，提出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决策。但是，这种独立性是很有限的，虽然打破了对国民党的依附，但对共产国际的依附却更加严重，重要会议、重大人事变动、路线方针政策，乃至于一些具体政策、斗争形式、地方性探索等，都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甚至决定。八七会议就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直接掌控下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关于土地革命的方案一提出就被罗米纳兹直接否定，连讨论都不允许；六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控下，严重违背组织原则，把缺乏中国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者王明等人直接扶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根本不顾实际情况，按照教科书和俄国经验进行指挥。在此情况下，党的主要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严重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奉若神明，而独立自主地立足国情实际的探索则受到压制，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很难承担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的责任。

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基本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限制，以独立自主的精神确立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开始实现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转换，党和革命的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自主性真正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开始走向成熟。

首先，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会议即通道会议，否决了李德、博古的意见而赞同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磨难中逐步反省，不再迷信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和教条主义者，转向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国情思考中国革命道路的毛泽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是一个虽然艰难但却十分可贵的重大变化。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加大了中共中央自主决策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集体觉醒的步伐越迈越大，更加走向独立自主。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教条主义者和外国顾问的崇拜，初步形成了能够依据实际情况进行独立决策的领导集体及其领导核心，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重大决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战胜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左”倾教条主义。从此之后，党获得了组织上、思想上的自主权，真正能够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理论探索。即使后来又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共产国际也不能够像过去那样直接干涉中共的重大决策，并基本上尊重中共的选择。由此，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组织主体得以产生，并逐步走向成熟。

其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领袖主体基本形成。党的领袖群体成熟与否，直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产生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人，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在理论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都不成熟，加上主要领导人的家长制作风和外来力量的干预，中共并没有形成真正的领袖群体，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方面没有产生重大的、系统性的理论成果。八七会议到长征之前，中央领导人基本上都由共产国际决定，缺乏独立思考的教条主义者往往占据领导地位，他们不可能有创造性的理论探索成果；而那些有独立思想的领导人如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往往受到排挤甚至打击，他们的那些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探索成果不能在全党得到推广。长征使这种局面得到了彻底改观，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到党的最高领导层，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形成了中共的领袖群体，并在长征中逐步得到全党认可。长征之后，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步伐日益加快，思想观点不断丰富，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王稼祥等人也进行了多方面理论探索，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领袖主体日益成熟。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群众主体逐步发展壮大。一方面，通过对长征前后的比较和反思，广大指战员的理论鉴别能力得到了提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抵制教条主义以及其他不正确思想的自觉性得到了很大提高，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主体。另一方面，长征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使更多的群众了解了中共的理论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群众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传了党和红军的革命精神和英勇事迹，向中国人民宣传了党和红军的理论和道路，让中国人民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才是解放中国人民的道路，它把党的思想像种子一样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二、经过长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逐步在全党获得认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不断通过理论武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化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深处，日益成为群众的自觉追求，转化为他们的社会实践，并通过实践推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正是通过这种理论传播和思想共识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能够从思想家的理论上升为群众的实践，实现理论掌握群众、指导实践的目的，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

长征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他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P77），创立了思想建党学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上的理论创新，并把这个理论加以实践，创办党团训练班，对党员进行政治形势、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他科学回答了红旗究竟能打多久、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重大问题，论述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了红色割据政权的发展前途，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1930年1月，在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分析了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周恩来后来指出，“到给林彪的信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3]（P179）。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2]（P109，111-112，115）这些科学论断阐述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思想，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但是，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而没有在全党得到传播、推广，更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特别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理论成果被作为错误理论而受到排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批判的对象。

在长征过程中，经过实践洗礼，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首先在党内高层获得了普遍认同，进而在广大指战员中形成了共识，成为引领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指南。通道会议在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时，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则主张放弃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表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开始得到中央高层多数领导的认可。通道会议后红军向西进入贵州，虽然博古、李德继续命令部队准备同二、六军团会合，但中央领导和广大指战员对这些指示的认可度已开始下降，开始向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上迅速转变。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领导的赞同，会议以集体决议的形式否定了李德和博古的意见，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思想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长期在痛苦中经受磨难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向集体觉醒之路。遵义会议虽然只是解决了军事路线的问题，但实际上也启动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战胜了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之后，毛泽东的主张成为指导行军方向的主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逐步在全党得到认同。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实践和理论进行了深刻总结，形成一系列重要理论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观点初步得到系统化和理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越来越得到全党认同，逐步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理论任务。之后，他创作了大量理论著作，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取得了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并在党的七大上写进党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三、经过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发展机制日益丰富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过程中，以发展主体为核心，社会实践基础、内在思想逻辑、不同客体、发展条件等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特定的互动关系和程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发展机制，诸如信仰引领、思想交锋、纠错创新等。长征作为一种特殊的革命实践，对这些机制的形成和深化有着特殊的意义。

首先，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一次实践检阅，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中的信仰引领机制。信仰引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坚定中国革命必胜、中国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在理论信仰和理想信念的引领下，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展开深入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提出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形成开拓性的实践成果。信仰引领机制发源于发展主体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强大的目标牵引力和方向引领力，直接影响和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发展方向。红军长征就是一种理想信念驱动下的特殊实践和艰难历程，“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2]（P150）。如此艰难困苦的长征，离开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正是靠着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党和红军焕发出了惊人的钢铁意志和强大力量，战胜了强大的敌人、难以忍受的困难、内部的错误思想以及党内分裂力量，纠正了错误路线，做出了正确选择，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样的理想信念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思想内核，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展开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内在动力。

其次，长征充分展示了思想斗争在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中的思想交锋机制。思想交锋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方向，抵御各种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同错误和反动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驳倒错误思想，阐明、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思想交锋机制发源于不同思想的碰撞和斗争，产生巨大的真理引导力和思想鉴别力，能够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主体的斗争精神和创造能力。长征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就同教条主义者发生过激烈争论，结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被教条主义压倒。红军被迫长征实际上已经证明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人们已经开始怀疑；经过湘江战役的惨败，人们进一步深入反思，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之间的交锋随之再度展开。经过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几次激烈争论，教条主义越来越遭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反击，并在这种反击中逐步败下阵来，但是教条主义也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因此争论仍然在持续并更加激烈。对此，周恩来曾经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4]（P66）争论在遵义会议上达到高峰，并最终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人们最终选择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党中央围绕着红军发展方向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并最后犯下了另立中央、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此时的党中央已经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抉择，不受错误思想的干扰，选择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向，最终战胜了张国焘的错误。经过这一系列争论，全党同志大大提高了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错误的鉴别能力，越来越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因此在瓦窑堡会议上再次发生争论时，毛泽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就成为主流，而博古的带有关门主义色彩的主张则成为支流。

再次，长征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批判的特点，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中的纠错创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纠错创新的历史。纠错创新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主体，敢于承认和面对、勇于抛弃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推动实践上开拓创新，理论上反思提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论创新成果。纠错创新机制发源于主体自身的理论自信和创新自觉，把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有机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产生强大的主体创造性力量。红军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纠错创新的过程。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继续北上湘西同二、六方面军汇合的错误，接受了毛泽东转兵向西到贵州的主张，这是一次行军方向和战略方向的纠错创新。猴场会议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做出了“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是在军事指挥权和决策制度上的纠错创新。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乃至于思想路线上的纠错创新。当然，长征中的纠错创新活动还不止这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战役即土城战役，在战斗打响后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人的数量和战斗力远远超过原来的估计，原定战役计划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毛泽东断然纠正错误，终止这场战役；会理会议上，党中央批评和纠正了林彪关于撤换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提议，坚持和维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纠错创新，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确保了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

四、经过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长征以一种特殊性的实践昭示人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创新主体、不同客体、结合过程本身都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定性，正是这些内在规定性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主体，只能是熟悉中国国情、立足中国实际、独立自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或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任何缺乏自主性而依附于外来力量、照搬照抄而缺乏创造性的人，不论其依附的对象是朋友还是敌人，不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多么熟悉，都是不可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征之前和长征初期，党和红军惨遭失败，就是因为教条主义者掌握了领导权和决策权，而坚持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则被剥夺了话语权，一旦后者获得了领导权和话语权，就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形成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正确决策和理论创造，引领党和红军取得最后胜利。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明确提出要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突出地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5]（P2-3）

其次，中国人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行动指南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外在地强加给中国人的圣经和外来经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的党内主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相当熟悉，能够大段引用和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篇章，但是他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行动的方法，致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因此，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时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和行动指南，是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教条或个别词句，洋八股必须要停止，空洞抽象的调子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6]（P532-533）。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客体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般性的理论研究对象而存在，而是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指导思想而存在的。只是熟练地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而不能用以正确地指导实践，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相违背的。当今，一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时并没有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提出种种质疑，这恰恰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

再次，中国人必须立足于并深刻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决策，而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凭着主观意志或书本上的教条来决定。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了中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统、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国情现状、中心任务等丰富内容，立足中国实际就要深入了解和科学分析这些内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博古、李德等不顾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一味按照军事教科书和地图作业来制定作战方案；湘江战役时又不按照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来及时调整战役指挥，导致了严重失败。而毛泽东、朱德等人则灵活地根据国内军阀之间存在矛盾的实际情况，对不同军阀采取不同策略，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进行暗中合作，比较顺利地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努力避开同作战能力比较强的桂系军阀的战斗，而转向弱敌贵州军阀王家烈；利用中央军、桂系军阀、滇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巧妙周旋，最后突出重围。红军行至大渡河边时，熟知中国历史文化的毛泽东、朱德等，汲取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历史教训，及时果断地调整行军方案，兵分两路沿河而上，成功避开了全军覆没的灾难。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实际，及时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党中央到瓦窑堡后就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转变政治路线，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也就是说，一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始终不渝地立足于中国实际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前提。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6]（P633）邓小平也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P3）

最后，中国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独立自主创造性的结合，实现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创造，而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进行机械式地拼凑，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也要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长征之前，毛泽东等人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立并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这些观点却被批判为“狭隘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等；而那种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和国外经验的主张却占据领导地位。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带来的结果是相反的，创造性的结合开创了中央苏区，而机械论的结合则丧失了中央苏区。正是基于这些沉痛教训，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特点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创造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谈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7]（P820）

长征已经成为历史，但长征的意义和价值永存。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长征精神发扬光大，在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推向新的境界，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8]（P21）。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同样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发展着的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不断增强理论创新的主体性和原创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毛泽东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遵义会议文献[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邓小平文选（3）[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3）[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