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学，也称乡村政治学，是研究农村政治关系、权力、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当前，农村政治学已经广泛采用结构主义、制度主义、符号话语分析等不同视角，应用历史分析、过程-事件、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围绕国家与基层社会、国家与农民以及城市与农村等多重关系，对农村基层政权变迁、农村社会变革和农村基层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勾勒出农村政治学的产生过程，重点梳理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转换的发展轨迹，指出其存在的困境与局限性，并对农村政治学这一分支学科的未来进行展望。
一、农村政治学的产生与特点
1978年，在国家领导人的倡议下，（1）政治学得以在中国恢复，各地纷纷成立了政治学系和地方政治学会。当时政治学研究队伍的学科出身背景主要是科社与国际共运、党史，这两个领域后来自然成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氛围下“政治体制改革”俨然成为主流话语，政治学的学科热度可以与经济学相媲美，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政治学研究队伍的发展和研究成果的繁荣。
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政治的变迁使得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地位排序骤然变化，原来以国家、政党和政治制度改革之类宏大主题的研究空间被压缩，政治学科急需自身的重新定位并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政治学者内部出现了分化，部分研究者转向了政治敏感性色彩较低的农村问题领域，为农村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这一转向还与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有很大关系。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国家在农村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生产成为家户的事，传统家族活动在一些地区开始复燃，需要有新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模式。至20个世纪90年代初，村民自治制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并在全国农村地区推广。村民自治不仅是基层政权治理的新形式，也与自下而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关联。村民自治带来了诸多理论和实践的新课题，为中国政治学者提供了从基层思考国家政治的窗口。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将研究视角指向基层，将关注点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领域，将研究对象从国家机构、政治制度转向农村和农民，开启了基层政权、家族制度、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的研究。
例如，1986年起复旦大学王沪宁课题组对中国村落进行了历时三年的调研，研究了中国政治、农村政治、家族政治，以严格的学术规范和扎实的调查风格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2）北京大学谢庆奎课题组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中国基层政权研究项目”课题组，建立了数据库，发表了多篇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张厚安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3）涉足了刚起步的村民自治研究。徐勇等人进一步在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的研究领域进行耕耘，提出了“三实”方法，（4）强调实证和调研在农村政治研究的作用。此后，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等实证研究成果获得相当的反响。（5）
农村研究成果增多及其影响力提升，吸引了学界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俞可平探讨了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6）和乡镇选举的政治学意义，提出了“增量民主”新概念。（7）胡荣借助理性选择理论对村民选举行为、村干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微观细致的研究。（8）景跃进则重视村民自治的空间扩散及其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意义。（9）郭正林等则聚焦村民选举对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塑（10）以及农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的政治参与状况。（11）还有诸如李连江、牛铭实、史天健、何包钢等海外华人学者进入中国大陆展开实地观察和问卷调查，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议题，如村民选举的政治经济效应、农民抗争行动和基层政府角色等新的主题。（12）
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使得农村政治研究意外地成为政治学研究分支领域的新增长点和学者成名的高地，而对弱者的关注还让当时研究农村的学者兼具有某种道德光环，（13）并促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两个变化：一是推动政治学研究重心下沉，由宏观政治制度转向微观政治实践（14）、由高层政治转向底层政治；二是开启了实证研究之风，通过向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借鉴田野调查、问卷调查、个案等实证方法，找到了一条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途径。
二、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与特征
经过30年农村政治学者的不断努力，中国的农村政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风格、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
（一）从对策性研究到注重学理性研究
早期的农村政治学研究者出于为国家“三农”政策服务的理想，明显带有政策性研究的取向。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了便于决策者或主管部门阅读，其文本风格有“官语”的印记，如研究文本常常为了捕捉政府的兴奋点，较多使用行政系统的政治话语和表述方式。因此，相较于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政策性取向的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规范性低，缺少严谨的学术回顾和引文注释。
进入新世纪后，一批农村政治学者自觉地告别“官宣”的学风，从乡村的政治运作生态出发，在对乡村的审视和理解中提炼学理性知识。这些转向学理性的研究对弄清中国农村实态、提出农村政治研究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具有积极作用。这批学者按研究风格类型大致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学者倡导农村研究的乡土经验和本土性；第二类学者受域外理论影响较深。两类学者的学术训练和研究风格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类学者主要从中国乡土经验出发建立理论，倡导中国农村研究的自主性和本土性。他们关注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提出“村治模式”“新乡土中国”等从本土性概念，以此解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治理方式的变革。（15）如贺雪峰团队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形成了华中“乡土学派”的研究模式，并产生了一大批成果。同时，他们强调“中观机制研究”来揭示农村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机制，以形成真正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层理论，从而建立有主体性的农村政治学。（16）还有学者借鉴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和扎根理论加强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的精致化。（17）
第二类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受到良好的训练，有更多的域外理论知识，他们中有一部分从海外归来的学者。在介入农村田野中，他们强调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强调以“旁观者”身份出现在村庄的研究场域，观察和描述村庄所发生的一切，在价值诉求上，明显不同于“乡土派”学者。（18）他们关心学术本身，运用域外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村政治实践过程。如张静等运用国家政权建设来解释基层秩序和乡村社会的变化，认为是国家政权深入基层是中国农村政治变迁的主要原因；该视角把视野回归到政治学者熟悉的“国家”，将基于西欧经验而形成的“国家构建”理论与中国农村政治变迁的考察结合起来，试图获得对农村政治变迁过程的新认识。（19）胡荣等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研究村民委员会选举，运用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他在假定村民、村干部和乡镇干部为“理性人”的基础上，讨论社会资本与村庄政治参与的经典命题。（20）还有学者比较了中国农村政治的独特性。（21）值得指出的是，这类研究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科学的接轨，但也带来了两类研究者的分野。
相较于后一类学者强调的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前一类学者往往在研究方面中彰显其宏大的价值关怀，使他们的文章看似研究村庄，却又是想表达超越村庄之外的一种政治理念。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是学理性与政策性的交织，既力图为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也希望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例如在对待“村民自治”的议题时，两类学者的思考角度很不一样。前一类型学者的兴趣点在于讨论“村民自治”能否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突破口；而后一类型学者的研究兴趣往往在于理论对话，他们提出了“制度过密化”“或内卷化”概念来与新制度主义理论进行对话，（22）以及用理性选择主义研究“中国农村选举”现象，尝试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原则做修正。
（二）“村治”微观研究的上下延伸
农村政治学者在进入农村研究领域后不久就遭遇到一个尴尬境地。众所周知，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一般是国家权力、政治制度、政治发展、政治体系、政党政治、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等，而农村学的研究对象更多是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权威的社会性因素。因而，要运用政治学原理与非正式制度建立研究关联，需要“向上”延伸到乡域政治和县域政治，将国家权力和政治制度从被忽略的地方拉进来，（23）避免在“村治”这个层面进行局促的政治学解读。
新世纪后，“村治”微观研究向上延伸到乡域政治和县域政治，产生了一批成果。吴毅在《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一书中提出的“乡域政治”概念较“村治”更为宏观，较“县政”更可能操作，实现了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过程与结构、体制与非体制以及政治与经济和文化诸变量关系的目的。（24）徐勇的《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则认为，基层社会的矛盾需要回到县级地方政府层面，而县作为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接点”，是整个社会矛盾的最集中也是最脆弱的爆发点。此外，杨雪冬的《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周庆智的《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等研究成果，以县级为中观分析单位，将宏观理论与微观乡村个案调查结合起来，展现县级政治的运作以及在县这个层次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关系。（25）在向上扩展的研究策略下，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运作时空——县、乡、村不同利益机构组成的区域政治性因素悉数进场，这些研究将“地方政府”“地方性权威”“变通”和“地域化治理”等政治性因素作为农村政治研究的关键词，可以展示农村政治变迁的地方性逻辑，并对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生态进行较为深度的政治学解释，重拾政治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除了向上往乡域、县域拓展外，进入21世纪初，学界也出现了向下、向内的研究拓展，将研究单元进一步缩小到村民小组与宗族等村庄内部的亚单元。如2014年以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团队关于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研究和基本单元设置的研究，（26）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郝亚光、徐勇的《让自治落地：厘清农村基层组织单元的划分标准》。此外，学界在解释村庄内部治理单元理论方面也有进展，中山大学的肖滨教授以近年来广东村民自治单元的实践创新为研究案例，提出了村民自治的新框架——“五权”结构平衡论，以此作为分析广东等地探索村民自治单元新形式的理论基础。（27）
（三）从短时段到注重长时段的研究
早期农村政治学者比较缺少纵向性研究的训练，常将与历史相联系的因素从研究中分离出来而进行非历时性分析，但在对“转型期中国乡村及其社会基础”这样一个与区域性历史、文化相关联的课题进行研究时，往往力不从心。像村民自治、家庭联产承包制、农业税费改革、人口流动等都可能与长时段的历史结构有关联，它是一种长期延续时的实在因素，能对农村政治发展起着支持或阻碍作用。换言之，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判断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更好地把握和认知。
在进入21世纪后，一批关注“转型时期的乡村政治结构”的农村政治学者开始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将乡村社会变革的历史画面展示出来，勾勒出一个乡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史，回应了学界对农村政治研究缺少纵向性关怀的批评。如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和吴毅的《村治视野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两部著作，将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放在中国现代国家百年进程中进行考察，呈现了一幅中国农村政治关系、权力体系和社会变革的丰富图景，增添了历史纬度感和历史厚重感。（28）此外，张翼之等的《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李康的《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朱冬亮的《社会变迁中的村级土地制度——闽西北将乐县安仁乡个案研究》则聚焦某项农村政治制度的变迁史，借此透视农村社会变迁的政治社会效应。胡宜也运用了历史分析法，但研究对象另辟蹊径，他通过对历史上的“爱国卫生运动”及“农村合作医疗”等事件的叙事，讨论了公共卫生体制的出现并分析了它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建构、国民再造和公共性扩展之间的联系，阐释了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疾病防疫与治疗的政治逻辑。（29）
农村政治学者在借鉴历史研究方法中，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一是史料的运用。由于大多数研究者并非专业的历史系出身，他们在历史资料的使用上存在较大的瑕疵。史学界的规范是引用年代越早的版本越好，因为失真性最小。政治学者往往引用的却是最新版本，在史料引用与证明上，他们多使用近二十年来出版的《地方志》替代史料或者转引历史研究著作。二是未及时关注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果输入了不完整的历史知识，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历史表述。三是受单线历史发展观的影响，一些农村政治学者的研究往往以线性发展为分析范式，认为农村政治发展是按序列式地展开和直线上升，忽略中国农村的政治发展存在曲线型、复线式、多元性和共时性的可能。
（四）从实证调查到数量实证
20世纪90年代，农村政治学者因受到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启示，在实证方法上几乎都以村个案研究为主。以村为单位的个案分析有助于解剖村庄的社会结构以及权力运作，这种解剖麻雀的方法很有启迪性。但以村为个案的研究过分注重乡村社会运行中的细节，导致以一个村庄的案例来解释中国农村的政治现象缺乏普遍性。（30）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农村政治学者尝试由实证调查转向利用统计方法为指导的系统数据收集，进行大样本的数量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经验化基础上推进实证研究科学化。特别是近10年来，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大数据分析工具的改进，因此，只要有了一定规模的数据和一个统计分析软件，就可以方便地进行各种政治现象的估算和分析。
国内的一些学者和机构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如张光为了分析中国农民公平观的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建立了一个基于情景研究和问卷调查收集的500余农户数据的工具主义模型，并运用了T检验和多元回归方程，发现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在中国农民的公平观中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31）也有的学者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将复杂的农民政治观念如政府信任进行科学界定，一些学者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讨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32），最后再根据各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的显著性一一说明，数量实证方法使得分析结果更有解释力。在机构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农村问题研究机构都相应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数据库。
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的数量实证研究至少需要三个步骤：一是分析的框架。如果没有一个清晰合理的分析框架，那么回归的结果可能会引起质疑。一般应在报告回归分析结果之前，介绍该分析的框架。二是变量指标体系的建立。这就需要提出一个村庄的各种政治与社会经济变量体系，如社区的基础设施指标（道路、学校、电厂、交通、通讯系统等）、村庄历史记忆度、村民平均年龄、性别比例、教育程度、村庄内部的企业所有制类型及规模、政府动员力、政治参与度、倾向政府的程度、草根民主评估值等指标。在这方面，史天健、吕杰有过贡献，他们就如何测量一些复杂的政治概念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和很好的尝试。（33）三是数据收集与处理。包括各类村调问卷、文件、手册、两委活动记录、村民选举统计等涵盖乡村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数据。在经过以上三个步骤后，一些学者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并做出合理性论证，以说明农村政治的现实。
三、若干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及其局限
农村政治学者在尝试运用不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在借鉴相应的研究范式，大致包括结构功能主义、国家与社会、“过程-事件”故事化以及本土化的尝试。下面对这四种基本范式予以梳理和评议。
（一）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及其局限
在农村政治学以学理性研究为取向后，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首先得到农村政治学界的欢迎。由于新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主导性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延承，下面就这两种视角在农村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进行讨论。（34）
新制度主义侧重于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研究及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体现在对村民自治制度的研究上，就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村民自治制度建构过程及其社会效应的分析上面，批评那种将村民自治源于个人动机与选择的还原主义。有学者运用新制度主义研究基层社会抗争，认为特定的制度安排塑造了民众的利益表达方式和利益冲突的解决渠道，诱发了乡村社会不同的抗争模式。（35）还有一些学者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宏观制度环境和各个政治序列结构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影响。（36）
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以政府-市场、资源配置、产权制度、个人选择与集体行动等为研究重心，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关性切入的一套研究和解释框架。（37）温铁军、焦长权、陆益龙、邓大才、朱冬亮等利用该范式，研究我国农村产权变革、资本下乡、宏观经济波动等经济因素对村庄政治的影响。如焦长权等关注资本下乡导致政府和企业联合“经营村庄”的政治结构，董筱丹、温铁军发现改革以来宏观经济波动与“三农”问题的相关性，（38）陆益龙则以小岗村大包干为个案，提出“嵌入性政治”的生成导致小岗村经济发展，（39）邓大才分析乡村产权单位与村庄治理单位的关联性，（40）朱冬亮研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村级民主的作用等。（41）
新制度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都采用了结构功能主义法，但其局限性是静态性的功能主义，对于社会结构变动的认识则有一定滞后性。“只见制度变，不见人出来”，忽略了特定情境中行动者的建构。研究者在抽象事实和呈现事实的复杂性之间难以平衡，一定程度收缩了农村政治学的想象力。
（二）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及其局限
该范式在农村政治学研究中一直得到亲睐和广泛运用。研究者以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官治与民治二元结构对立与互动为假定，深入农村政治的实践过程来充分揭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多种样态，具有“宏观把握微观着手”的特点。（42）在此范式下一些有价值的分析概念被提出来，如周飞舟的“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的转变（43）、周庆智的“官民共治”乡村秩序（44）、徐勇的“政权下乡”（45）、张永宏等的“制造同意”与“吸纳抗争”（46）、贺雪峰的“双强关系”（47），等等。
该研究范式的优点在于重视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双向运动，突破阶级关系的、单向度线性的革命范式，改变了泛意识形态化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结构主义“静态有余动态不足”的缺陷。但该范式比较容易强调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对基层社会建构自主性空间的考虑不足。（48）此外，尽管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范式也关注历史变迁，但真正做到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较少，在讨论农村政治的“转型期”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过程-事件”故事化范式及其局限
20个世纪90年代，受社会学者的研究策略启示，（49）“过程-事件”故事化开始成为农村政治学写作的一种流行方法。“过程-事件”故事化范式是指研究者通过实地访谈和观察来收集资料，运用讲故事的方式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或机构）的互动过程的来龙去脉详细叙述，从一连串的事件中提炼出若干概念。该范式集中在农民抗争行动、基层政府行为、农村社会变迁等议题的研究，诸如“依法抗争”（50）“以身抗争”（51）、“表演式抗争”（52）、“英雄伦理”（53）、“依势博弈”（54）、“权力-利益之网”（55）等概念都是以讲故事方式的提出，通过展示不同群体如何调整抗争策略及其诉求对象来刻画事件过程，在呈现变化和机制的同时解释因果关系。这一研究策略摆脱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局限，重现社会变化中的各种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来推进事件进程的。由于故事性叙述使得各种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研究文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大大增强，例如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56）和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57）。总的来说，讲故事的叙事对于洞察中国底层社会的复杂性有着相当的优势（58），找到了一种接近实践状态中国农村政治现象的途径。（59）
但是，“过程-事件”故事化范式主要有三个困境：一是从叙事与写作的关系来看，叙事往往是被作者切割过的，过分追求叙事写作不仅会降低分析的含金量，而且可能会陷入“更大的想象力”。二是结构和行动者是双向建构的，但讲故事范式由于田野工作的偏向，会更多偏向行动者而忽视结构分析。三是社会科学中的“讲故事”不仅仅是简单的写作方式，而是将抽象的理论进行结构化之后再通过故事的方式予以叙述，目的是为了要展现研究者的分析能力并建构一种理论。很多研究者（特别是农村政治学专业博士生）没有受到这种学术训练，也未具备这种学术掌控能力，其写作文本往往沦为为讲故事而讲故事。
（四）“本土化”及其局限
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关于“本土化”和“本土经验”的讨论声音日渐高涨，农村政治学也深受影响。据中国知网统计，近20年来有关农村政治学“本土化”研究取向的论文就多达132篇。这里“本土化”是一种学术理念和原则，而非一种特定的范式。这些学术理念和原则包括：一是强调地方性知识和本土关怀，提出了一些有乡土特色的概念，如村庄社会关联（60）“不出事逻辑”（61）“半熟人社会”（62）“村庄社区产权”（63）等。二是对“村社理性”的强调，关注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农民理性”。（64）三是重视中国农村法治的本土资源研究，从理论上揭示法律的中国本土实践逻辑。（65）
但本土化取向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一些基于本土化取向所提炼的概念，其学术创新性仍让人存疑。这些概念或理论往往是学界早已提出，研究者只不过是换个不同说法或有意设计而制造出来。由于未经系统论证，许多新概念不知放在何种研究传统中理解，无法与以往的相关理论联系在一起。（66）其次，在思维取向上，存在毋须与任何理论传统接驳就可直接上升为新理论的观点。（67）还有些激进本土化的学者对西方理论持否定态度，强调“自主性”而排斥西方理论。（68）
四、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在分析了若干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特点及其局限性后，笔者对农村政治学的未来研究转换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后现代研究范式转向
如前所述，在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下，农村政治学研究可能出现一些解释困境。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解构转向、语言学和谱系学等后现代研究范式来实现对农村政治学研究做更完善的解释。
在笔者看来，采用微观权力、话语及日常政治分析是值得尝试的新范式。一是微观权力分析。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福柯的权力观，其核心观点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权力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和外在控制，它体现为形形色色的策略、技术、关系。它的功能是能将农村社会的微观运作机制呈现出来，提升农村研究的洞察力。二是话语分析。话语分析专注于文本的建构及“话语秩序”的长时期构建。这一研究路径本身是对现代主义、客观主义的反思结果，可以有效地解决结构主义、制度主义存在的问题，揭示话语文化权力符号在地方社会结构中更深层次的权力运作。三是日常政治分析。这一分析范式主张从日常的具体行动去思考制度与结构问题，强调对动态的、具体的、繁杂的、琐碎的日常政治活动进行分析，突出政治权力运作的碎片化和生活化等。在这里，正式权力关系被日常生活所解构，日常生活而非理性选择更能塑造乡村政治的意涵。
微观权力、话语和日常政治分析强调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打破了原有结构主义的约束，对它们的援借有助于使农村政治学研究从宏大、系统、必然、普遍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视域中走出来，去解释农村社会更加微观的机制；同时，有助于研究对象从静态的真实走向动态的真实，有效把握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多元、复线、共时性和量子态的后现代特征。
（二）向解析式范式转换
针对“过程-事件”故事化体例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运用解析式范式将故事分析和结构分析融为一体，其中过程-事件负责将行动主体的策略、关系等展现出来，结构分析则负责连接政治结构与行动，以识别宏观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解析式范式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它能直指宏微观之间的中间地带，用中层理论来嫁接农村宏观结构与个体的微观活动，增强农村政治学研究的适应性、应用性和指导性；另一方面，解析式范式更加重视行动过程与结构的互相影响，透视农村政治事件的结构因素，以此来探讨农村政治运行的深层逻辑。
具体的转换路径如下：一是通过结构来设定框架。农村政治中的主体是在特定的结构和规则下行动的，因而农村政治中的研究主体可以通过观察农村政治过程，找到农村政治结构生成的“附着点”，分析农村政治结构如何发挥功能的。二是重视农村政治样态背后的结构性要素的沉淀。通过对正规制度、非正规制度、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等进行分析，揭示农村政治的特定结构与事件、农民行为是如何互相塑造的，与文化结构是如何联结的。（69）三是从故事化文本的各个环节发展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普遍性、兼具理论对话的学术性资源。
（三）超越本土化
笔者认为，“本土化”取向只是农村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过渡阶段，农村政治学只有复归到国际一般性理论范式的层面上来，才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国际政治学对话。从现实意义来说，与国际学术接轨、超越本土化而实现一般化也是中国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农村政治学研究要不断吸收国际学界有价值、有用的优秀成果，建立和不断更新农村政治学的规范体系和学术体系，并把我们的理论成果介绍给世界。（70）
事实上，关于“本土化”的论辩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的学界同仁都曾主张尊重本国政治研究风格，关切符合本国国情实际的研究议题，强调本国的学术自主性乃至维护自己国家的学术主权等。（70）
如何超越本土化呢？我认为可以有以下几种路径：首先是农村政治学研究应当遵守学术规范。如果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理论对话，农村政治学的研究者更要做好学术基本功。在提出新观点时一定要与整个农村政治学的学术发展脉络联结，在引用相关的研究时一定要有出处。只有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学术规范，农村政治学才能够推出国际学界所认可的理论创新。二是要有世界主义的自觉，要有国际比较的视野，要把知识放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来定位，（71）积极与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话，了解国外的相关理论，学习国外同行成熟的研究方法。三是走取道西方返回中国的路径。这要求农村政治学研究者首先接驳已形成的深厚理论脉络，借助国际成熟理论，进而产生出符合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实际的理论。（72）
五、小结
前面述及的采用微观权力分析等后现代研究范式，并不意味着对农村政治学过往研究范式的否定，而是为了确立中国农村政治学分析范式的多元取向，实现多种研究方法的混合运用，以重新思考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模式。
作为中国政治学的特色学科——农村政治学虽然只有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学界对其是寄予了很大的厚爱。笔者通过对《政治学研究》创刊以来所发表的篇名为“农村”（45篇）、“乡村”（9篇）和“村民”（28篇）的论文进行详细梳理，发现《政治学研究》杂志最早刊发关于“农村政治”的论文是1986年第2期的《从我国乡政村治历史发展看乡村关系的两重性》（作者为吴越、吴卫生），截止到2019年6月，《政治学研究》一共发表了涉及农村政治领域的论文82篇，所占比重还是相当大的，这也说明了农村政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有些遗憾的是，关于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学术反思类论文还未刊发。有学者认为，农村政治的研究者较易忽略学术的积累、传承和对话，并提醒“过于强调田野经验”可能存在的瑕疵。（73）笔者认为，作为学理取向的农村政治研究如需在日益专业化的社会科学领域内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就必须摆脱农村政治学的“草根”学术环境。
第一，农村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在借鉴中整合，在发展中创新，一方面学习西方成熟的调查方法，另一方面借鉴规范的、科学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理论建构方法，促进农村政治学从“野性思维”转向“知识生产”，以建立“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
第二，由于中国农村变迁及乡村治理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从中国恢宏的历史-政治时空框架来找寻中国农村治理的学术表述。
第三，在方法论自觉的同时，继续推进本土经验与国际通用型社会科学理论的接驳和融合，为农村政治学在新时代的研究方法转向和提升奠定基础。
第四，农村政治学的困境与挑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和学科发展轨迹。需要进一步思考农村研究与政治学的学科理论如何有机衔接结，避免农村政治学研究的“社会学化”“人类学化”和“经济学化”，使农村政治学无论是知识层面、理论层面还是方法层面都能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影响和推动政治学的学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