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改革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突破一系列僵化观念，是极为重要的。没有成功的观念变革，社会改革就将步履维艰，或者得而复失。这是全部历史证明了的道理。当前人们对观念变革（或更新）的要求，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然而观念的变革是复杂艰巨的工程。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诞生，其间三十个春秋，对旧观念的冲击是够猛烈的了。地覆天翻，山河易色，变化之大，可谓空前。然而“文革”的惊雷一响，一切似乎早已被埋葬了的亡灵又重着“革命”新装，磨牙吮血地向十亿人民进行报复了。我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但是，“文革”这场大悲剧向人们昭示，由数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那些消极的东西，需要持久地扎扎实实地工作，才能加以克服。在旧中国，对这一点理解得最深刻的是鲁迅。他既深知世界，又熟悉中国；既了解民族的病根，又注意疗救的方法。他也呐喊，但不止于呐喊，倒是更强调深沉的“韧”的战斗，他反对那种“激烈得快，也平和快”的“革命”者。晚年，他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这个犀利的武器，他的战斗更能切中肯綮，更有成效了。鲁迅的经验是宝贵的。我以为，要在今天成功地逐步实现观念变革的伟大工程，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我这里把人文科学也算在内）是不可想象的。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我们将犯历史性的错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学术自由。学术的灵魂就是自由的探索，自由的思考。不自由的“学术”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学术。但是，要对自由进行全面理解，有人一听到“自由”就掩鼻而过；也有人把“自由”理解为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倒恰恰是应当清扫的旧观念。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我相信，对我们的祖国怀有赤子之心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会珍惜自由，善用自由的。《湖北社会科学》的问世也是值得庆贺的。她不仅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块新的园地，而且很可能在观念变革的历史性事业中作出自己的一份有特色的贡献。这正是我们热切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