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involution），也可翻译为过密化。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以“内卷”来描述此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文化的内卷化是指文化在发展中边际效益持续降低，进入到低效率发展的一种状态。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思想与文化实践的总和，是历史积淀下的文化发展成果，蕴含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中华传统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由于文化自身的防护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一度出现了内卷化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探讨传统文化内卷化的表现和原因，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焕发中华传统文化蓬勃的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传统文化内卷化的表现任何文化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以维护文化的独特性。在此过程中，虽然外在资源会不断被吸收到文化系统中，但在其内部仍会维持着一定的发展水平，不求进步和改观，表现为发展路径锁定，陷入自我重复、自我懈怠和自我消耗之中。中华传统也不例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思想内核、文化结构、发展视野等维度的内卷化倾向，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和惰性。

（一）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内卷化。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卷化主要体现为儒家思想内核的内卷化。“价值观念居于文化的核心，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在儒家学说的思想内核中，“仁与礼的建构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统一于道德实践的”。后世对这一道德实践的解读形成了儒家的不同学派，其中为统治者所确立为正统的解读方式，尤其是对“仁”与“礼”核心价值的理解与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理学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创成的新儒学，“多以阐释义理、天道、心性为主”，“其实质是要通过道德的自律和人格的完善，实现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理学在开创之初一度被宋朝视为“伪学”而加以禁止，但官方的禁学并没有使理学陨落，理学的传播者们通过民间教育不断扩大其影响力，甚至部分士大夫也接受了理学的观念。后来理学由“伪学”转变为南宋统治者扶持的正统思想，原因众说纷纭，学者刘子健认为这一转变的外在压力是“1233年，越过长城一线的蒙古人接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在今天的北京修建了新的孔庙”，在文化上和南宋竞争政权的合法性。南宋朝廷不得不寻找于己有利的对儒学的解读来重申自己应被“奉为正朔”，而理学恰好成了最有力的武器。1241年，南宋“举行盛大仪式，正式宣布道学学派为国家正统”。从此，理学作为官方学说一直延续至清朝。儒家学说这一历史性的转向，引领着中华传统文化内卷化。首先，成为正统之后的理学转向了内在保守。南宋以后的理学家们往往认为，“儒家经典教义最初由圣人传给孔子，孔子传其孙子思，子思传给他的学生孟子。接下来，由于没有适宜的传人，出现了一个漫长的中断期。……是五位北宋的先驱重新找到了正统并激活了传承血脉”。这种自命正统且强调传承的观点，使后世的理学研究与传播表现出对先贤创立的道德先验论缺乏变通的模仿继承，“在固有的圈子里自我充实，调整和创新仍然存在，但都只是量的增加，而非方向的转变与开拓”。其次，理学成为正统学说之后，以道德建设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日益稳固。在应对现实和未来的问题上，理学家们对变革知之甚少，更多诉诸道德自身的完善；同时又需要维持自身学派的正统地位和优越性，压制反对的声音。结果就只能与朝堂绑得越来越紧，沦为了稳定政权的工具，甚至为政治控制的目的歪曲自身理论。理学作为主体思想虽然在南宋以后不断吸纳资源发展，但愈显教条主义和文化惯性，“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固守其藩篱，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

（二）中华传统文化结构的内卷化。“文化当然是人创造的，但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直接或间接、自觉或自发地为适应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就这一定义而言，物质生产制约着精神生产，特定文化的发展必然植根于文化创造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受到特定物质生产方式的影响。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文化结构包括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三个层次，文化的变迁往往由表层开始，逐步反映到人的主观意识，导致深层文化的变动。回溯中华民族的社会生产发展历程，物质文化的内卷化导致了精神文化的内卷化。在物质文化的变迁上，农牧混合的模式转向了精耕农业模式。考古发现殷商文化的经济结构是农牧混合的，郭沫若曾断言，“商代是牲畜最繁盛的时代”，“兄终弟及”承传制在商代广为流行，表明了殷商文化具有游牧文明的某些特征。此外，殷商文化还具有重视商业的特点，与后世的主流传统文化大不相似。武王伐纣，典型的农业民族周取代了商，“对中国文化的系统运动来说，周人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性的文化模式转换的意义”，这一转换意味着以精耕农业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开始在中华大地形成并固定成为主流。“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随着精耕农业的发展壮大，中华文明逐渐内卷化形成基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并由此构建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统治制度。周王室以分封制构建向心型的政治结构维系统治，这一政治结构的根基是基于血缘宗亲关系形成的宗法制。自西周以后，精耕农业社会和血缘宗亲关系构成了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基因。这种制度文化对保守的需求远远大于变革，对修身与内心思想的重视远远超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从文化意识上进一步扼杀了文化发展的活力。由这种典型农业文明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影响下的精神文化也会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缓慢发展而层层累积，不断迎合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要求。宋代以后农业帝国人口膨胀与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占据正统地位的理学表现出一个长期性趋势：“它无意涉足其他知识领域，比如后来被称为自然科学的领域。”所关注的仅仅是农业社会中自我道德完善形成的社会稳定。尤其是在明清实施“海禁”和“闭关锁国”后，中华大地被进一步封锁在地理和精神的边界之中，深化固稳了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精耕农业相适应的文化结构。至清末时，“清政府以及社会文化精英，都已不能担起扭转局势的任务”。基于物质文化的制度文化执着于巩固农业文明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成果，又加剧精神文化的保守与内卷，表现出对任何外来文明的警惕和恐惧。由此，当东西方文明冲突时，统治阶层面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第一反应不是主动学习，而是盲目排斥。稳定的文化结构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和维持，但不利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更会阻碍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创新。

（三）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视野的内卷化。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内卷化的倾向，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丧失了开放性和包容性。从整体上看，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以前的衰落，也表现在发展视野的日益局限和狭隘。早期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典型轴心文明的开放包容性，古今学者对中华文化初期的开放包容多予以高度肯定。可以说，早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视野是普遍宏大的，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内。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注解《春秋公羊传》时提出“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把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进分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演进是指：在第一阶段华夏文化圈内多个国家彼此敌对，没有形成文化认同；到第二个阶段，华夏文化圈内已经形成文化认同，但一些周边地区仍然不接受中华文化，相对而言还是夷狄；至第三个阶段无论是当初的华夏还是夷狄，都归属于中华文明的大家庭，实现了文化的高度认同。古老中国的华夏与夷狄之分更多的是依据文化认同而非疆域边界，并且这一演进过程是弹性的，曾经的“夷狄”如果被中华文化同化，也可以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如周朝封姜尚去“东夷”地区建立齐国，以文化同化当地族群，后来齐国也就融入了“华夏”。学者许倬云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国家”，没有地理边界，只有文化边界。“‘中国’这个共同体，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个‘天下’。”“‘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周边族群只要认同中国的文化，就可以加入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这一“天下国家”在先秦之时起建立了一个以黄河流域为圆心，辐射周边的“同心圆”式文化体系。秦汉之世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中成其厚重，演进至隋唐之世接近“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境界。“汉代是充实华夏，完成‘中国’本体的‘成’；唐代则是取精用宏、开展性的‘大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和结构一旦形成，便面临着如何在时间维度上审视自我存在和在空间维度上处理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其发展视野内卷化的倾向就开始出现。特别是唐帝国达到“天下国家”的巅峰之后，文化发展视野的核心面临要继续建立“天下国家”式的文化共同体，还是要转向保守的、自我保护式的文化认同实体的选择，两种发展逻辑对应着文化外向与内向。刘子健认为，文化在“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一方面，宋朝在治乱循环中统一了唐帝国的大部分农耕地区，但没有继承唐帝国的全部疆域，对周边的辽、西夏、金等国并未形成文化核心的影响力，还面临着周边诸国的入侵威胁。外界的压力促使宋朝的精英和知识分子深化了“华夷之辨”，特别是在北宋灭亡后，“蒙古和南宋之间在文化层面上的政治竞争”，使南宋面临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自南宋起，理学逐渐占据了中华帝国正统思想的地位，理学家们“渴望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这种文化发展视野往往是保守而内向的。宋朝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在专制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强化了这一保守的文化发展视野，“根据其他地方的人对中国典籍和文化体制的熟悉程度（这一宇宙观一直延续到近代），分别把他们视为开化程度不同的蛮夷”，失去了文明互鉴的弹性。文化内涵下的“天下国家”衰落，中华传统文化伴随着这一过程陷入发展视野内卷化。

二、中华传统文化内卷化形成的原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卷化倾向，容易导致文化的自我重复和创新不足，分析文化内卷化的原因，是找到解决文化内卷化问题的重要环节。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卷化是内生动力不足、能量交换缺失、故步自封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内生动力不足导致文化自我复制。“文化是人创造的，而人又是文化的产物。”因而“人”与文化是互相影响的，特定族群的主观意识和社会实践深刻影响着族群文化的发展路径。马克思强调要根据具体的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来考量评判特定时期的文化，“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宋朝以后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和农业帝国的特殊社会经济形势逐步影响了中华文化创造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产生了自我复制的文化惰性。专制与极权对个体心性的压制使得精神创造层面的文化自觉逐步丧失。自觉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后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自觉有个体自觉与群体自觉之分。古老中国由“天下国家”内卷化的背后，是王朝专制与极权的强化。统治者在国家内部需要构建普遍的文化认同和精神承诺来保障长治久安，然而，专制王朝对族群整体的普遍精神控制会使这种认同与承诺落空。个体层面对文化思考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受到愈发严重的压制，最终会在群体层面表现出丧失精神自觉的文化创造惰性，对权威性的文化成果进行一再的盲目复制。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这种自我复制机制描述为“后喻文化”，即由于崇尚权威、缺乏想象，一个事物会在其他所有事物的方式上被引为成例，从而得到加强、回忆和发射，任何一部分文化行为经过分析后，都能找到同样的潜在模式或变体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当统一取代分裂成为中华历史主线和民众共识之后，形成唯一的、能反映统治秩序需求的文化取代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要求文化“为尊者讳”“为帝王术”，这就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在强大意志下进行单一方向的反复强化，丧失了文化超越的自觉。农业帝国的人口膨胀进一步放大了文化进步的需求不足。伴随着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雍正皇帝的“摊丁入亩”等政策降低了国家征税成本和百姓缴税负担）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更多的山区土地被开垦和番薯、辣椒等农作物被引入种植），明清时期的中国逐步发展为人口过亿的超大规模国家。然而，在社会经济结构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依然占据主体地位，新增人口几乎只有传统精耕细作模式下的农业领域这一唯一的吸纳之处。一旦农业国家人口持续过剩而土地资源有限，人力资源必将溢出且廉价化，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以提升人口素质、降低人力资源成本为目的的技术进步和文化教育都不具备内生需求。这就使得个体的角度上，文化在代际之间进行自我复制更为节省成本；从整体的角度上，既有文化成果的一再重演，是应对需求不足的无奈方法。于是中华传统文化失去了来自“人”这一主体进行创造性实践的内生动力。

（二）能量交换缺失导致文化无序熵增。熵是热力学概念，用于衡量热量转化为功的程度，也可应用于衡量系统的混乱程度，熵值越大，则系统的无序化程度越高。熵增原理指出，在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中，熵总是不断上升，系统内部的发展趋于最为混乱无序的状态。与此相对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通过与外界的能量交换将内部产生的熵增进行转移，从而实现自我的熵减而达到有序状态。文化具有可传播性，各种特定文化的交流、融合是文化进步的重要能量来源。在“天下国家”模式下，中华传统文化与外界形成了良性互动，处于开放包容环境下的文化主体与受众具有活力与弹性。“天下国家”衰落后，中华大地逐步深化了自我封闭，使文化陷于孤立系统中熵增的困境。一方面，古老中国天然具备与外界隔绝的空间条件。在北方，王朝或是以长城防御游牧民族的进攻，或是以具备草原与中原二元视野的统治者分秩序治之，以草原以北为边境地带；在西边，帕米尔高原及西域沙漠构成了天然屏障；在南方，高原山脉、热带丛林和海洋令企图北上的侵略者望而却步；而在东部，大航海时代来临前的海洋自然成为天然鸿沟。处在一个农耕文明时代对民族自身安全无比有利的环境，无形中满足了古老中国的统治者将国家置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系统中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主观的自我封闭决策建构了系统孤立化。随着明清时期稳定的国家形成，农业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一度取得明显成就，“乾隆皇帝辞世之际，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中华帝国的统治者自认为可以天下长治久安，自诩“天朝上国”，这种对自身文化盲目的优越感导致了对外来文化的轻蔑和排斥。同时精耕农业自给自足的社会生产特性不具备与外界交流互通的需求，中华大地进入闭关锁国的状态。王朝的统治者从现实疆域与意识观念两个维度构建了与中国之外世界的边界，于是，中国退行入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孤立系统中的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内卷化特征，无法实现与外界的“能量交换”，使得内部熵值不断增大，变得越来越无序化。以儒学价值观为代表的观念文化进入路径锁定的自我重复，在封闭的精神箱体里反复震荡，出现文化退化与悖论逻辑，这种内耗导致文化进步的能量不足。

（三）故步自封导致文化保守僵化。文化通常发源并植根于民族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发展之中。中华传统文化发源于血缘宗亲关系深化而来的宗法制，植根于精耕农业社会发展之中。精耕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持续深化导致文化发展路径的固化。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伴随着南宋立国时对变法的全面清算。“一些知识分子怀着对变法造成亡国恶果的强烈反感”，转向了反对变革、坚信道德方法是唯一出路的保守主义，且得到了宋高宗的支持。当理学成为正统之后，文化的正统性取代了多元化，与精耕农业相适应的道德保守主义文化日趋固化，强调稳定而反对变革，延续至明清时期，“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传统社会中，当天灾、战乱等因素导致饥荒时，往往会动摇国家统治的根基，特别是明清之际面临着人口膨胀的压力。这样的文化结构必然抑制对社会流通性需求强烈的其他产业发展，使社会人力资源尽可能地富集在农业生产领域。帝国通过强化控制来禁锢思想，于是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逐渐僵化。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希望通过谈判建立两国的贸易外交关系，但被拒绝。半个世纪后，西方文明通过战争的方式还是强制输入中华大地。不论是主观自我认知还是客观统治需要，中华传统文化由上而下、由个体到整体陷入集体式的保守僵化。“天下国家”式的文化进取心与包容性退化为“天朝上国”式的故步自封，失去弹性的文化模式在时间维度上趋于同质化，实质性的进步难以产生。先秦构建的“同心圆”式轴心文明，原本从中原地区辐射传播周边，与之相对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故步自封中逐渐形成“偏心圆”结构，“传统经典在时间维度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内‘核’，新的经验和观念几乎是在全盘继承了旧的文化以后衍生（而不是分化）出来的。整个历史性的传播活动，犹如在按照滚雪球的方式进行，虽然渐行渐远，但却宿命性地不能彻底离开‘核’，层层叠加，于是内部也变得日趋复杂，沉重不堪”。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构内卷化发展导致的“文化退化”，需要以新的突破来实现“文化进化”。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定位，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文化强国的精神源泉和文化基因，即是中华传统文化。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从重构内生动力、外来动能、创新驱动等三个方面避免内卷化。

（一）重构内生动力，唤醒文化自觉。激发内生动力，是全面唤醒文化超越的自觉的核心要义。避免中华传统文化内卷化发展，关键要针对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内生动力不足这一原因，在“守”与“变”中唤醒文化自觉，从而使个人层面形成文化超越的个体自觉，凝聚成国家层面形成文化超越整体自觉的澎湃动力。首先，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引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悠长，其核心是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软实力建设，就要以德树人、以文化人。通过培育时代新人，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源泉，引领全民族继承和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其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导向。突破封建文化对个体心性的压制，避免整体性的文化惰性，关键在于发挥人民对文化创造、文化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体现文化服务人民、文化产品符合人民的精神需求、文化成果契合人民的价值认同，在立足当今中华民族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充分以文动人，凝聚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最大增量。最后，要坚持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处于基础性地位，是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动力源泉。新时期的文化自信既要避免过度优越的狭隘自信，又要克服近代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自卑，坚定中华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成就、中华民族璀璨历史的精神财富这一历史结论，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有机结合和与现实发展相协调方面做出改变。以“辩证继承、古为今用”的观点，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文化形式，摒弃封建迷信等糟粕，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养分，提升文化认同感和时代感召力，内化为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力。

（二）重构外来动能，焕发文化生机。从熵增原理出发，中华传统文化避免内卷化发展的外在突破口在于重构外来动能，打破封闭精神箱体的边界，在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降低熵值，使自身文化实现繁荣有序发展。人类文明是具有多样性的，同时也是互相平等、互相包容的，这是文化交流互鉴的基础。要充分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相同与相通之处，与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借鉴，才能永葆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首先，要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在交流互鉴中重构普遍视野。古老的中华文明属于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所言世界轴心文明之一。“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世主义取向，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是值得借鉴的。一方面，要在文化交流中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辩证看待学习与传播的关系，对外来的文化动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文化精华的互鉴繁荣。另一方面，要敢于主动打破封闭，在考验中发展壮大中华传统文化。积极主动地在国家、民族的平等对话中学习外来文化中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的、广为人民群众赞赏喜爱的部分，为文化融合求同存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坚定拓展全球化的发展视野，在世界文化浪潮中成为自变量，而非因变量。通过文化对话、文化合作、文化互鉴等，借助外在动能拉动繁荣自身文化发展成果，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中国贡献。其次，要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性，在交流互鉴中重构文化能量。中国的超大规模属性，在陷入封闭的农业国家内卷化发展的困境后，人力资源从农业生产中溢出却无处承接，导致以文化发展提升人口素质不具备可行性。但这一弊端在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发展后，会转变为巨大的优势。溢出的人口在二、三产业发展中转变为潜在的人力资源，贸易与生产需要倒逼人口素质提升，从而使包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资源发展成为时代需求，在中国超大规模人口的累积效应下释放强大的文化能量。最后，要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性，在交流互鉴中重构文化他信。在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一度对世界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因自我封闭而在近代落后于世界、落后于时代。如今在国际舞台上“失语就要挨骂”，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全球视野，依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在对外传播中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赢得其他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在实践中取得进一步的成果，还要进一步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努力提高文化交流水平，着力拓展对外传播载体和平台，真正让文化自信在实践中达到‘自信’和‘他信’的统一。”

（三）重构创新驱动，重塑文化模式。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而中华传统文化“终必复振”的实践基础在于从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中重塑文化模式。近代故步自封的中华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与创造来驱动新的发展，从内卷化的困境中解脱出来。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文化本身是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精神生产的结果，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这一根基，文化的创新创造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不是立足于对过去的简单抄袭模仿，那是走复古主义的僵化道路。必须以新时代的思想引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中华传统文化在马列主义视域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建构文化与实践协调统一的创新驱动。其次，要坚持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实需求的结合。中华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的创新与创造需要正确处理其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感召下，从新时代国家建设、社会进步、个人发展的文化需要出发，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时代新形势相结合，构建积极向上的传统文化产业体系，生产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另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创新问题。文化发展史表明，一种族群的文化，可以全部或部分经过改造后融合到其他族群文化之中。我们看待中华传统文化，既不能过分自信，也不能妄自菲薄，在文化融合中为了刻意构建普遍视野而迷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性。我们应当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在坚持中华传统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按照客观需要部分吸纳外来文化，既不全盘照抄，也不抱残守缺，而是对古今中外文化要素进行综合性的创造。最后，坚持系统构建和提升的举措，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创新驱动的资源整合。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中华传统文化的各种优秀成果星光熠熠，文化的创新与创造不能局限在某些文化领域或文化产品，而应该以全局视野，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一个系统，对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进行系统性的综合提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传统新型文化，在传承的文化发展视野下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文化是一个民族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支柱。对中华民族而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历史长河积淀的文化智慧，依然是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宝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需要以史为鉴，总结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内卷化的深层次经验教训，避免再次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指引，以开放的胸襟和高度的文化自信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作者简介：倪素香，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武汉大学中外德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叶青，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