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现代文明始终与资本主义文明纠缠在一起，进而形成现代化的“西方逻辑”。同时，马克思认为，东方不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落后国家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跳过资本主义的痛苦过程而直接享有其成果，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文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特殊发展道路的思想蕴含着现代化的“东方逻辑”，这一逻辑与“西方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现代化摆脱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在历史的碰撞中提供了人类社会发展新的可能性。当时空转换，从“西方场域”到东方的“中国场域”，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上有机融合，集中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创新。因而，只有从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文明“三位一体”的视角，才能比较清晰地展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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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三重维度

文明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方向是现代文明，不是传统文明，也不是后现代文明；其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文明，而不是资本主义文明；其民族特色是中华文明，三者有机融合，共同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1. 现代文明构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追求现代文明目标。现代化标志着人类在思想、生产、生活领域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其结果是人类社会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各民族国家追求现代文明、走向现代化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P8）。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追求的目标，现代化也成为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根本视角。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面学习西方”，中国旨在向西方一样建立一个现代社会。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旨在独立自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实证明，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成功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完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幸福感增强，创造了发展与稳定共赢的奇迹。但是，这些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并不意味着现代化任务的完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具体道路，依据国家现代化战略部署，尽管已经进入建设强国时代，但是实现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追求现代文明始终是贯穿中国道路发展的一条主线，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追求现代文明价值。启蒙现代性开启了以理性为根基，以人的主体确认、人的生存确证、人的价值实现为目标，以工业化、市场化、世俗化、民主化等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崭新阶段，超越了人类发展的蒙昧阶段，使人类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代表着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潮流。现代性作为对现代化价值维度的指认，代表着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但是随着资本现代性的展开，现代性的“二元悖论”逐渐凸显，“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2]（P776），“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P156），人类本来作为社会创造的主体，结果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附属物。“后现代”反思这种“异化”，并将其归结为理性本身的问题，它试图瓦解现代性的根基，追求一种实现个体自由的无序状态。实际上，后现代走向了一种虚无，无法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辩证统一，从而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道逻辑，“‘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P118-119）。中国现代化道路始终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指向，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持续推进人的发展和物的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将人民视为实践主体，又将其纳入价值主体范畴，实现了建设者和享有者的统一，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2. 社会主义文明奠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性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呈现社会主义文明新定向。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就体现在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回顾历史，世界现代化进程首先在西方开启，现代化的话语权也一直掌握在西方手中，原发现代化优势产生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幻觉。后发国家将西方模式视为榜样、蓝本、模板，西方国家也乐于给落后国家开出“药方”，尽管事实已经证明，西方模式不仅不会给后发国家带来发展，反而带来的是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人民美好生活无法得到保障的结果，但是西方国家仍然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地兜售其模式。究其原因，从西方本身来看，受资本逻辑控制和主宰的现代化目标只有一个，即不断实现资本增殖，至于人民是否真正能够享受现代化成果，则被排除在资本逻辑之外。从现代化发展历史来看，直到中国式现代化给中国带来历史性巨变之前，除了资本主义模式之外，还没有一种模式在超越西方的基础上成功实现现代化，从而给人们造成现代化只有西方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错觉。中国道路是一个历史概念，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选择决定了其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定向。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5]（P21），中国人民在历史选择、历史创新和历史超越中成功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武器，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中国道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展现了落后国家探索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其指导思想决定了这条道路不可能是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呈现社会主义文明新图景。对内剥削、对外侵略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文明试图按照“自身的面貌”建造一个世界，带来的却是自身矛盾的世界化，表现为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生态危机日趋严重、霸权主义不断持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不断紧张。无论是早期的英国、法国，还是后来的德国、美国、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都是一部罪恶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P871）。而社会主义文明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图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以其全面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片面性，以其可持续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生态困境，以其和平性、包容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好战性、殖民性，进而呈现出人民共享发展、社会和谐、生态良好、和平共处的新图景。

3. 中华文明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民族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现代化。20世纪5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作为为后发国家提供发展方案的理论指导，简单地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认为现代就是对传统的全部抛弃。这种思维方法为后发国家采取西方模式扫平了障碍、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其非科学性使其失去了对现代化的解释力。新现代化理论从批判“二元对立”出发，充分认可了传统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作用。立足于现代化的“中国场域”，中国传统成为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文化基因。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植根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本身具有强大的融合性、创新性和生命力，因而不同于曾在“轴心时代”共存的其他文明，中华文明能够一直延续而没有断裂。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是在中华文明根基之上的实践创造。因此，文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维度，中国的崛起将对人类文明产生重大影响，中华文明的复兴将改变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局面，东方文明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熠熠生辉。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文化滋养。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智慧，进而形成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7]（P170）这种价值体系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通过文化自觉融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反过来增强了中华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自信将引领道路、理论、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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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探索、实践创新、价值超越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文明“三位一体”逻辑关系的不断摸索，进而原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逻辑”。

1.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探索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是历时性存在，而非共时性存在，两者属于不同的时空维度。也就是说，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而社会主义是现代化完成了的文明形态。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东方发展道路特殊性思想内在包含着世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人类文明的演进并不是简单的线性逻辑，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定阶段，存在着两种制度并存的状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将在占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同时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矛盾的克服，形成高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历程就是对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关系探索的历史。第一阶段：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分离。近代以来，中国各界有志之士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都没有取得成功，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触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依附型现代化”。无论是表面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还是深入移植西方的文化都不会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现代化的“西方逻辑”无法在中国生根发芽。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探索了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但此时的现代化是“追赶型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个现代化”主要还是从技术维度追赶西方现代化。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挪用西方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的创造性融合，此时的现代化展现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意义。但是只有从一开始奠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这种超越才会成为可能。改革开放真正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逐步凸显，进入“赶超型现代化”。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虽然仍然要“追赶”，但是更加凸显“超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使用了“小康之家”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凸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超越性。第四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引领型现代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和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势逐渐凸显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实现了历史性转化，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质的提升。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仅彰显其民族意义，而且更加凸显世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展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形态，是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成功结合的历史见证。

2.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探索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关系。仅仅从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结合的视角还无法揭示现代化的“中国逻辑”。历史和人民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内在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的契合，而科学社会主义能在现代化的“中国场域”中发展壮大，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足以展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融合和辩证统一，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可能性和实践必然性。中华文明曾在人类文明史上作出巨大贡献，“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8]。但是近代以来，传统农业文明遭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碰撞和冲击，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中华民族蒙难，中华文明蒙尘，唯有追随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和趋势，找到发展自身、强大自身的独立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文明。因此，从19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必然维度和重要内容。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性创造，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使中华民族免于灭亡的命运，使中华文明能够发扬光大，中华文明使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经过历史发展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引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了谁”的问题。西方现代化只包含着发展生产、增强国力的单一维度，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中，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富强的目标旨向中包含着“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价值维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其本质内涵是一致的。两者的发展历史是相重合的，民族复兴不仅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目标，而且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为现代化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指引着中国道路的蓝图规划，勾勒着中国道路的未来图景。

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使中华文明发扬光大。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9]。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要带领中华民族通过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实现伟大复兴，表现为不同时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强起来阶段的具体形态，展现的是强国逻辑，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中华文明正发生凤凰涅槃式的变化，“这意味着一种既具有真理性、道义性和人类性，又符合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新的文明正在形成和完善，进而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10]（P110）。

3.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探索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中华文明丰富人类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成果，历史上，中华文明曾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器物文明对世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催生作用。中华文明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倡导与人类其他文明和谐相处、取长补短，既从其他文明获取了营养，也为人类文明作出历史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中华文明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塑造与推进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文明新形态是融合了中华文明、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既丰富了人类文明形态，也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中华文明体现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中华文明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民族特色，构成解读中国道路的基因密码。但并不是说，只要是民族的，就是特色的，“特色是指事物的优质规定性，它表示着一事物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代表着一事物的特长、优势”[11]（P19）。中华文明的特色必然反映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并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现代化的崭新模式，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丰富了人类现代化的内涵，“人民至上”超越“资本逻辑”，创新了人类现代化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世界现代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也是人类文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在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类文明演进遵循着客观规律，社会主义文明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进而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发展自身，人类文明最终旨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主义文明是“类”意义上的文明，它必然超越国界、跨越意识形态的藩篱，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在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向社会主义优势凸显并占据主导的过渡阶段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肩负着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2]（P157）。中国主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两种制度、两种主义、两种价值并存的时代提供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华文明将彰显其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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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中华文明发展史、现代文明发展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史上都意义非凡。它书写了新现代性，对人类未竟事业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不仅引领中华文明实现伟大复兴，而且回答了“多元文明何以共存”的世界之问，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突破了“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

1. 书写新现代性，破“历史终结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书写了新现代性。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重重却又无法突破重围，“多样现代性”的呼声不仅是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资本现代性的救赎。启蒙现代性所标志的现代特征是现代化的普遍特征，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则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因而也形成具体的特殊形态。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新现代性在经济上创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超越了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逻辑，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规避市场的弊端；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超越了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形式，形成能够统揽全局、具有强大执政能力的政党优势，以及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文化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了西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在社会关系上主张和谐互助，超越了西方由“原子式”个人构成的市民社会；在生态文明上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超越了西方对自然的过度开采和掠夺。新现代性昭示了中国的未来演进必然跟西方现代性是不同的方向，人类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又开辟了新的历史时代。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表明社会主义苏联形态的不合理性，但西方混淆社会主义和具体的社会主义形态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进而高调得出“历史终结”的判断，这种建立在错误认识基础上的自信必然遭到现实的冲击。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最终（高）形式，21世纪，“世界历史的曲面运动正在转而向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走出低潮”[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述了中国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这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经验的高度总结。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离不开作为根基的治理体系，也离不开作为灵魂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制度优势中。特别是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充分尊重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迅速反应并作出战略部署，有效遏制疫情扩散，人民生活很快回到正轨，同时形成防疫的常态化机制，科学应对病毒的变异和疫情的反扑。反观西方，以牺牲人民生命健康的“群体免疫”任由病毒传播，政党之争高于防疫政策执行，高死亡率并没有产生直接有效的警醒，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西方制度无法提供有效、有序、有力的治理体系。全球面临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开辟新的历史时代，即由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向社会主义占据主导过渡的时代，“‘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正在转换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14]。

2. 凸显东方文明，破“西方中心论”。率先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以“文明”自居，将其他国家和地区视为“野蛮”，并将殖民行为视为对落后地区的“开化”，因而，西方是世界的“中心”、人类的“中心”，由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潮流具有正义性。“西方中心论”是站在西方看世界得出的结论，其根本问题在于只从西方看世界，而没有从世界看西方。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给世界结构所带来的变化，“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5]（P36）。“西方中心论”只从这里看出了“从属”关系，而没有看到正是这种“从属”结构内在蕴含着东方必然走一条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思想，如果跟随西方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只能成为西方的附庸。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独立自主的道路，这条道路成功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转化为内生型现代化，从而摆脱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束缚。中国道路展示了东方落后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对其他后发国家建设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将影响人类历史。回顾现代化历程，西方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化的线性演进，是并联式现代化，而中国面临的是三种因素交叉的时空压缩，是串联式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中国对现代化矛盾和困境的解决不仅对于自身现代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西方走出现代性困境也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因而，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意义上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在重构世界现代化格局。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规模是这些发达国家人口总量之和。中国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人口将翻倍增长，极大地加速世界现代化进程。在世界版图上，东方现代化打破了“西强东弱”的历史，将从根本上扭转人类文明格局。人类历史的所谓“中心”不再是西方，西方不得不跳出“西方”，站在“西方”之外看世界。“中心”不在西方，意味着西方的影响力在减弱，由西方主导的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改变，人类历史朝向平等、公平的趋势演进。“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根基是西方文明，近代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结合成功将人类社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而中国的崛起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东方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创新结合将改写人类文明的历史，这种改写是建立在对西方文明的超越基础之上的，因而才能更加对人类文明有益。中国的强大将是东方文明的复兴，这将从根本上冲击“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根基，也就瓦解了“西方中心论”的理论自信。

3. 构建文明和谐，破“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提出了“多元文明何以共存”的历史之问。“文明冲突”的前提是多元文明的存在，“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由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16]（P1）。亨廷顿的“文明”概念实际上是立足于一国的文化，但同时包含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文明实力。文明之所以产生冲突，是因为文明实力的增强，而中华文明的崛起则会对西方文明形成威胁。“文明冲突论”表达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反映了西方“零和博弈”“你输我赢”“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二元对立”思维。从这种思维出发，只能得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结论，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文明多元共存的中国智慧。

文明共存的前提是文明平等。人类文明不是单一文明，而是不同文明的集合体。文明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优劣的等级划分。文明优越论往往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而不是客观事实。习近平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17]。世界各国追求现代文明，形成多种多样的现代化道路，构成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内容。西方道路不是人类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其本身也包含着多种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不可能完全一样，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都属于社会主义形态，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各国立足于本国的传统创造的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的现代化道路都是平等的。

文明共存的方式是文明互鉴。历史由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打破了文明之间“各自发展”的隔绝状态，转变为相互作用、彼此交流、互为借鉴的格局。而文明之间不只是文明成果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不同思维方式的互鉴。当今时代，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着生态环境危机、能源危机、水资源危机等等，人类遭受着病毒感染、恐怖主义的威胁，人类社会面临破解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的挑战，急需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通过文明交流取长补短，用人类文明智慧战胜一切威胁和挑战，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文明共存的结果是文明和谐。文明共存不一定造成“文明冲突”，中华文明自古主张“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18]。用“西方思维”解读中国道路无法得到正解，也容易造成战略误判，进而引起国家之间的猜忌和防范，因此要立足于“中国场域”解释中国道路，更要立足于“中国思维”解释中国道路，用“中国逻辑”构建新的文明秩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华文明不会孕育出侵略的行为。中国的崛起为人类带来的是和平发展的新图景、公平正义的新秩序、自由民主的新趋势。

（田鹏颖，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武雯婧，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