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的经验结论显示，在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变量方面，以下因素值得关注：其一，有效的传播策略有利于信息到达拥有选择性信息接触习惯的公众；其二，有效的框架化策略能够塑造公众对公共议题的短时理解。
国外舆论研究兴起于18世纪。1762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拉丁文的“公众”与“意见”组合成“公众舆论”一词，指代人们对社会或公共事务的意见。20世纪初，美国开始在舆论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1922年，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将舆论定义为“人们头脑中有关自身、他人及其需求、意图与关系的图像”。这些年来，国外舆论研究主要围绕公众舆论、媒体报道、政治决策与某些个体之间的影响关系建构其理论体系。
言下之意，其理论前提是政府、媒体、某些个体、公众之间并非单向的作用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现有研究运用计量学方法对国外舆论研究的知识图谱进行了梳理。因此，本文将主要从理论脉络和研究方法演化的角度，聚焦国外舆论研究的变迁与现状。
公众舆论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
国外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大众传播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效果。在传播学领域，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让位于一系列的具体效果论——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激活效应（Priming）、框架效应（Framing）以及说服效应（Persuasion）。根据这些理论，媒体报道不仅有可能影响到公众想些什么、怎么想，甚至有可能改变其原有的想法。
但与此同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越来越表明，公众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存在以下特征：公众倾向于获取与自己固有知识结构及立场一致的信息，即选择性信息接触；当信息与公众固有知识结构不一致时，他们倾向于拒绝此类信息，或按照自身的立场解读信息，进而引发群体间的意见极化。因此，媒体报道对公众舆论并不存在决定性的影响，而是同时受到多种调节变量的作用，包括个体心理、知识结构、所在社会政治环境及媒介使用情况等。
尤其是在面对政治议题时，公众的政治立场很少因为媒体报道而发生改变，他们的判断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党派的过往及预期表现。这主要是由于政治立场储存在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媒体报道通常只能激活已有知识结构中的某些位置，而非改变它们。但当人们面对不确定的公共议题与突发性公共事件时，媒体报道仍能通过框架建构等方式来吸引和动员公众对政策的支持。框架效应的作用程度主要取决于框架化的具体策略及其与替代性框架之间的意义争夺。
概言之，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媒体报道只是其中之一。对于储存在知识结构中的政治立场等长时记忆，媒体报道的作用程度相对有限；但对于公众没有把握的公共议题，媒体报道仍有利于人们形成对议题的短时理解，包括存在哪些问题、原因何在、如何应对等，框架化过程中常用的符号资源包括隐喻、流行词及共享的文化符码等。
国外舆论研究的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公众舆论与政治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西方政治制度决定了公众舆论在政治决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西方舆论研究也在不断追问究竟是公众舆论推动政策改变更多，还是相反？
有研究表明，西方政治决策层对公众舆论的回应主要发生在议程设置阶段，而非决策制定阶段。换言之，产生制度性摩擦的风险或成本越高，西方决策层回应的可能性就越低。同时，西方决策层对于不同议题的回应程度也是各异的，而这通常取决于议题本身的讨论热度。如果反过来看，西方政治决策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研究方法和理论持续创新
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与媒介环境的变迁，国外舆论研究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过往研究多数依赖调查研究法来考察公众舆论，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不仅为舆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经验数据来源，也提供了测量某些变量的新方法。例如，以往研究主要通过询问受访者对当前国内最重要议题的看法来测量议题显著度，现在则可以通过检索社交媒体的热点议题或搜索引擎的热门关键词来测量。同时，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与自动化计算机语义分析等方法，对在线公众舆论进行内容分析和情感分析。虽然取自社交媒体的经验数据在代表性上存在不足，也很难收集到有关样本的人口统计变量，但这些新兴的研究方法不仅降低了数据收集的成本，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其次是理论层面的探索。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学者不断追问过往舆论研究的范式是否发生了转移，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是否更有利于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形成。然而，大多数经验研究的结论是悲观的。有研究对推特上的互推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在线舆论空间仍然是高度政治分化的，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个体之间很少彼此互动。这也印证了在线舆论空间仍然不是哈贝马斯理想中的公共领域，而是如桑斯坦所言，更可能引发不同意见群体之间的意见极化。也就是说，互联网更多时候只是促使意见相近的个体进行聚合，其中知识水平越高、持有观点越激进的个体，越不可能接触到意见相反的群体，只有非常少数的理性公众能够通过接触对立群体来加深对不同观点的理解，增进宽容。但研究结果同时表明，即使在双方辩论过后，也很少有人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
国外研究的经验结论显示，在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变量方面，以下因素值得关注：其一，有效的传播策略有利于信息到达拥有选择性信息接触习惯的公众；其二，有效的框架化策略能够塑造公众对公共议题的短时理解。
需要提及的是，由于中国公众已逐渐将其舆论表达的场所转移到社交媒体上，中国舆论研究早已开始通过社交媒体来收集经验数据，但相关分析仍主要停留在监测热点话题等问题上，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舆论研究中运用的大数据挖掘、自动化计算机语义分析与情感分析等方法，对公众舆论与社会情绪的形成、分布及演化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从而促进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