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写道：“天下之事，理胜力为常，力胜理为变……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此处的“理”是天下公理，包括后人所称的“国际法”。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即从长远和整体来看，国际法胜过强权。如今，涉外法治已成为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战略，这是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时代环境和发展环境的必然要求。对此，我国可采取相应措施，充分发挥国际法在涉外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国际法是我国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元素。
国际法与各国国内法相对应，是适用于调整各种国际事务参加者之间关系的法律。在各国国内法中，又存在涉外法和本国法之分。前者指一国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后者指不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涉外法，例如198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等。因此，涉外法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新时代以来，我国提出了建设涉外法治的要求。“涉外法治”与“涉外法”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体现的元素要丰富得多。从内容上看，涉外法治建设不仅包括我国的涉外法律制度建设，还包括积极推动国际法治建设。2020年11月16—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023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可见，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的鲜明特点之一是积极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国际法是国际法治建设的重要依托，也成为我国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元素。
其次，国际法是我国完善涉外法律制度的重要参考。
我国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完善我国的涉外法律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涉外法律制度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外法治的基础，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我国的涉外法律制度即我国的涉外法，是指我国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基于对“涉外因素”理解的不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涉外法”是指法律的主体、客体、适用空间或法律关系与外国、外国人或外国组织、国际组织等有关的法律，其名称往往带有“外”字，全文往往含有“条约”“外国”或“国际”等词。其中，大多数都与国际法直接有关，特别是涉及“条约”的法律。根据具体情况，国际法有可能优先于涉外法适用，也有可能在我国执法和司法机关解释和适用涉外法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在我国完善涉外法律制度的进程中，查找是否存在尚未制定的涉外法时，往往需要参考相应国际法。如果存在我国缔结的条约或其他对我国有效力的国际法，但我国尚未制定相应的涉外法，那就说明我们应该进行规范上的补足。
广义的“涉外法”还包括，虽然在主体、客体、适用空间或法律关系方面与外国、外国人或外国组织、国际组织等无关，但在调整的范围和内容上，存在相应条约或相应国际法的法律。其标题通常不含“外”字，全文不含“条约”“外国”“国际”等词，从形式上看是本国法。然而，由于存在我国缔结的相应条约或其他对我国有效力的相应国际法，这样的本国法也与国际法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涉外法”。例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对应的，是我国缔结的《儿童权利公约》。之所以将此类法律视为涉外法，是因为在制定和完善这些法律时，需要参考相应的国际法。无论是在其立改废释的进程中，还是在执法和司法环节中，都有必要看一看相应的国际法演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此类涉外法与国际法与时俱进。
最后，在我国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中，需要不断完善国际法发挥作用的路径。
我国一贯重视国际法，善意履行我国缔结的条约义务和其他对我国有效力的国际法义务。2020年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立法、司法、执法等多个层面发展出了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具体制度，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在我国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中，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国际法发挥作用的路径。
一是构建我国缔约合宪性审查制度。概括而言，国际法是我国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元素，也是我国完善涉外法律制度的重要参考。但具体而言，并非所有国际条约，只有我国选择缔结的条约，才对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关于缔结条约的规定，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缔结条约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之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30条规定：“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缔结或者参加条约和协定，善意履行有关条约和协定规定的义务。国家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该条文应理解为，国家不仅应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缔约程序缔结条约，而且还不得缔结不符合宪法规定的条约。目前，我国缔约合宪性审查机制需要进一步明确，包括审查主体、程序、标准、后果等。
二是拓宽我国涉外立法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外交领事、刑事、民事、经济等许多紧迫领域建立了涉外法律制度。然而，我国涉外法律制度覆盖并不全面。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涉外领域立法。2023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当前，我国在反外国干涉、国际组织的豁免、外国官员的刑事管辖豁免、难民、外国人地位和待遇、极地、航天、国际犯罪等领域都存在法律层面的立法缺失。
三是适当引入国际法咨询制度。由于国际法在涉外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我国可适当引入国际法咨询制度。目前，尽管有不少国家机关在法律的立改废释过程中，会邀请一些国际法专家参与论证，但其覆盖面不够广泛，往往限于一些名称带有“外”字或全文带有“条约”“外国”“国际”等词的法律。实际上，随着国际法调整对象和范畴的不断扩大，有许多看上去并非“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也与我国缔结的条约或对我国有效力的其他国际法有关。狭义的“涉外法”与本国法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此外，由于国际法与我国法律在常用术语等方面存在不同，可能导致一些形式上的争论，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适当引入国际法咨询制度，推动我国涉外法律制度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研究”（19BFX198）阶段性成果】